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治世”的概念、内涵及其影响

“治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追求的最高形态之一。早期“治世”概念道、儒、法、墨诸家并用，后被佛教化用，最终主要成为儒家治国的理念。“治世”的内涵具有一整套理论体系，物阜民丰、户口大蕃、任用君子、德治刑措、重文备武、四夷来朝等是最主要的内涵。“治世”这一概念，还催生出了一系列衍伸内涵，并与之成体系，比如治世之音、治世之礼、治世之文、治世之诗、治世封禅、治世祥瑞。“年号加盛世”的组合概念，古人使用得极少。在典籍之中，盛世主要运用在“唐虞盛世”“三代盛世”等三代时期，“开元盛世”古人称为“开元之治”,鲜有“康乾盛世”的提法，“年号加盛世”的概念多为今人对古代国家物阜民丰状态的概括。作为概念的“盛世”运用多于“治世”可能还要到近代以后。“三代之治”与“贞观之治”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套治世体系：前者是虚构可层累的概念，往往被学人借用为申说自身治国理想的工具；后者实际发生过，是古人艳羡与师法的对象。     

“攘外必先安内”的一个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对中共与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处理实有三个层面，其一，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皆为统一之“障碍”，均欲解决而后快；其二，地方实力派与中共是“内”“外”有别，经历初期优先“安内”轻视“攘外”后，确认“安内”必先“攘外”；其三，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时，对中共寻求政治解决，攘外逐渐成为蒋的政策重心，其政策调整亦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步趋。     

中国古代王朝“中兴”局面的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不仅出现过史家称赞的“大治”局面,而且也出现过“宣王中兴”、“少康中兴”、“昭宣中兴”、“光武中兴”、“元和中兴”、“弘治中兴”、“同治中兴”等“中兴”局面。这些王朝的“复兴”,发生在“大治”盛世之后,面对的是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外族侵扰等内忧外患,为了守住并振兴祖宗开创的基业,“中兴”之主冲决种种羁绊,继承创新,开拓进取,推行“新政”。首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政治制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严格选拔官吏,建立德才兼备、廉洁务实的官僚队伍,确保政治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为王朝“中兴”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其次,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轻徭薄赋,扶贫救灾,调整和改革财政经济政策,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为王朝“中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再次,不断调整与边疆各民族和各民族地方政权关系的政策,屯田备边,加强国防力量,为王朝“中兴”创造了安定和谐的外部环境。这些“中兴”之政策缓和了社会矛盾,平息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恢复了国家实力,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中兴”局面,使王朝由乱到治、由弱变强,促进了王朝的苟延残喘,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释“德”

“德”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德”之本义为目直心正，引伸义为行为端方，后来定型于“品德”、“恩惠”等常用语义。“德”之文化意义及“德治”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个人修养和政治统治等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博弈范式分析研究——基于杜集镇L村实证调查

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基层治理实践的创新，传统“三治融合”转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治理将是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五治融合”下乡村治理体系在于以政治为核心，自治为基础，辅之法治和德治，依托智治为支撑。“五治融合”将在三治结合基础上互嵌为治理博弈场域，而治理博弈下的融合要求乡村治理是属于多方参与者根据互相依赖的利益行事场景。在实践当中，五治融合有效运用到乡村治理是决策治理的变量博弈现象，最终会达到均衡状态，拥有稳健的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治理新体系下的困境。     

《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冲突、背离与超越:“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历史进路

经过三十余年的研究和论证,中国刑事法学界并没有呈现出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认识趋同.相反,基于国家对其在规范和解释上的沉默,至今不但没有形成统一观点,且分歧似有扩大之势.这就需要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以求超越现有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认知,找到“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历史进路.     

汉武帝的“神道”观与“政道”观

在社会实践中,汉武帝刘彻是个比较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在他的心理上,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即将对“神仙之术”的热切追求与对统治政策的重大改变巧妙地揉合到一起,构成了独特的“求神之术”与为政之道。祈求长生不老,可以说是每一位封建帝王的愿望,但象汉武帝那样对“神仙之术”达到痴迷程度的并不多见。表面看来,他对“神仙之术”的痴求是荒诞不经的,如果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他的内心世界来探究,这种心理状态与其改变统治策略的现实行为之间似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政道”观总是通过“神道”观表现了出来,而实质上,“神仙之术”只不过是实现他的统治的神秘外衣。     

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

[提要]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面临以“夷狄”统治“华夏”、以“少数”统治“多数”的现实,为了实现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兼顾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策略,一面反复强调“满洲根本”“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一面又不断强化“满蒙一家”“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的民族观念。在推进“一统中国”的进程中,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多民族“一体论”,从思想文化、用人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诸多方面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治统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满、蒙、汉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汉明帝及其“严切”政治

