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时期博多地区与明州间的贸易往来

通过日本博多和中国明州两地开展贸易的相关考古资料,并联系中日文献中有关鸿胪馆、遣唐使、吴之道、市舶司、越州窑青瓷和进出口帐单等记载,开展比较研究,揭示了唐宋时期两地间的贸易往来情况,从而证明:明州与博多分别是我国与日本唐宋时期的重要对外贸易口岸,它们因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等条件,发生过密切的贸易往来,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     

郭沫若与九州博多的文化情缘

对郭沫若来说,日本九州博多10年的留日生活具有多重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日本文化的体验与吸收;二、对他早期文学创作的影响,三、对他思想和心理上的冲击.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具体考察,可以理清日本文化对郭沫若早期文学创作和思想心理方面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深化对郭沫若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     

战后日美两国日本文化论研究的分歧及其意义

在前期的日本文化论研究中,日美两国学者都以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为研究对象,但到了后期,美国学者突然转向日本社会、特别是特殊的结构,而日本学者却死守在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方面。美国学者的研究目的是要揭露日本的特殊结构和贸易保护政策,扩大美国的对日出口,日本学者想通过夸大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来为特殊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寻找合情合理的理由,继续保持对美贸易的不平衡。     

当代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状况及其发展对策

中日贸易关系发展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中日贸易额大幅度增长；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双方的贸易方式多样化。中日贸易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贸易的不平衡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中日双方；日本的贸易壁垒有碍中日贸易的发展；日本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较严；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与其国力极不相称；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商品非价格竞争能力差。发展中日贸易关系的对策：坚持中日贸易“官民并举”、稳步地发展；必须改变中日双方贸易不平衡的状况；增加对日本的制成品的出口；吸引日本企业来中国投资；加强高科技贸易；认真解决中日贸易统计上的技术性问题；中日贸易发展应保持良好的政治基础     

日本的贸易救济制度与中国的对日贸易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实行的是消极的贸易救济制度。日本一方面成为其他国家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对象国,另一方面却几乎不对他国实行贸易救济措施。因此,与中国对欧美贸易有所不同,中国的对日贸易迄今为止受到日本贸易救济制度影响比较小。但是,最近日本对韩国进口的D-RAM实行了反补贴措施,以此为契机,日本开始出现向积极的贸易救济制度转变的动向。这一转变必将对中国的对日贸易产生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加强对策。     

文化贸易理论文献综述

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而文化贸易承载着文化传递的使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1995年以后我国与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成为了世界文化贸易新的五强。但我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逆差,且发展很不均衡。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研究文化贸易问题。目前文化贸易理论还在发展之中,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有关文化贸易的案例研究正在逐渐丰富。     

古代中国货币流入日本的主要途径

１７世纪末期以前，中国货币曾大量流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及货币文化等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古代中国货币流入日本的主要途径略有：朝贡贸易、民间贸易、半官方贸易、中国移民携入、日本留学生带回等。中国货币流入日本，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历时之长，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华夷变态》与清代史料

"唐船风说书"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自其被江户幕府儒官林恕、林凤冈父子汇编为《华夷变态》以来,就被日本学者应用于清初中国史、唐船贸易史及日本对清关系史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因语言和文本解读的困难,至今未能有效开发和利用这份珍贵史料."风说书"作为江户幕府海外情报搜集制度和清日贸易的产物,其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学价值之外,不独对清初中日关系史、中日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对清初政治史以及中国沿海地域社会经济史、航海史研究,甚至日本对外关系史研究来说,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     

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以“博多祇园山笠行事”看日本的节祭与传承

博多祇园山笠行事是日本福冈夏季祭典的代表,更被国家指定为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这个民俗事项在769年的历史传承中,有赖于日本政府、地方组织、普通民众的积极参与和保护。博多祇园山笠行事同时也在当代日本人的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郁达夫与西方文化研究二题

郁达夫,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终其一生,曾受到过多种外国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曾留学日本,漂洋东南亚,受到过日本文化、新马文化、印尼文化等多重文化的影响。从地域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新马文化、印尼文化尽管各呈风采,但却不乏相通之处,中国文化和日     

