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漱溟的中西古今观

在“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上,梁漱溟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当时的西化派的。当然,梁漱溟在某种意义上也承认中西文化之同,并以此为立论的出发。他阐述了中西之同两方面：共时方面的文化三层说和历时方面的文化三期说。实际上,梁漱溟所认可的,只是中西不能相提并论,一古一今不能等量齐观。其实,在中西之别和古今之异中,梁漱溟更强调的是中西之别,古今之异根于中西之别。因此,有些中西之别是古今之异,有些则不是,关键要看它在哪一个层面上来说。所以,中西古今不能一概而观,文化的不同既有中西之异,又有古今之别;中西之异比古今之别更为根本。或许正如梁漱溟所言,我们所需要的思想,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情感、一种意志。     

再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需要考察整个西方哲学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它在这一建制中的独特展开方式,以便通过考察的具体化而将理解进一步引向深入。这一考察包括：形而上学是什么,“超越”问题,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中的四重区分,作为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以及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等问题。在没有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之分割—对立的地方,也就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不起作用或无从起作用的地方,才是中国哲学在其中活动和展开的那个境域。由此而来的分野从源头的实质上标志着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正是此种差别在决定性的大端上规定着中西哲学不同的性质、构造与走向。     

社区研究中的田野精神——以费孝通早期实地研究为例

费孝通的早期社会思想中蕴含着值得今天社区研究借鉴的“田野精神”。费孝通在刚踏入社会学界时就坚持进入实地、求得真知的学术旨趣,在田野调查中重视“活”的社会文化,他还坚持保护社会、肩负为救中国而研究的使命感。在实地研究中,他与被研究者之间构建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即坦诚相对,具体包括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两方面意涵。这一调查关系,易祛除研究者的“我执”,增进对社会的科学认识。费孝通还得出了社会研究中一种文化上的设身处地的观点,这便是“体悉欣赏”,从而建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平等、互相尊重的文化关系,可见费孝通很早就走出了文野之别。其田野调查的理论基础是马林诺斯基的功能论和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他在实地研究中有机融合了二者,并提供了一种整全的定性研究方法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的早期思考——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

顾颉刚与费孝通是中国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两座学术高峰,但关于二人之间关系,惜乎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笔者以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入手,基于《顾颉刚日记》对论争前后顾颉刚与费孝通交往的记载,考察二人关系,试图以“人生史”的视角重建顾颉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通过梳理《顾颉刚日记》中有关费孝通与顾颉刚私下交往的记载,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现场,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面临民族危难,顾颉刚深感急需凝聚国民精神以共赴国难,时势驱使他完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建构,这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土家国情怀。面对复杂时势,费孝通也选择以国家情怀为上。此次论争很可能是二人默契配合的结果,也即一种基于国家大义的“善意的共谋”,堪为构建“中华民族”观念的早期思考之一,不但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初的身影,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全球化与“文化自觉”及其教育

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策略中 ,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公民应该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至关重要。一“文化自觉”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近年来在多篇文章和多次讲话中提出的一个理念。依我理解 ,这一理念的内涵是 :第一 ,费孝通先生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本身已经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经济全球化绝不是单一的经济层面的全球化过程 ,它同时是一个文化全球化、政治意识形态也会产生强大的辐射力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人文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交融的时代。第二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     

费孝通的学术价值观

费孝通一生经历坎坷,他从事学术研究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价值观.首先我们说费孝通继承和发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他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一员,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把个人的命运熔铸在杜会和国家的命运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用其所学得的知识为人类服务,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学术价值观的核心,他“弃医从社”立志“为万民造福”.他不断探寻农民致富的途径,概括总结农民群众的创造经验,将“富民”思想落到实处.费孝通宏图大略的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他对“全国一盘棋”格局的设想,二是表现在他对文化世界多元一体的瞻望.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现代探讨与运用

著名学者费孝通曾于20世纪80年代盛赞梁漱溟为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说，“正是从梁先生的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在笔者看来，梁漱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致力于社会实践……     

中西差别与"现代化范式"的反思

邓正来教授的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法学发展的现状,有力地揭示了其中所存在的根本困境。笔者认为,邓教授的论文实际上反思的是如何认识困扰中国一百多年的“中西差别”问题。由于没有注意到构成性限定词与归属性限定词的区分,邓教授不经意地把“西方现代化”等同为了“现代化”,这容易让人对他真正论点产生误解。此外,笔者表明,邓教授对范式的使用与库恩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并且没有为他的用法提供充足的理由。邓文中的这两个问题都有可能使我们对“中西差别”的认识产生误解,因此,文章的结论是:“现代化范式”并不适合用来概括中国法学困境的根本原因。     

"差序格局"的拓展性理解——行动单位的视角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表述,成为描述"乡土本色"的关键词。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差序格局所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由此,对差序格局进行再解释,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关注点。学界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在于,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并在此过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关系等视角,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毋庸置疑,这些理解,未能在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力图使差序格局概念的"普世化"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远没有达到把握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目的,差序格局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从而使之成为具有足够强的解释力的普世性的概念。这三篇论文在领会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度理解,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个研究路径出发,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以行动单位的视角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不仅继承了差序格局所内含的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视野,而且,更进一步,从"乡土中国"时代的中西比较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比较;行动单位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对差序格局概念下的乡土中国的想像,而且,还在村庄研究的论域中,结合了村庄结构与村庄关系的分析;而对于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的个案素描,则是对行动单位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展示,并揭示出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     

