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几年外来词“ok”“byebye”在我国的广泛应用

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借词。借词又叫外来词。它指的是音和义都借自外来语的词。在吸收外来成份的时候,汉语与别的语言不同,它不喜欢借音,喜欢用汉浯的语素来构词。很多借词都因此由音译词改成意译词。如英语借词“telephone”音详“德律风”。人们不习惯,后改成意译词“电话”。“bank”音译成“版克”,后也意译成“银行”。“microphone”最初音译为“麦克风”,人们觉得别扭,又改成“扩音器”。再如俄语借词“X,Ic6”音译成“裂巴”,人们听到这两个音节,见到这两个字,不知代表啥玩意儿,最后仍意译为“面包”。     

浅论中国佛教徒的“杀戒”

众所周知,佛教产生于文明古国印度,它大约在两千年前正式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佛教对于戒律十分重视,其戒律多而严格。梵文sila,汉文意译作“戒”,音译作“尸罗”,乃防非止恶之义。《大乘义章·卷一》云:“言尸罗者,此名清凉。亦名为戒。三业炎火,焚烧行人。事等如烧,戒能防息,故名清凉。清凉之名,正翻彼也,以能防禁,故名为戒。”     

论满文中的满汉合成词以及形成原因

本文以满文中的满汉合成词——按照满语的方式对引入的汉语词汇进行改造的词为坐标，归纳并列举其存在的四种形式（音译、音译加音节、音译加意译、意译），并结合语言本身因素和社会发展原因以及语用心理影响综合分析其形成原因。     

汉语中英译借词的音译排斥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自给自足”。借词的产生是语言交流的结果 ,借词引进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现代汉语的借词却存在着一种排斥音译转写 ,而乐于接受部分音译或全意译的倾向。这是因为英语和汉语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的。同时 ,音译转写对民族语言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中国英语的词汇层面及其形成方式

目前,英语已发展成为一种国际通用语,它有许多国别变体,中国英语就是其中的一种。中国英语包含着语音、词汇、语法、拼写、句式、语篇及语用等多个层面,而词汇层面是最能反映中国英语特征的一个层面,它涉及到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各种特有事物。中国英语的词汇层面主要是通过音译、意译、音意译结合及省略译等几种方法形成的。     

汉语中英语借词形成之初探

文章从语音、语义、词形角度出发，将汉语中的英语借词分为音译借词、意译借词、音译和意译混合借词、半音半意译借词、音译加表意语素借词、形译借词和字母借词七种，认为汉语中的英语借词总体呈现意译逐渐取代音译的趋势。     

《心经》──一部微型的大乘空宗般若学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称《般若心经》或《心经》，是佛教大乘空宗的经典著作，是从六百卷般老经中提炼而来的精髓。全经共二百六十字，言简义赅，深奥博大，不仅高度概括了卷秩浩繁的六百卷般若经的基本思想，就连大藏经的全部要义也被浓缩了进去，可以说它是一部微型的大乘般若学著作。该经历代汉译有七家，其中以姚秦鸣摩罗什和唐玄类的译本最为著名。而为之注、疏的版本有百家之多，堪称佛教一经多本之最。般若，是梵文的音译，亦译作“波若”、“钵罗若”等，意译为“智慧”、“慧”、“明”等。意译在早期择经时用得多一些，但后来…     

关于语域

语域（register）是指具有某种具体用途的语言变体（variety），它与社会或区域方言（dialect）相对。在一个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里，不同职业、阶层、年龄、性别等等社会因素也存在语言的变体，这就叫做“社会方言”（sociolect）；而同一个言语社区里的每一个人说话也不一样，这种个人变体叫做“个人方言”（idolect），而人们在不同场合使用的语言也不同，这种言语变体就叫做“语域”（register），有时也叫做“风格”（style）。     

排歌似匹布 丝线接着来——壮族排歌的艺术特点

排歌是壮族一种民歌体。它主要流传于凌云、乐业、田林、百色、田阳、田东、巴马等县。本文主要根据在百色地区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就排歌的一些突出的艺术形式特点,提出管窥之见。 一、排歌形式的基本特征 壮语称排歌为“欢排”(音译),意指按一定格式成排地唱的壮族民歌。“欢”的意译是“歌”。“排”字具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按一定次序摆列的歌唱;二是指有一定长度、能独立存在、较为完整的段落。它有可能是一首排歌,也有可能是整首排歌中的一节。     

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论争

明末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与中国士人结合,创译一批术语,确立了意译、音译并举,意译为主的范式,而在意译时又尽力借用汉语古典旧词,以便于中国人理解,这又引起围绕基督教至上神可否译作“上帝”、“天主”的论战,构成长达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的核心内容。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安”可否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判准？——从“女安则为之”谈起

针对“安”是否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判准的讨论,以《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文本为据,从“女安则为之”出发,通过文本解析、“安”的伦理分析、“安”之外的伦理考虑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研究发现,宰我和孔子在“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孔子提出了“女安则为之”,“安”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就在于良心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良心有其主观性以及客观限制,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与其客观价值不相符合,孔子着重伦理教育的重点在于能恰当正确地感受和表达情感,让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能与其客观价值相符合,可见“安”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初步内在判准,但不是“最终”判准或“唯一”判准,仍须尽力合乎客观伦理道德标准,努力培养“正确良心”。     

