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对刘宗周思想的衡定——以“归显于密”为中心的检讨

当代新儒家的牟宗三以“归显于密”衡定明儒刘宗周（1578-1645）的思想。这里检讨其说,认为第一步归显于密之“摄知归意”或可引生意知回环互说以致显密混淆的问题。吾人或可补充之以“从已发归于未发”之说,使其意义得以确定。至于第二步归显于密,牟宗三以“以心著性”来规定之。吾人则认为“以心著性”可有歧义。“以心著性”实可有“尽心成性”及“尽心即性”之二解。刘宗周之所谓心形著性,应该是在把性体之外在客观义和形式义简别开之前提下去理解,方得还原其心性论之真实。在此意义下,刘宗周的思想便应是一“尽心即性”而非“尽心成性”之系统,而可以归属广义的王学。     

刘宗周《周易古文钞·易赞》释义

刘宗周《易赞》是其《周易古文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理论纲领,全文由11个篇章组成,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点:上天之载,坤以法效;一齐俱到,浑无后先;一气周流,《易》有逆数;体用一源,各正性命;一心是矣,百司为神。这五点概括起来就是:天道阳主阴辅,阳为太极,化生为两仪、四象。太极、两仪、四象并非前后生成关系,而是一齐俱到,呈现出共时性的生生之道。究其原因,在于《易》有逆数,一气流转,无往不复,生生不息。天道元亨利贞,人心亦然。上天赋予人以至善之性,即为本体,此本体之性因心而明,所以,本体即是工夫。换言之,即心即性,即体即用。所谓体用一源,各正性命,即要求人心一念未开之际,以理制欲。如此即是懂得吉凶悔吝之道,从而迁善改过,入于圣域。     

许衡理学心性论探析

心性问题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许衡以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讲“明德”之本性,以存养、持敬讲变化之气质,以心统性情的结构来诠释心与性、情的关系,提出以仁为体、以知觉为用,在继承、吸收、综合和改造宋代理学各派心性论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论思想,为理学心性论及元代程朱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论阳明心学中的“未发之中”概念

已发与未发的关系问题是宋明儒学所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派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另一派则以心之静为未发，心之动为已发。但这两种理解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内在的困难。直到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提出，以良知即体即用，才把本体与工夫“一齐收摄”，较圆满地解决了未发与已发的关系问题，使心、性与情三者的关系得以安排妥贴。     

论刘宗周的唯意志论——兼论阳明心学的终结

以“慎独”为刘宗周学说的宗旨 ,为一些学者所公认。1 其实 ,“慎独”只是刘宗周中年的见解 ,其晚年已以“诚意”为核心。如其子刘氵勺所说 :“先君子之学。学圣人之诚者 ,始致力于主敬 ,中操功于慎独 ,而晚归本于诚意。”(《刘子全书》卷四十《先君蕺山先生年谱》,下引该书只注卷数与篇名 )刘氵勺在父亲在世时 ,随侍左右 ,在父亲去世后 ,筑起小楼 ,整理遗稿。对刘宗周思想演变之脉胳 ,刘氵勺自是一清二楚的。刘宗周早年从许孚远游学。许孚远受程朱理学影响甚深 ,因而刘宗周未形成一个思想体系 ,基本上在“主敬”里打转。 48岁那年 ,刘宗周…     

朱熹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以体用一源思想为视角

朱熹继承和发扬周敦颐、二程体用一源思想,既突出体用的同源与无间,又强调体用的不同,并将其贯穿于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之中。一方面,他分别体用释仁,强调仁是体,其逻辑理路为：性是未发,仁是性,仁是未发,未发为体,仁是体;情是已发,爱是情,爱是已发,已发为用,爱是用。仁作为体,与为用之爱层次有别。另一方面,他强调仁兼体用,突出仁之体用不离,“全德之仁”统体用,“专言”之仁兼体用。朱熹以体用一源思想进行仁的体用诠释,既驳斥了二氏“体用殊绝”之截然两分体用的思想,警惕了其不良影响,也对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回应,彰显出坚定的儒学立场和现实关怀,推动了理学的全面建构。     

朱熹“太极”、“天地之心”、“仁”范畴同异辨

朱熹理学中,确实存在着一个由最高层次的本体范畴构成的横向范畴系列,这便是“太极”、“天地之心”、“仁”、“道”、“体”等。这个范畴系列赋予了最高本体“天理”多方面属性与丰富的内涵,使理学本体论不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比过去更加完备、严密,更富于思辨色彩。对于“道”,“体”与“理”的关系,过去学者论述已详,本文不再赘     

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论和涵养察识的修养方法

心统性情是朱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宇宙观和认识论相互渗透的新思想。朱熹心统性情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心体流行的“中和旧说”;思虑未萌为未发,思虑已萌为已发的“中和新说”;《太极图说解》、《仁说》和心主性情理论的系统化;朱陆之辨、“理在气先”与“心统性情”。     

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     

心学与理学在现代的分歧

从陆九渊与朱熹的分歧开始,心学与理学的纷争就没停息过,并在现代学术发展中延续着。冯友兰以“底”和“的”的区分来标志真际和实际,认为有真际的宇宙之心,而没有实际的宇宙之心,这就把心学问题变成了一个逻辑问题;熊十力则想要以性智统量智,在证会本体的基础上建立科学,这是以心学统理学。现代人对心学与理学的理解不可偏颇,心学挺立主体、提倡自由,理学注重文化、倡导实践,二者相互需要。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元代文人刘诜的文论思想

