关于《金锁记》的叙事学研究

《金锁记》呈现多维的叙事学特点,即中国抒情主义叙事传统,西方现实主义叙事传统和中国现代小说话语的参照系统。中国古典美学的艺术性与西方写实主义的真实性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时代主题性对文本叙事的渗入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力量。     

抒情作为"主义"与新文学的自我认同

中国文学拥有独具特色的抒情传统,"五四"新文学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之下,重新发现并激活了抒情传统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生成为中国现代的抒情主义.它既受到了诗言志、诗缘情传统的孕育和影响,也有西方浪漫主义的诱惑和催化,并成为新文学的一种话语方式.当"抒情"成为"主义",感情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一定的挤压,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也遭受到新文学的质疑和批判.新文学的自我表达被纳入西方话语谱系,说明传统"抒情"的路径和意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新文学也存在着自我认同的焦虑和困惑.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论美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

美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是多样化的,大体上西方存在过各种类型的小说当代美国也都有。 纵观西方的短篇小说,自古至今,大约有四种基本的类型,即情节小说,人物小说,意境小说和“反小说”。前两者都是传统小说,而意境小说,是伴随着本世纪2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思潮而兴起的,具有一定的反传统性。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形形式式的实验性的“反小说”,则是明显地有意同传统小说唱对台戏的。值得注意的是,“反小说”的实验虽也算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当代的美国小说创作,却并不象有些喜欢赶时髦的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反小说”一家独兴,而是所有四种小说的基本类型同时并荣,杂然纷陈。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与历史文化典籍运用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经典文本中历史文化典籍的运用与现代小说艺术的形成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思考短篇小说文本的存在样态,通变的问题及相关命题,和西方"互文性"理论与中国古代"通变"思想的关系,是探究二者间关系的理论基础.《大泽乡》通过叙述视角的变化让历史事件进入现代短篇小说;《石碣》利用《水浒传》中的文本空白点敷衍成文;《豹子头林冲》转换了叙述侧重点,使原有的叙事性故事进入现代短篇小说;《菜园》将诗词、文学典故和历史典故熔入文本叙述,使古典诗词和典故进入现代短篇小说;《游园惊梦》通过叙述层次的递进及隐喻手法的运用,形成现代小说中的"形而上质"层.基于以上分析得出一些具有理论价值的看法.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三言”与《十日谈》叙述形式辨析

中西方古典短篇小说在各自民族叙事传统的形成发展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其自身在演变、定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叙述形式,又集中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叙述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效应.如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完善并总结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叙述形态,而卜迦丘的《十日谈》则开创并确立了西方古典短篇小说的话语形式.因此,对中西方古典短篇小说叙述艺术进行比较与研究成为小说叙述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民国武侠小说的早期形态--以民初短篇武侠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年，文学期刊刊发了一批加注“侠情小说”“义侠小说”“技击小说”等各类标签的短篇小说，构成了民国武侠小说的早期形态。这些小说包含翻译小说与原创小说两类。小说翻译家通过他们所翻译的作品，强调了以现代国民意识为核心的侠义精神。一部分原创小说在寻求各类现代道德伦理的建构路径中，体现出与译作近似的价值取向。以“技击小说”为代表，另一部分原创小说则对技击功夫和习武者的自我修炼等方面予以较为充分的表现。这些短篇小说的活跃状态，昭示着现代长篇武侠小说的呼之欲出。     

五四与古典传统叙述资源的隐与显--文革期初版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之叙述资源分析

文革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主要采取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资源,而表面上放弃甚至屏蔽了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传统,但其叙述者隐身抒情、半开放式大团圆结局等叙述手段又与五四小说家引进的现代小说叙述资源有着深刻的同构关系。这种古典传统与现代性资源的结合,可以说是以科学、解放为主旨的现代性被移植在前现代性的古老传统之上的写照。饱受古典传统浸染的人们以为自己走向了“现代”,其实走向的却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清末民初小说形式的演变与外来影响