训诂术语“犹”的释义特点与字典辞书义项的设立

训诂术语＂犹＂的释义特点是＂义隔而通之＂,虽然有少数带＂犹＂的训诂是同义相训,但它本质上是一个为提示随文释义而设立的术语。而目前的一些字典辞书,却以这种训诂资料为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依据来确立义项,因而造成失误。文中举例分析了这类义项,指出,以带术语＂犹＂的训诂资料为主要依据来确立义项要慎重。     

“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的反思与纠偏

根据“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仅当防卫行为造成重伤、死亡结果时,方有可能构成防卫过当。此规则虽可给正当防卫权松绑,却无充分理据。其一,“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的基础,即“重大损害=重大人身损害”之解释无法成立。其二,“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和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相割裂,其无法从相关论者所认同的“二元论”“主观权利说”和“不法侵害人丧失法益需保护性说”中推导出来。其三,“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在刑事政策上会导致私人暴力滥用等负面效果。鉴于以上问题,应重新解释“重大损害”要件：就其范围而言,防卫行为所引起的任何个人法益损害都属“重大损害”中的“损害”;就其程度而言,防卫行为所引起的损害若为刑法所禁止,便是“重大”的。     

“V＋A＋（一）点儿！”与“A＋V＋（一）点儿！”的语义内涵探析

现代汉语常用祈使句“A＋V＋（一）点儿！”（V代表单音节动词,A代表单音节形容词）表示说话者的态度和意愿,句式中的A常为表示数量范畴的形容词“多”和“少”;而其他语义范畴的形容词只能构成“V＋A＋（一）点儿！”的句式,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的语言现象。而且后一种格式都可以转换为前一种格式,前一种格式一般不能转换为后一种格式。从认知语言学和汉语语法化的角度去探究其动因和机制,可以发现祈使句对语境的依赖性使得表达了数量范畴的“多”“少”使用的频率高,范围广,在人们的头脑中有深刻的认知基础,祈使句与数量范畴建立关联后是无标记项,同时“A＋V＋（一）点儿！”的语序结构也是保留了古代汉语中形容词用于动词前直接作状语的用法。     

衍音说平议

学界流行的衍音说由证明应时而作的“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而来。其实,它得不到语言实践的支持,在汉语史上也不可能存在。论者勇于假设,而不能证实,其理论依据与“衍音联绵词”例均靠不住。     

双重理性视阈下近代中国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以“格物”“致知”等形式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格物”可理解为追求工具理性的昌明,“致知”可理解为促使价值理性进入澄明状态。到近代,仁人志士们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多有误读甚至忽略,致使相关变革不够彻底或是失败。基于此,通过深度剖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逻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4个典型历史事件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分析比较法等,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进步的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研究认为,这一理想化的逻辑理路可作如下表述: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格物”,人们可以发现“致良知”和“致真知”等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一旦进入澄明状态,又能够驱动社会发展的“六驾马车”向前发展。对照上述逻辑理路,洋务运动遭遇了双重“水土不服”,仅仅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半架马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遇另外两种“水土不服”,是“无根”的事业。相比之下,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请出“赛先生”和“德先生”,在重拾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新的一页。     

构词图式“X不得”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变异

构词图式"X不得"产生的13个三音词可分为:动副兼类词"怪不得""怨不得""由不得";动词"巴不得""恨不得""见不得"等9个;形容词"了不得"。宏观概括了三音词"X不得"的历时演变过程,重点对学界还未研究或研究较少的"X不得"的语音弱化、词性及语义固化程度、有无相对应的肯定形式、能否作补语、成词时间与形成机制等5个方面展开理论探讨。     

水平井置胶成坝深部液流转向数值模拟

采用水平井置胶成坝深部液流转向技术思路, 应用 ECLIPSE 数值模拟软件, 分别以二层二维、 韵律渐变的五层二维和四注九采复杂五层井网模型为对象, 研究了胶坝位置、 高度、 组合以及措施时间等敏感因素对胶坝改善水驱效果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对于正韵律厚油层, 水平井置胶成坝技术是一种有前景的提高采收率技术; 胶坝位于注采井中部或是靠近油井的地方效果较好; 胶坝的高度越高, 改善水驱效果越好; 多个胶坝组合使用, 并且达到厚油层 40% 以上高度时, 增油效果更加明显; 采取措施时间越早, 改善水驱效果越好, 即使在油井高含水阶段开展措施, 仍可以显著提高油层水驱采收率; 多个胶坝结合使用或与堵水技术相结合, 可以进一步改善开发效果。为高含水油田水平井置胶成坝技术的现场实施提供可行的参考。     

楚简“虖”、“[虎口]”、“[虍壬]”的用法及其形体传承辩证

在楚简文献中,“虖”、“[虎口]”、“[虍壬]”皆既可用作实词,又可用作虚词。用作实词时,三字各不相同;用作虚词时,三字有同有异。“库”、“吝”在楚简之前的文献中即已出现,后世也有传承;而“妻”仅存现于以楚简为主的战国出土文献中。三字在与楚简同时地出现的传世文献中未见,系后世更改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