元代庐陵文人刘诜的文学成就突出,其文论思想很具个性特色。刘诜提倡学古,又讲求新变,其个性追求中有文学求真的精神。他讲求“心”性与“道”“理”结合,这又要求文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追求“清”“和”的美学理想,他所说的“清气”“和气”具有特殊内涵,是内奇杰而外清和。刘诜的个性求真和对文学精品的追求,最后还是回归和落实到在素朴幽奇之境中所进行的个体心灵体悟和感味。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关于丘长孺的考辨

明代袁宗道说:“长孺非游闲公子,其胸中磊块甚,姑托游闲以耗磨之。”袁宏道说:“若长孺死,东南风雅尽矣!”其妻说:“吾夫风流命世,儒雅超群……留千百载文章,声价濡毫伸纸,与祝枝山文征明齐芳。”李贽也称赞他是“麟凤芝兰”。他勤于著述,却著而不署。他就是“廿公”、“笑笑生”——一位反道学的斗士邱长孺。      

孤山智圆净土思想之天台教义探赜

孤山智圆是北宋天台宗山外派的著名学僧,也是宋代倡导儒佛互融的代表性人物。智圆一生致力于天台三观,同时又“刻心净土”,力求以天台宗圆教的“心性”论统摄净土法门的“唯心净土”,又以“心性”为诸法之体来消解净秽二土之别。智圆不仅是“唯心净土”论者,也是“实在净土”的坚定信仰者,其净土思想具有鲜明的“唯心净土”和“实在净土”两重性。     

“传移模写”的思想实质

“传移模写”与刘绍祖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刘绍祖而言,“移画”仅仅表示他有能够超出一般画家的精密细致的描写能力.“传移模写”和临摹没有联系.“传移模写”以自然为粉本,“传移”强调创造性,“模写”强调细致的描写.张彦远提出“传移模写,画之末事”应当在他所提及的语境中去理解,从张彦远批评当代艺术家绘画只顾及形似、色彩,而失其笔法,没有气韵以及艺术家轻率的创作态度看,“末事”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它与“经营位置,画之总要”一样,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移模写”要求绘画应该包含形、色、笔法,甚至气韵,它是对画家提出的高标准.张彦远和谢赫都对他这种画风提出了批评.     

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唐代至宋代道统说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这主要和韩愈提出的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理路有关。如果说宋初之前学者主要是倡导“不绝其传”的话,自二程至朱熹则奠定了道统“不得其传”的一面。如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均还是以“不绝其传”为依据建构儒家道统谱系的,皆以道统后继者自任。至理学兴起,程颐等开始倡导道统“不得其传”说,道统上接孟子,度越汉唐,以孟子传道者自任。至朱陆争胜门户,朱熹方奠定了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究其源,最初韩愈认为孟子后儒道“不绝其传”——韩愈对荀子、扬雄等都非常重视,时人曾以韩愈比附扬雄,改为“不得其传”后,一字之别,造成了不同的阐释理路。     

略论钟嵘《诗品》的“自然英旨”观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一种以“自然”为核心而展开的重要文学思想，即“自然”论文学观，这一文论系统体现在魏晋六朝《文心雕龙》、《诗品》两部鸿篇巨制中。其中，钟嵘及其《诗品》在诗歌理论上确立了“自然英旨”的审美标准，批判诗歌创作热衷“用事”、讲究“声病”之风，提倡“即是即目”的“直寻”创作方法，崇尚“自然”而不废文采。其理论取向与刘勰颇为一致，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     

“地方”与“自然”——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刘亮程散文

自然存在于特定时空,自然书写因此被烙印上地域色彩,“地域”成为一种解读路径。人文地理学的“地方”理论强调地方体验的主观性和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为重新观照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提供方法。由此出发考察刘亮程的散文,从《一个人的村庄》到《在新疆》,从大漠深处的村庄黄沙梁到整片新疆大地,刘亮程的创作始终植根于特定的地理空间。生长于黄沙梁时,刘亮程处于地方内部,而当他走出此地,作为异乡人面对新疆的其他地方时,带着融入的渴望却感到旁观的隔膜。人地关系的变化牵动着刘亮程认知新疆大地时情感和思想的变化,最终促成刘亮程自然书写模式的转换。刘亮程的自然书写从日常生活经验的私人絮语变为为自然声张的生态代言,在黄沙梁自童年积累起来的人与自然的亲密情谊变为生态危机下的伦理责任,旧的自然书写模式式微,新的模式取而代之。     

天人合一,至乐无乐——论庄子审美的生态智慧

庄子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其思想动因最初是为了超越时代的恶。要超越时代的恶,人道应以天道为据,自然无为。为此庄子提出了证道的境界——“天人合一、至乐无乐”,这是庄子生态智慧的核心思想。“自然”是理解它的关键,审美是其特色。在庄子的生态智慧中,他展示了一种不断追求境界超越的生存格调和人与自然亲和的生活方式。     

中国历代吴康斋研究综述(1460-2010)

明代学者多从光明人格和学术地位的视角对吴康斋进行评价,如晚明最后大儒刘宗周赞康斋"独得圣贤之心精"、"醇乎醇云",奠定康斋在明代思想史中重要地位;清代学者多从教化层面评价康斋,如《四库总目提要》编者认为康斋开出余干和新会两大学派,雷鋐以"百世师"赞其教化,指出康斋对明代教育风气净化的开先作用;近现代内地学者多从明代心学史的早期启蒙地位评价康斋,如蒙培元认为康斋是明代心学的直接发端者,唐宇元突出康斋对王学产生的催生作用,步近智、张安奇肯定其对明代朱学到心学转变的促进意义;海外学者对吴康斋在明代学术史的学术地位评价颇高,如钟彩钧认为康斋是明代理学的开山人物。综观550来历代学者对吴康斋著作的研究,认为他具有开明代学术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其对心学的体悟和践履开启明代心学之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