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知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价值构建

社会政治文化对公民政治参与有着重大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主体对社会政治的文化认知。政治文化认知不仅是政治主体意识生成的心理基础,而且决定着政治主体的政治态度、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政治主体对政治文化的认知最重要的是对政治角色的认知;然而,不同的政治主体的政治文化认知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来实现的。从政治文化的总体入手,注重分析其中政治认知的层次性及其相互影响与变化,可以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寻找科学的逻辑前提。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培育调研报告

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和保护海洋环境,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支撑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调查分析发现,女性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略高于男性,男性对海洋生态文明的积极认知态度、知识掌握程度、伦理认知理性度、责任意识、消费意识和价值认同感等高于女性,且更愿意通过新媒体渠道获取知识来源,并付诸保护海洋生态文明公益活动。因此,研究性别对海洋文明建设的主要影响,尤其是加强女性在海洋意识方面培育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女性在生态保护中具有较为母性的认同感,但其海洋生态文明意识较之男性仍显不足,沿海地区人们海洋意识的培育对象目标应当集中在女性,需要通过树立理性的价值认同观,提高海洋生态文明意识,为沿海地区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提供支持。     

政治认同的建构：主体与对象之间

政治认同是政治系统得以持续稳定运行的前提,国家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形式。政治认同的建构与形成是认同主体、认同对象及相关因素的“三位一体”互动过程。政治认同主体的社会存性是其基本特质,作为集多种特性于一身的“社会复合体”,政治认同主体具有一定的利益与意义追求,同时兼具理性和非理性特质。政治认同对象是由内（政治价值理念）、中（政治制度规范、政治组织机构）、外（政治行为）三层次构成的“四位一体”结构。政治认同主体从心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政治态度）和实践（政治参与）两个维度,体现着其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状态。     

公民社会生成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向度

现代社会的转型是社会秩序趋向动态稳定与公民权益普遍发展的统一,公民普遍化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合理化的重要特征。在社会转型过程凸显的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体系趋向合理化的伴随产物。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是同一实践过程,亦是治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逻辑向度。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生成有助于理顺国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维度,以及公民社会内含的公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历史的视界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     

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参与的行为机理研究

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以湖北省咸宁市、鄂州市、安陆市、天门市、大冶市、嘉鱼县、沙洋县等市（县）14个乡镇34个行政村的644个农户为调查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农户在农地整治中参与权属调整的行动逻辑遵循“认知→意愿→行为”这一路径形式,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的行为意愿在其认知与行为响应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行为意愿是农户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行动逻辑中必不可少的一环;（2）农户关于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对行为响应仅仅存在微弱作用,权属调整的客观复杂性与风险性使得农户对此保持着极其谨慎的行动态度,农户的行为响应趋于“理性决策”;（3）农户的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行为兼具“自发性”与“诱发性”双重行动逻辑,且在组织支持下产生的“诱发性”行动逻辑占主导地位;（4）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农地权属调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科学精神结构的量化研究

科学精神的结构是科学的内在规定性和研究的内在逻辑。认知主体在探究合乎价值性、合乎目的性、合乎规律性过程中,依据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存在理性的统一。行为表征中的自变量、因变量、中间变量重要性存在可以量化的排序;变量之间的关联性是分析矛盾的依据,通过量化研究,探究认知主体行为的路径依赖和行为逻辑。     

黑格尔心理学思想浅涉

黑格尔是德国理性主义心理学的集大成者。（1）反对经验心理学、面相学和骨相学,强调从过程或形式的视角研究心理活动的本质及其能动性。（2）对人的意识的发展作了深刻的分析,主张用辩证的方法和发展的观点,把心理学的历史考察与逻辑发展联系起来,阐释个体意识（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生成与发展的过程。（3）建构一个完整的心理学思想体系,包括理论精神（直观、表象、思维）、实践精神（实践感觉、冲动和任意、幸福）和自由精神。     

