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方言清入字的归派及其与北京话的比较研究

入声的变化是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声调演变的重要表现之一,入声字的归调也是汉语方言分区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入声字的归派是各地方言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在东北官话研究中尤为重要。东北官话入声字尤其是清入字的归调问题至今还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东北官话清入字的归派与北京话清入字归派的异同,也是学界长期关注而一直悬而未解的问题。以黑龙江方言为个案,系统考察清入字在黑龙江方言中的具体归派情况结果显示,东北官话清入字归派与北京话清入字归派的差别不能以派入字数多少为比较标准,而应该以两种方言各调类差别字的数量与总数量之比作为比较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两种方言清入字归派差别最大的是阳平,其次才是上声。黑龙江方言与北京话上声、去声两调归派的差别,主要因为明代江淮官话的迁入扰乱了北京话派入上声的进程而产生了二次归派,在二次归派中,部分北京话受江淮官话影响派入去声,而在黑龙江方言中仍然保留上声;阴平、阳平两调的差别,一部分也与此事件有关,表现为北京话中一些读阴平、阳平的字,黑龙江方言中读上声或去声,保留更早的层次。另外,阴平、阳平的差别也与两种方言与河北等方言的不同接触有关。两种方言清入字归派比较的结果支持...     

从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看“南京”、“南京话”问题

以日本汉语教育史为依据推断出南京官话的地位在清朝晚期才被北京话取代的说法,值得怀疑。这一说法主要是源于三个误解:首先,在江户时代,日本教的汉语(唐话)只有南京官话一种;其次,把江户时代所谓的"南京"当做现在所说的南京;第三,19世纪后期(清朝晚期),日本朝野的汉语教学几乎同时由南京话教育转变为北京话教育。根据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来看,从江户时代一直到明治时代初期在教了"南京话"、"南京官话"之后日本汉语教学转换为北京话教育,是事实,但是并不能据此证实南京官话在清代占有标准地位,一直到清朝晚期才被北京音取代的说法是正确的。     

东北方言中的熟语(之三)

经北京大学教授林焘先生的界定，北京话和东北话都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京官话一部分。东北方言作为北京官话的一支，对其进行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展示东北方言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可以为北京话研究提供资料，促进对北京官话的整体研究。本文分条描述东北方言的熟语，为行文简洁、直观，只要汉字与方言词语音形式相同，就同音替代，除了特殊之处外，不再标音。斜线／后为可替用词语；括号（）内的词为可用词语。T掏心窝子极其诚恳，不做任何隐藏。说句～的话，你就是真到那个地步，我也就真帮不上忙儿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经常见面…     

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口语课本的编写特点

文中考察了日本明治时期的三百多部北京官话口语课本，认为从编写特点上看，应该分为三个时期：沿用唐通事时期的南京官话课本；参照《语言自迩集》编写的北京官话课本；独立编撰的北京官话课本。文章认为三个时期的北京官话口语课本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就文献的语言学价值来说，独立编撰的北京官话口语课本所使用的语言最具有实用性、时效性。     

《合并字学篇韵便览》音系性质发覆——以《合并字学集韵》为中心

《合并字学篇韵便览》的主体部分是以一定的规则对“旧韵图”和“旧《篇》《韵》”进行合并而形成的。“合并”是此书的灵魂和主旋律。张元善、徐孝二人在制定音韵部分的合并规则时,主要依据的是当时“以北京-河北地区方言为主的北方话”的实际语音。在按规则合并的基础上,他们又对部分特殊小韵和韵字进行了一些调整。时至今日,《篇韵便览》以明末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说法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然而无论从整体结构上看,还是从对部分特殊小韵和韵字的处理方式上看,均不宜将其所依据的基础方言限定在明末北京话的范围之内。     

汤阴话入声字的分布及其演变——兼论河南方言的划分

入声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北方方言中的入声,虽然覆盖面较广,从山西、河北、河南,向东南绵延到江淮,向西南延伸到四川、云南,但由于分布零散,入声问题并未引起特殊的重视。最近,由于“晋语”独立的问题,使北方方言的入声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李荣先生1985年在《方言》第一期上发表了《官话方言的分区》一文,主张将“晋语”从北方方言中单独划出,将其余部分划为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北方官话、兰银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和江淮官话等七个官话区。在同年《方言》第三期上,贺巍先生发表了《河南山东皖北苏北的官话》,着重论述了这一地区的官话区的划分标准,使这个问题又深入了一步。 笔者曾在前年和去年分别调查了汤阴县和沈丘县的方言,重点调查了汤阴话和沈丘话入     

