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考量——基于合法性、合法性基础、执政合法性基础三个维度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的三个合法性基础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历史必然回应.     

史弥远对金政策及其与理学关系之检讨——以嘉定筑城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史弥远当权时期，虽将主和作为对金政策基调，但面对金朝日益严峻的威胁，于嘉定年间在沿边地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兴筑边城运动，不少理学中人也投身其中。由于流传下来的史料多为理学中人撰写，在记载此事上存在着很大的偏向性，易于让人误会这一运动乃理学中人推动下的产物，且以理学中人为主体。筑城运动的产生，一方面可以表明史弥远的对金政策并非单纯“因循苟且”所能涵盖；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弥远与理学中人在诸多分歧背后也有着相互合作的一面，双方并非单纯的对立与斗争。     

论党政官员不当行为对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大都是由于党政官员的不当行为等造成的。而群众的拥护和认同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在社会转型阶段,如果再不以新思维面对这个问题,不仅政治稳定无从谈起,执政合法性也会受到挑战。而解决此问题的重要条件就是要求党政官员观念的转变,并以此促进其执政行为的改变。     

史浩拜相模式的传承与其子史弥远的独相——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二

史弥远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史浩以藩邸旧臣际遇储君而拜相的政治模式.作为景献太子的藩邸臣属,史弥远凭藉东宫之助,在诛韩之变与排击政敌中获得胜利并得以起复拜相.及景献太子死后,史弥远察知有望出任储君的济王竑不利于己,便积极培养贵诚(理宗)以取而代之.理宗即位,史弥远又独相九年,且泽荫惠及子孙,从理宗的优礼、保全、重用等举动中可见.     

党内选举的政治学分析——以政治合法性为视角

党内选举是通过投票的方式实现党内权力授受的程序性行为,是构筑党内合法性的主要方式,是推进党内民主最基本、最直接的方式和途径。在市场经济和世界民主发展的双重背景下,通过党内选举来选择领导人,成为中国执政党巩固合法性基础的必然选择。推进以党内选举为核心的党内民主,有助于实现党内有效的政治整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效预防和遏制腐败现象。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何以可能——“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蕴涵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法理型基础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何以可能——“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蕴涵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     

政治合法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是统治与认同、自愿服从的关系，是政治稳定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各国为了重塑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治稳定，要通过实现绩效统治、规范政治制度、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权力合法性、建立法律合法性、采取协商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执政合法性和科学性视界下的政治竞争机制

提高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是党的整体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目标。政治竞争机制建设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制度保障。我们必须以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科学性为出发点,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竞争机制。根据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侧重点的不同,正确划分选举型政治竞争机制和选拔型政治竞争机制各自的适用范围。在当前县乡层级的选举选拔活动中,我们应当从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的高度正确处理竞争原则与党管干部原则的关系。有关党组织应当改革干部任命制或变相任命制的做法,平等地支持党员干部积极自愿地参与政治竞争,同时坚持基本政治原则,严格保障和规范竞争程序与规则的实行。     

新兴行业行政规制的正当性与界限——基于打车软件行业的现实主义观察

新兴行业基于社会利益需求而产生,在意思自治的法律空间里成长。由于新兴行业冲击原有的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秩序,由此引发行政规制。从打车软件行业行政规制的过程可知,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规制具有内在正当性,但这种规制不可避免具有负外部性,很可能影响乘客整体利益的实现,阻碍社会新兴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因此这种行政规制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基于行政法治思想,新兴行业行政规制应当遵守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规制必须注重法律依据、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手段的合法性,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规制必须平衡考量新兴行业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达成两者平衡,促使新兴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康有为与清末帝制合法性危机

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康有为,"保皇"只是他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策略。而"思想家康有为"则是一个帝制合法性的颠覆者。他与追随者所宣扬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思想一起汇成巨流,彻底荡涤了支撑传统帝制的各种观念体系,使得上述现代政治价值观深入人心,促进了以帝制为象征的政治合法性的革命性转型。     

先秦政治思想中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刍议

政治正当性意指对政治秩序的道德评价,关系到政治统治的稳定性。古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大体上,首先经过殷周之变,西周的政治正当性奠定在了天命论的基础上,统治者有德才能受命于天;其次经由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剧变,儒家的心性论将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进一步落实于个人内心的德性修养上,并以此与天内在相通。先秦时代的政治正当性大体奠定在天、君、民三者的相互关系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洛克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洛克认为,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自然权利是公共权力得以存在的前提。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洛克反对霍布斯把统治者排除在社会契约的订立者之外的观点,认为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当统治者违反契约时,人民就有权废除他,建立新政府。     

从历史资源的汲取谈邓小平对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维护

历史资源是执政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垮一个政党的最好方法是否定它的历史。相反,一个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挖掘自身的辉煌历史以凝聚人民。凡是在历史上犯有重大历史错误的政党,都会给执政资源带来重大的消耗而引发合法性危机。邓小平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并以此为切入点,积极探寻党的执政合法性依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效地维护了党的执政基础,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群众基础视角下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现实挑战与解决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新形势下共产党执政面临现实的挑战.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实现人民利益,完善民主制度、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加强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加强群众路线教育、解决“四风”问题,以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要求,也是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获得民众执政认同即其执政合法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的选择;二是现实政绩。目前,两类合法性的证明方式都遭遇了挑战:历史的选择随时光流逝将会弱化年轻一代对执政合法性的认同;经济增长趋缓对经济政绩形成冲击,部分地方政府及官员对社会问题和矛盾的不当处理、部分干部变质腐败等损害了执政党威信,弱化了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对执政党合法性的认同。共产党要应对挑战,保持和维护执政合法性,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历史叙说的教育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宣传工作能力、教育手段的综合运用能力;二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坚决惩治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共产党执政应以合理法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切实做到依法治国。这样,共产党执政才能形成以法理型合法性为基础,以历史的选择和现实政绩为两翼的执政合法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