大学治理效能提升的制度变迁逻辑——兼评《法理与学理——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研究》

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大学达至良治与良序的基本遵循。大学治理效能因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危机、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实践的结构功能失衡掣肘而大打折扣。修复大学治理生态、提升治理效能,应当通过利益主体角色的精准定位和认知图式的科学重塑复归大学学术组织属性;应当通过建立健全符合法律法规、体现自身特色的制度体系践行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理性逻辑和法治逻辑;应当通过顶层设计和效益激励整合“强致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     

论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

对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认识的混乱,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实践及制度完善。明确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正确认识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前提。抑损性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政府（流域生态补偿费的征收主体）和受益者（流域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增益性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政府（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和贡献者（为流域生态恢复与改善作出贡献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立法确立政府在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其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协调作用,满足受益者的流域资源开发利用需求,调动贡献者的流域生态保护积极性,建立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良性互动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体系,有助于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资源依赖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微治理的自主性何以生成？——以上海市Y组织为例

我国社会组织对其他主体尤其是政府主体存在资源依赖,这对其自主性有所限制。已有研究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理解和操作化集中于社会组织的财务、人事、组织发展规划等方面,但对其业务活动过程中的自主性讨论较少且与其他方面自主性的区分不够。聚焦Y组织在参与社区微治理过程中的自主性进行研究,发现在面向不同主体时,社会组织谋求自主性的主导逻辑有所不同：因对街道的资源依赖程度较深,Y组织采取“有底线地遵从”策略以管理对街道的资源依赖,并以专业逻辑为主导获得自主性;面对社区相关利益主体时,Y组织采取“操纵式地满足”策略,并以合法性逻辑为主导,拓展其在社区中的自主性。     

环境治理的困局与生态型政府的构建

在实践上,我国环境治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治理难题;在理论上,“吉登斯悖论”的共时性冷漠造成环境治理的宏观困局,“邻避效应”闲环式的理性逻辑带来环境治理的微观困局.因此,迫切需要树立自上而下的生态政治理念,着力以下几个方面构建生态型政府:从加快推动环境治理的法制化进程;增加环境治理的财政投入,创新环境治理制度;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层面的广泛生态政治参与,建立多元协同的环境治理格局等.     

集团主义文化与日本金字塔式垄断体制的沿革

作为日本文化的核心特征,集团主义贯穿于日本社会。无论是战前财阀体制的形成,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文化与制度的剧烈冲突,还是战后财阀"复活"与新型金字塔垄断体制的确立,在日本金字塔垄断资本结构发展延续的历程中,集团主义文化像一只无形的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集团主义文化与日本金字塔式垄断体制的沿革,启示中国在企业制度构建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作用,处理好制度学习引进与本国文化兼容的问题,并根据环境变化努力突破文化的路径阻力,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性发展。     

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的结构化改造

知识经济正改变着企业组织结构化的基础。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的逻辑”将在企业制度结构中得到确认;传统的“层级结构”将改造成“网络化的层级结构”;而作为企业经营“副产品”哟“一元记忆型”企业文化则将被作为人们自觉行为结果的“多元学习型”文化所取代。     

“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兼论“世界公民人格”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内蕴

21世纪的人们所面对并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是一个业已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现代“全球公民社会”,它是对近代以来以“现代性”为理念支撑的“原子式社会”的反思、重构与超越,旨在实现人类实践经验与精神文化观念的全面共享。“全球公民社会”秉持“世界公民”的生存理念观,着眼于“世界公民人格”的养成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化育,表现为一种普世但非同质的价值理想,同时更是一种必要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规范——宪章、规则、目标、机制等。全球公民社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根据,它自身禀赋着多方面独特的功能性特质：一是谋求多极主体实践行为的统一性,建构全球性的协同与合作伦理;二是化解全球自由市场无限扩张与民族国家有限生存之冲突,探寻两者间必要张力生成的可能性空间;三是致力于全球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谋求全球公共秩序与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     