从“文”到“人”：费孝通社会学思想转向的关键——兼谈费孝通对潘光旦的“人的科学”的继承和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关注有一个重大转向，那就是从“生态”到“心态”的转变。他的研究从早年偏重“文”,到晚年兼顾“文”和“人”,甚至偏向“人”,力图克服“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社会学范式的弊病。他提出的“文化自觉”以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对当下的社会学发展有重要意义。费孝通学术研究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潘光旦思想的影响。他早年强调社会文化对人的形塑作用，而对人适应社会和改变社会的能力缺乏自觉的关怀。对此，潘光旦曾在1946年有过委婉提醒。但是，费孝通的正式回应是在1994年。费孝通提出社会学要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究，并在既有的实证方法之外去寻找新的方法。据此，他提出了直觉方法，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及其格局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潘光旦20世纪40年代倡导的人的科学的一个具体化和深入的发展。     

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

费孝通教授在 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 ,首次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十分契合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本质的概念。尽管许多年过去了 ,但“差序格局”仍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本文着重论述了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 ,中国农村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的扩大与内涵的变化 ,并进而用“差序格局理性化”来概括当代中国农村社区中所发生的变化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趋势。     

从中西思维差异谈美学的研究态度

重“理论”与重“实用”体现了中西传统思维差异的一个方面,这一差异使中西学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同时也证实了理论学科强大的生命力。对这一差异及其产生的结果的研究为美学发展应采取的学术态度提供了借鉴。     

探寻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肌理——龚鹏程《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读后

自西力东侵以来,中国知识界便开始不断以西方社会为镜,发出我是谁之类的根本性追问,提出了种种关于中国社会内在肌理及社会文化构成原理的理论命题。如梁漱溟认为中西之别不是古今之别,而是不同的文明类型,并据此提出了文化三路向、伦理本位等理论命题。海外华裔学者黄仁宇也大体持类似的看法,认为中国与西方,一个是飞禽,一个是走兽,二者的构成原理是根本不同的。而     

“江湖”: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视窗——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内涵

江湖是熟人社会以外混沌、非透明、乏规则的互动空间。在这种互动空间里,形成了历时性的江湖传统。它在组织模式上体现为模拟血缘关系的异姓结拜和结盟拜会,在价值模式上体现为等差有序、内外有别的义气。江湖传统表面上看主要存在于下层群体当中,实际上深嵌于常态文化体系之内。江湖作为一个独特的视窗,在中西学者熟悉的儒教中国、帝制中国、乡土中国等局部意象之外,提供了一个关于传统中国的整合性框架,即江湖中国。由此,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立体特征能够得到完整呈现。基层的乡土社区层面,呈现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特征,顶端的庙堂层面同样如此。而介于乡土社区与庙堂之间的混沌江湖,仍旧要援引熟人世界的结构模型,同样讲究差序之别。这种一般社会层面的事实证据表明,差序格局概念确实具有立体社会结构内涵。     

差序格局的结构及其制度关联性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是建立在中国本土社会资源基础上的,但却经常被简化为帕森斯的模式变量来使用,这一化约主义的误区主要在于缺乏对差序格局概念学理方面的分析,模糊了中西方的空间差异,纠正这一错误的关键在于从社会结构方面对这一概念作重新解读。     

论中西女性写作审美主体的支配性

从中西司空见惯的、约定俗成的两大美学范畴“意境”说和“典型”说 ,从中西文化思维碰撞中的审美主体支配性因素在女性写作中的表现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中西审美思维的可比性中“同中之异”何在这一学界争议不休的问题。比较弗吉尼亚·伍尔夫与丁玲、狄金森与冰心的审美创作个性 ,我们即能看出中西女性审美的“典型”与“意境”的主导倾向 ,看出审美主体的支配性如何作用于不同文化语符信仰中的作家。     

论差序格局

本文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开始,指出他是在生活和文化这两个层次上论述了差序格局,但他对生活层次差序格局的描述过于简单,致使他的论述缺乏一个牢固的基础。因此,本文依据作者的乡土生活经验对生活层次的差序格局进行了更具体深入的描述,描述了它的结构、具体运作过程、运作原则并分析了它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也重新分析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区别,从而扩展更新了费孝通的这一概念。     

一个辩证的社会存在——试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

本文是笔者对我们当前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初步理论反思。文中在考察了一些不同的理解后 ,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 ,分别就“当前格局”和“未来走向”两个侧面去理解这个阶段之历史定位。在“当前格局”方面 ,笔者就“资本主义时代的”、“非资本主义方式”、“实践探索”这三大层面进行理论考察 :在“未来走向”方面 ,笔者也力图就世界整体格局中“发达国家的实际走势”和“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容易陷入的观念误区”两个维度 ,寻找判断未来发展形势的若干参照点 ,认为近期走向是资本作用的扩大而不是资本作用的萎缩 ,远期走向则是资本关系的扬弃而不是资本关系的复归     

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模式综述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 ,近几年来得到很多人的关注 ,并形成了不少理论模式。国外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模式主要有 :网络结构论、嵌入性理论、社会资源论等 ;国内也有费孝通的“差序格局”、黄国光的“人情面子”等     

“截断众流”与“中西互释”——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讨论

在近百年间被归于中国哲学这个大题目下的研究内容中间,存在两个可称为“截断众流”和“中西互释”普遍方法,但相关的学者在运用的当中却缺乏针对它们的清晰论说与系统反思,本文就希望较全面澄清这两方面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前一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哲学史前史的认识：一个动态的思维变迁过程并不等于一幅静态的社会历史图景,如果希望完成一部完整的学术史,现在有必要为中国哲学添补一段“史前史”而不是求助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决定论,但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来讲却仍困难重重。至于第二个问题因关涉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显得更加重要,至今为止的种种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阐述都缺乏可靠依据,我们不能保证已经获得了贯通中西学术的统一标准,比照佛学入中土时所经历的“格义”过程,也许会对我们理解现在西方哲学的传入有所帮助,我们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取得足够的谈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话语,或另辟蹊径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国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