试论荣西、道元著作对《禅苑清规》的参鉴——兼论南宋禅林清规的越海东传

作为宋代重要的禅仪著作,《禅苑清规》不仅对中国禅文化的表征与内涵起到了形塑作用,而且影响远及日本。日本禅宗临济派初祖荣西的《兴禅护国论》和曹洞派创始人道元的《永平清规》《普劝坐禅仪》等著作,均参鉴了《禅苑清规》的内容。在参鉴方式上,荣西著作以单句引用、要义概述为主,而道元著作则常见大段转写、整条摘录,这种差异缘于不同时代条件下荣西与道元在弘法路径、修禅方式上的不同选择,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宋禅林清规东传日本的历史过程。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探究

探讨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突发历史事件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分析明政府终止宋元以来鼓励航海贸易政策的原因，进而阐明在不同时期海禁政策体系的强化过程，并得出结论。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中国古代海事活动与海权意识

中国拥有广阔海疆,历来就是海洋国家。先秦早有相关活动,沿海一些诸侯国已经具有海权意识之萌芽。秦汉率先确定包括南海在内之海疆,并进行管理巡视。三国时期东吴孙权积极推动海上发现,提倡航海事业。西汉以来开辟之＂海上丝绸之路＂,经唐、宋、元历代继承并发扬光大,对外贸易与造船业等均居世界领先地位。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发展至巅峰,揭开15世纪之＂世界航海世纪＂之序幕。惜乎明清海禁,致使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海上强国,乃有近代饱受欺凌之痛。但是中国仍旧拥有包括南海诸岛在内之神圣主权,不容外人轻易觊觎。     

《备边司誊录》中的清代上海社会与海上贸易——基于史料整理为主的考察

从李氏朝鲜的《备边司誊录》中寻找有关古代上海地区参与东亚海上贸易和其他贸易活动的信息资料,发现上海地区的船商、水手曾是积极的海上商业力量。史料记录了几条贸易路线上的活动信息,一是上海长江口直发日本长崎,二是北洋航线上的贸易活动,三是南洋北洋之间的航线。从《备边司誊录》的官民问答中可以看出不同航行的路程信息。李氏朝鲜备边司对漂流遇难者会给予经济形式的抚恤,构成特殊的贸易形式。     

宋初市舶司"不以为利"辨--兼论宋朝海外贸易收入的变化趋势

南宋著名学者陈傅良对北宋初海外贸易收入的一个判断长期没有受到质疑。他认为宋初朝廷设置市舶司不是为了增加收入 ;在开征进口税的初期 ,政府外贸收入还很少。本文从宋朝外贸收入结构、设置市舶司的政治背景、管理人员组成等方面对此提出了批评。     

中国海洋文学历史发展简论

先秦时期,中国写海之作已陆续问世,海洋文学初露端倪。两汉魏晋南北朝,独立而完整的海洋文学作品逐渐增多,艺术表现力迅速提高。唐宋时期,中国海洋文学已初现繁荣景象,全面反映中国日益发展的海洋活动,题材丰富,诗词的海洋艺术表现已十分完美,创造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海洋审美意象。元明清时期参与海洋文学创作的人群迅速增多,渐趋民间化,作品数量急增,海洋叙事文学得到长足发展。受中国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影响,中国现代海洋文学在继承古代海洋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展现出崭新面貌。     

刘勰与西方古典作家群体编纂理念之比较

刘勰在定林寺编定经藏的经历,使其产生了深刻的编辑思想,这些思想全面反映在《文心雕龙》这部国学经典中。刘勰的编辑思想与西方古典作家群体编纂理念相较,明显克服了西方古典作家群体编纂理念零散、随意的不足,已经形成较为详备的编辑理论体系。同时,刘勰的编辑思想不仅蕴含着西方古典编纂理念中的合理因素,而且更具进步性和科学性。刘勰的编辑理论对编辑学学科建设及高校学报编辑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明代中日朝贡贸易探析

自秦汉以来,中日就相互之间就有了各种往来。从历史发展上看,隋唐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宗教文化方面,明代的中日交流则主要是在经济贸易方面,且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且主要以日本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勘合贸易形式进行。这种朝贡贸易虽然促进了中日双方文化交流,但日本获益更大,明廷虽然通过这种贸易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东南沿海的侵乱威胁,满足了“天朝上国”的虚荣心理,但不计经济效益的赏赐却加重了国力负担,激发了国内矛盾。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