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调查与分析——以陕西省部分高校为例

按照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行为的基本逻辑,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陕西省部分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对生态文明知识虽有所了解,但是还不全面;生态文明意识虽觉醒,但是尚不健全;生态文明行为虽开始养成,但是仍存在缺位。鉴于目前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现状,高校应该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的制度约束和观念引导,营造大学生生态化生存的校园"小生境",全面提升他们的生态文明素养。     

论海洋伦理及其建构

随着海洋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文明开发与管理海洋的海洋实践行为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海洋行为引发的道德关注,将海洋伦理建设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但是,目前学界对海洋伦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形成完整的框架体系和成熟的研究内容。本文以海洋伦理的内涵及建构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人类自身行为造成的一系列海洋环境问题的深刻反思,总结出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在阐明海洋伦理的内涵包括公共行政伦理、公共伦理和生态环境伦理的基础上,从个体、公众和组织三个层面进行海洋伦理意识、海洋伦理制度、海洋伦理社会以及海洋伦理精神四个方面的伦理规范体系建构,为规范人类海洋实践活动探寻自觉、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以期实现海洋生态环境的健康与完整。     

“双界性”法人:我国高校法人滥权的制度特征及治理

我国高校法人滥权具有"双界性"法人滥权的制度特征,这与我国高校以"事业单位法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缺陷有关。法律对"双界性"法人滥权现象必须设置防范机制。虽然存在着公法和私法区分上的困难,但为了从长远确保我国主流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应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及其体系,明确高校法人的公共本性,以公法为约束高等教育法律关系的主法,同时本着私法规则在一定范围内准用于公法人的法律精神,有条件地保留高校民事主体地位及行为能力,以发挥其以收补支、以盈补缺、以市场补公益的正面作用。     

清偿能力测试标准主导公司资本分配规制的解析

清偿能力测试标准是一个与资本维持原则相对称的概念,其旨在以公司满足对其到期债务的清偿能力作为公司资本分配的先决条件。1980年美国《示范公司法》确立该标准对公司资本分配规制的主导地位,而导致这一立法变革的逻辑动因则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内部动因源于该标准对债权人核心关切即公司是否具备对其到期债务清偿能力的精准把握,外部动因则在于资本维持原则对债权人保护的僵化与低效。“资产负债表测试” “衡平清偿能力测试”与“资本充足率测试”构成该标准嵌入公司资本规制体系的三种具体模式,各种模式关注重心明显有别,但又存在着紧密关联。该标准的建构从多维路径优化对公司资本的分配规制,包括规制理念的修正、规制目标的拓展、规制方式的改变、规制程序的转换以及规制缝隙的填补。鉴于中国公司资本规制立法的未来发展,有必要对该标准进行借鉴,建构综合性清偿能力测试模式,同时还应拓补董事信义义务制度、完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以及发展商事估值技术制度,以构建完备的清偿能力测试标准制度体系。     

乡土本位意识的紧张及其缓解——以近年四部乡土叙事作品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创作主体因乡村逐渐被城市化进程裹挟,乡土本位意识呈现出紧张状态。对近年几部有代表性的乡土叙事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这种紧张状态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创作主体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困惑和焦虑;而缓解这种紧张状态最为典型的方式是在作品中强化乡村的生态意义,以"野地"与"城市"作直接对抗。     

企业文化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企业文化的研究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静态研究关注企业文化的概念、内容、结构以及企业文化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动态研究关注企业文化的形成、演化过程和演化的影响因素.要深入研究企业文化,就需要在对企业文化进行静态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企业文化的演化过程.企业文化从内容的同一性和形式的显性化程度出发,可大致归结为四种状态:默契文化状态、离散文化状态、形式文化状态和系统文化状态.在一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会经历不同的企业文化状态,并在企业家思想观念的变化、企业员工素质和需求的改变、企业的发展和企业重大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下,通过自然演化和强制演化两种方式实现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