<正>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小说的传统表现形式是“五四”时期才发生裂变的,在此之前,中国小说仍保持着文言的传奇体和笔记体、白话的章回体和说书体等传统模式.从整体上看,情况确是如此.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从庚子事变到民国初期的十多年时间里,传统小说形式在许多方面已发生了变化,不少作家在创作中注意汲取西方小说的表现技法,从而使中国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是一个中西小说技法交融汇聚、变革创新与固守传统交错混杂的时期.尽管传统的力量还十分强大,但小说界的创新意识却愈来愈浓厚,传统的藩篱开始被打破,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型小说逐渐涌现。这个时期可以称之为中国小说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过渡的阶段,它为“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近代小说中,不管是长篇、中篇还是短篇,都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理论评析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发展是和短篇小说文体理论的成熟同步进行的,本文探讨了现代作家、理论家对现代短篇小说文体的认识。在短篇小说的界定上,出现了“横截面”“单纯感效”“已成性格”几种理论。以此为基础,现代作家对短篇小说的文体特质、短篇小说与其他文体之关系、短篇小说文体的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试图对他们的探讨做一系统的整合、分析和总结,以期进一步加深对现代短篇小说文体观的认识。     

“中国化”的现代派

中国的“新感觉派”曾经被认为是无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消极影响,有着“非中国化”的缺点,受到尖锐的批评。本文试从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与文学深层结构的分析中,说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中国的新感觉派是“中国化”的现代派。     

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做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并形成对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的极大误解和误读。不同的理论需要在对话中丰富与发展,在比较视野下使用“抒情”等概念对中西文学进行某种对照、分析与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也应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充分把握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不应有的误读而偏离其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失误所在,并消解了自身理论的存在。     

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

在五四文学传统视野中的赵树理和张爱玲,赵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对启蒙(救亡)立场的传承;(二)艺术形式方面的民粹立场,则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张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则表现为:(一)基本上排斥和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立场;(二)呈现出一种反“现代”的态势;(三)艺术形式上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新“传奇”体小说。另外在民间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和张爱玲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及其形态得到了呈现。     

论胡适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仅是文学革命的首倡者 ,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文学理论观念 ,而且对诗歌、戏剧、小说的创作均作了大胆的尝试和创造性的实践。相比较而言 ,胡适更大的贡献是在文学理论上。他的文学革命理论 ,不仅包括“诗学革命”理论 ,“戏剧革命”理论 ,而且包括“小说革命”理论。他的“小说革命”的理论观念主要表现在 :肯定了小说的文学正宗地位 ;标举写实主义 ,文学面向人生 ;反对团圆主义 ,提倡新的悲剧观念 ;科学地界定了小说文体 ,规则了短篇小说做法。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开创者之一。     

技术与政治革命的双重变奏——晚清“新小说”兴起的历史机缘

晚清“新小说”于1902年前后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机缘.同治初年西方先进印刷技术进入中国小说的出版市场,虽未对新创小说产生明显推动,但却因传统小说遗留的潜在市场迅速完成了中国小说出版技术的更新换代,对稿源的需求也随之陡然增加.当1898年前后传统小说出版市场饱和以后,出版商面临稿源奇缺的严峻考验.而恰在此时,甲午战争以及庚子事变的相继发生造成了社会政治及文化风尚的巨大转变,翻译小说因西学的强势输入渐为国人所重,为开启民智,社会对创作新型小说亦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梁启超《新小说》的成功示范让正为稿荒发愁的出版商看到了新的生机,一时翕然向风,从而使“新小说”在短期内得以迅速崛起.由此可见,技术与政治变革的偶相交汇构成了晚清“新小说”兴起的重要历史契机.     

晚清小说理论的价值

晚清小说理论在若干重要问题的论述上，表现出对传统的继承，同时又具有时代的特色。晚清的小说理论家站在传统的根基上吸纳西方的理论，为中国的小说理论带入新的空气，为文学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晚清的小说理论鲜明地提出了改良小说的要求。他们对小说的论述，虽未能根本改变“小说为小道”的认识，但却使人们广泛关注小说，使小说成为流行的文学形式     

论林语堂小说人物与文化

30年代，林语堂以小品在国内博得“幽默大师”的名号。出国以后，又以小说在西方“红透半边天”。其小说创作成就虽不如散文小品，但影响却远在散文小品之上。小说代表作《京华烟云》（《瞬息京华》），是作者献给西方的“福音书”，曾畅销欧美，是作者引以“自豪”，认为可以“传世”的杰作。但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在西方与在国内却大不相同。西方人认为“《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是现代的《红楼梦》”①；在国内，则认为它缺乏真实性而并不欣赏。林语堂小说同他的文化论著《生活的艺术》一样，意在向西方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