作为书面语的晚清报刊白话文

作为现代白话文的前身,晚清白话文值得重视。尤其是二百多种白话报刊,在晚清启蒙思潮中,已然成为对社会大众最具影响力的白话读物。经由文言/白话、官话/其他方言、官话/模拟官话的抽样报刊文本比对,可以发现,由于方言的局限性,希望以官话统一全国白话文的努力于是成为晚清白话文的主流。不过,官话更接近日常口语,无法容纳新名词;同时,官话也仍然是一种方言,其中一些地域性的词汇并不具备通行全国的质素。因此,现代白话文还需从夹杂大量新名词的梁启超的"新文体"中有所借鉴,而从晚清的官话到日后的普通话书写,也需要经过词汇的选择和提炼。     

泰西、海东文献所见洪武韵以及明清官话

15至18世纪,朝鲜、日本以及西方的汉语学家在编纂汉语辞书时,对洪武韵都采取了尊而不依,敬而不从的策略,他们除对当时的汉语官话作了文字描述以外,还分别用谚文字母、假名和罗马字标注了他们各自所认知的汉字官话正音,为我们今天研究明清官话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这些资料可知,自洪武韵问世至18世纪中叶,官话一直以南京音为则,然而,由于朝廷移都北京,使得官话逐渐受北音影响,分离出两个语音标准.一个仍以南京音为基础,而另一个以北京音为基准.南京音正统,北京音则通行于朝廷.     

晚清驻外使臣的群体构成与知识结构

甲午战前晚清使臣群体的知识结构以中学为主,与近代型的外交专业人才有着很大差距。甲午战后,这种状况则有所变化,他们的专业知识色彩日益鲜明,逐步以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形成一个有别于中国国内官员的群体。中国传统官员以通才为特征,而近代西方国家官员却以专才为特征,晚清驻外使臣知识结构的变化正显示了中国官员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趋势。     

明朝中后期的晋籍官员

朱明王朝是靠农民起义从江南起家的。因而在明政权建立初期,统治集团自然是江淮地区的人为多,山西人在朝廷中做官的廖若晨星。但到明代中后期,晋籍官员大量崛起,如同群星闪烁般地活跃在政坛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略述明中后期晋籍官员的概况。晋籍官员的职位及其地域分布     

黑龙江方言带后缀“乎”“拉”的双音谓词

§0 引言 黑龙江位于我国的东北部,由于居民来源等历史原因,其方言与北京话非常接近,著名语言学家林焘先生据此,并根据音韵结构、调类系统和凋值的基本一致等语言特征,将包括黑龙江在内的东北三省的绝大部分地区(辽宁南部、千山半岛及吉林南部的通化一带除外)、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赤峰、林西、满洲里以东、以南地区)、北京的绝大部分地区和承德,划分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京官话区。其实不止语音系统,在     

从北京的人文背景中看北京话的发展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在汉语的诸多方言中,北京话只是其中的一支,但却是最具有语言学研究价值的一支。由于近数百年来北京所处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地位,不言而喻,北京话作为一种地区方言,有着其他方言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中国的“普通话”,与北京方言的关系要远远超过与其他任何一种方言的关系。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北京话的研究。 研究北京话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是因为过去专门研究北京话的人不多,有许多问题还从来没有人探讨过,也不仅仅是因为对北京方言形成的历史尚无定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对北京话的研究,对北京方言发展史的探讨,都不能不顾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北京社会史和文化史。因而笔者试图从历史、文化、社会和语言相结合的观点出发,把北京话视为一个流动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力求发见新的能够真实反映这一过程的有代表性的环节。     

元明清对华北水利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对畿辅水土性质的争论为中心

元明清时期,人们对华北水利的认识,经过了比较曲折的发展历程.北方籍官员认为华北河道不可开渠、不可种稻;而江南籍官员则以古今华北个别地方种稻的历史和现实,反驳了华北不宜种稻的言论.到了道光时期,人们对华北水利的认识则比较辩证.桂超万、李鸿章对华北水利的态度,从支持变为反对,根本原因在于清后期华北气候干旱、水源减少,北京粮食供应不完全依赖东南,国家减少江南赋额漕额等.旱作物可能更适合华北的气候和水源状况.     