汉明帝是东汉王朝的第二代君主，或将他与光武帝刘秀并称，誉之为“建武、永平之政”，亦或把他与章帝并论，溢称之为“明章之治”。但从统治方略来看，其实行的“严切”政治，与刘秀的“柔道”和章帝的“宽厚”皆迥然不同，其作用、后果与影响自然也是大相径庭。本文对其即位的历史背景、“严切”政治的基本内容以及产生的后果、影响作了探讨，认为这种唯“严”是用的统治方略，虽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从整体和长远的观点看，则主要是消极的。尤其是对宗室诸王的打击和对知识分子与学术文化的摧残，更是带来了严重后果和深远影响     

代际矛盾下韩国的“老人政治”与“青年政治”探析

韩国正面临愈发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且老龄化和少子化在不断加剧不同年龄层的矛盾，尤其激化了对分配与再分配政策持有较高敏感度的青年层与老年层的代际矛盾。在韩国社会，代际矛盾主要围绕就业和福利政策展开。在代际矛盾不断反复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韩国各党派之间持续进行政治斗争，形成偏向特定世代的政策。由此，不同年龄层的政治理念分歧愈发扩大，代际矛盾进一步加剧。由于老龄化现象在韩国愈发普遍，占据更大人口基数的老年一代享有更多话语权，“老人政治”应运而生，老年群体的福利压倒性超过青年群体的福利，针对青年层不平等的分配与再分配政策愈发凸显。在“老人政治”盛行的背景下，青年群体的诉求与利益得不到保障，产生了需要在政治层面解决世代间不平等问题的想法，最终形成了“青年政治”。在韩国，对现状感到不满的青年群体迫切渴望改变韩国政坛，变革韩国固化的社会结构，在政治参与中作出了新的尝试。     

朱彝尊学术思想析论——以“文以载道”与“道统”说为切入点

清初经学家朱彝尊治经考史遵循“明经”以“求道”，“求道”以“致用”的治学路径。所以，他以宋明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即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义理”体系，指导自身的考据工夫。这种“义理”思索虽然比宋儒“穷理尽性”的形上思辨“低级”得多，但朱彝尊之考据绝非“纯考据”，“文以载道”论与“道统”思想就是这种“义理”探求的产物。朱彝尊以考据见长，又不失“义理”，代表着清初诸儒在“道问学”的考据与“尊德性”的义解之间的一种选择。     

论宋朝以大理国为外藩的原因及其“守内虚外”治策

宋朝在其统治的 32 0年间 ,不仅把社会生产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还实行“守内虚外”的治边政策 ,有效地维持了统治的长期稳定。但也造成了对外军事能力的软弱和对外交往的封闭保守。宋朝视大理国为外藩 ,对发展与大理国的关系持消极的态度 ,既有其历史与现实方面的原因 ,也是宋朝实行“守内虚外”治策的体现。     

“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逻辑关系论析

从“两个务必”的话语论断到“三个务必”的经典论断，二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变”与“不变”的统一。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变”，是依据我们党执政所处时代、执政面临形势、执政回答“考题”等不同问题的创新性发展；“不变”的是二者都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不动摇、更好地保持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本色。全面把握“两个务必”与“三个务必”及其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对于我们党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每事务于宽厚”的汉章帝

“每事务于宽厚”的汉章帝曹金华汉章帝刘但，是东汉第三代继世令主，也是以＊宽厚长者”著称的封建帝王。在他统治时期，曾一反光武、明帝之“严切”政治，实行了“每事务于宽厚”①的政策。虽然其在位仅十三年，但这一政策却对东汉政权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颇有...     

“三明治”教学模式在《形势与政策》 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要想完善研讨式教学法，并进一步推广，必须对其变式进一步研究。“三明治”教学模式是“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重要变式之一，它由“基础知识讲授”、“典型案例讨论”和“科研项目研究”3个环节组成。“三明治”教学模式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过程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实现了师生关系和谐、融洽，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之目的。这种教学模式能充分调动大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其各方面的能力。     

试论“白澳政策”的渊源、演变及其终结

“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联邦１９０１年建立之时出台的极具种族歧视性的移民政策，反映出历史上澳大利亚白人对有色人种所持的偏见与歧视态度。它历经７０余年，对澳大利亚的移民进程和移民问题影响至关重大。这种政策的成困复杂多样，而澳大利亚的历史背境、人口构成、西方文化、政治经济因素乃其关键所在。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人们的价值取向等的变化，“白澳政策”走完了从严厉推行到逐渐开明、从逐渐开明到必然终结的演变过程。最终，澳大利亚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展现出人类文明的进步。     

“理番政策”与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刍议

本文着力论述了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当局的“理番政策”及其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影响。在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过程中 ,日本“理番政策”的手段是剿抚兼施 ,其间根据情势的变化有所侧重 ,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心甘情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 ,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本文认为 ,这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对新的情势的一种调适与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