晚清官员再教育思潮论略

晚清社会形成了一股对官员进行再教育的思潮。对官员素质现状的不满是思潮倡导者们的基本考量,此外,还有人认为对官员进行再教育是开民智、挽救民族危机、对外交涉甚至是抵制变法的具体需要。晚清官员再教育思潮提出的最主要的教育形式有学堂教育、出洋游历与衙署学习。教育内容在清末新政前是中学、西学并重,而新政后则以西学为主。这股思潮虽然无法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认识不到官员素质不高的根源,但仍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海瑞定理”形成原因的再考察

解决同案不同判的制度难题,明代中后期至少存在三种解决方案,"海瑞定理"只是其中的一种。面对可能存在的不同判决,海瑞同时使用类似于经济学、伦理学的思维方式,想寻找不同分歧的最大公约数,以便获得不同认识的官员的支持。从渊源上看,明代中后期,由于对待一些政治议题的态度存在差异,地方官员对相关案件的审理也会有所不同。"海瑞定理"以及海瑞极力反对的做法,可以视为不同官员对一些政治议题的不同回应。     

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尽管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是空前的 ,市场繁荣 ,作为商业主体的商人大量增加 ,但是从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关系 ,从宋初关于科举、舆服的规定看 ,商人仍处于社会的底层 ,受到政府和官员的任意压榨、剥削和束缚 ,并且商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另一方面 ,宋代富商大贾利用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具体表现在入仕参与政治、与官员联姻和突破舆服的限制上。而士人阶层的部分有识之士在观念上已经把商人看作是与士、农同等地位的“齐民”了 ,这反映了宋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日本明治后期《支那语学》月刊传播北京官话的历史意义

《支那语学》创刊于1907年6月,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推广北京官话、传播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学术月刊之一。该杂志栏目设置很有创意:从教学角度安排北京官话语言基本知识学习内容;从培养语言学习能力角度安排汉日译解、翻译、写作、阅读基本能力训练内容;强调中国文化导入,加深读者对北京官话的整体性理解;以月刊为手段,迅捷传播中国信息,引发读者兴趣;内容选择强调趣味性、生动性、口语性、通俗性、学术性;版式设计新颖灵活,不拘一格,在对日北京官话教育史、汉语史、清末中日两国关系、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较高研究价值。《支那语学》应用现代传媒手段,拓展了北京官话的教学空间,标志着实体学校之外期刊杂志取得了传播北京官话的话语权;学校教学和杂志教学有机结合,直接把北京官话教学延伸到了社会,开放性强;实现了日本"国家语言政策"的目标;对后来北京官话教学期刊发展影响至深,对今天中国"国别"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和期刊结合教学、国家推广汉语战略政策的制订都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     

从词汇看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关系

西南官话属官话方言,是与湘语完全不同的汉语方言;但官话作为一种优势方言,对湘语的渗透影响则是巨大的,加上西南官话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湖南、湖北、广西等省的部分县市,与湘语区紧密相连,两种方言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因此二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从词汇的角度来反映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区别与联系。一、湘语与西南官话在词汇上的区别湘语与西南官话在词汇上的主要区别是:湘语多“子”尾词,西南官话多“儿”尾词:西南官话多用重叠方式构词,湘语极少采用这种方式构词;湘语和西南官话还有一些其他的词形各异的词语…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艺思想的转变

<正>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从其基本内涵上看是现实主义的,这一点几乎是国内外研究者的共识,但是,必须指出,马恩的文艺观并非一开始就以现实主义的形态而存在,也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与发展过程。概而言之,19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前是马恩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萌芽与初创时期,四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是其形成与发展时期,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则是其进一步丰富、完善与总结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马恩完成了他们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     

隋唐检校官制度初探

检校官制度始于北周,隋唐皆实行检校官制。隋及唐前期的检校官属实履其任的性质,即有职事而未正授之官,到了唐中后期则开始向假借官资转化,仅用来表示地位之尊崇和升迁之资。但无论前期和后期,唐代检校官的适用范围,既不以职任清要与否而区别,也不以内外诸司五品以上官员而划分,是没有一个硬性的统一标准的。唐后期予以整顿,渐次形成了自三公、三师、尚书左右仆射至水部郎的检校官十三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