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传播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体育跨文化传播的空间伦理诉求及应然逻辑

体育承载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神圣使命。然而,在体育全球化与媒介化的大趋势下,西方体育强国凭借其强大的资本和媒介优势基本垄断了体育国际话语权,挤压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体育文化传播空间。因此,构建“传播空间命运共同体”,争取一个公平正义的全球传播环境,成为中国推动全球传播空间治理的伦理诉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应然逻辑在于形成一系列良性互动关系,即处理好体育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建构自我话语权与尊重他者话语权的关系、价值逻辑与情感逻辑的关系,促进各国民族国家体育文化和谐共生、美美与共。     

战略传播视域下的文博业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构建及路径研究——以故宫博物院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际传播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做好国际传播工作需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指示，中国文博业作为重要的文化外交和人文交流机构，是重要的战略传播主体，需要在新的定位下构建其国际传播叙事体系。在战略传播视域下，构建文博业国际传播叙事体系需要在新的历史使命中思考叙事目标是什么、应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怎样叙事的基本问题。因此，应从逻辑起点、价值构建和话语方式三个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基于传播学构建国家形象传播路径的“ICON”（偶像）理论考量，文博业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构建有四条提升传播效能和精准度的基本路径：一是整合传播要素，二是进行语境化传播，三是创造有机的传播生态，四是创新传播内涵与方式。     

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指数化

在全球治理中,社会逻辑是显性逻辑,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则是隐性逻辑.社会逻辑在全球治理理论中占有核心位置,而国家逻辑却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处于主导地位.鉴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笔者提出一种共和主义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观.指数构建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指数”(SPIGG)项目组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并就这一指数的数据采集、数据标准化、权重设置和计量模型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SPIGG指数的创设可以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把中国知识传递到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去.     

从软实力到“暖实力”:中国国际传播理念创新的话语、维度与愿景

国际传播理论与生俱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烙印在当前全球传播生态变迁和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逐渐式微。由于缺少共情话语与观念生产的能力,加之“中国威胁”话语建构日趋复杂,我国国际传播策略与效果层面的短板尚未克服。“暖实力”的提出,有利于探寻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和符号体系的方法,打造既本土化又彰显中国善意的共通话语、符号和叙事范式,亦是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建构中国标识性话语的新探索。全球信息传播所遭遇的传播折扣因素、“暖实力”的价值升维要素、“暖实力”编码/解码、中国形象建构以及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宏观技术路线,构成了中国“暖实力”的国际传播框架。以战略传播理念构筑“暖实力”国际传播内核,以新技术赋能“暖实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以中国善意聚合“暖实力”国际传播内在动力,以“对话人格”形塑“暖实力”国际传播行动框架,有望成为中国“暖实力”国际传播的可行路径。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围绕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建设怎么样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怎样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形成了内涵科学、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全媒体传播理论体系。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和价值意蕴,能够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有助于把握推动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现实路径,从而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构建与我国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体系。     

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

电视作为覆盖面最广、渗透力最强、传播效率最高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 ,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已经成为“软环境” ,正在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作用。在跨国传播中 ,对受众的“现实观”真正起到“培养”作用 ,形成“社会倾向”并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 ,是那些与强势经济、强势政治紧密相连的强势文化。因此 ,建立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全球传播视野和国家安全高度的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理论 ,不仅为电视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方法 ,而且为国际关系研究、国家安全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全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进程及中国未来走向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治理理论的逻辑延展又是治理实践的空间拓展.因此,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不仅要有本土眼光,更需具备全球视野.文章通过探讨全球视野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与属性,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脉络与角色定位.以全球视野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嬗变历程为切入点,梳理了科层治理体系、竞争性治理体系、网络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体系的谱系变迁.在厘清构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阻力问题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全球视野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顶层设计、民主内涵、法治逻辑与执政党建设等进路.     

环境报道的责任建构探究——兼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党的二十大站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环境治理亦需要全社会合力参与。媒体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培养和提升公众环保意识方面。本研究辨析了环境问题的多元主体责任,梳理了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意识与行动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以此为基础探究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人民日报》《中国环境报》《南方周末》的责任话语特点,为增强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号召力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构筑“五位一体”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历史、理论与战略

作为全球最大代际群体的Z世代，正通过日常传播实践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进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需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国际传播研究。全球Z世代既体现出“数字原住民”的共性，又存在区域国别差异，折射了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研究发现，在历史层面，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可以追溯到社会学中的世代研究和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研究；在理论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技术等的相关理论为Z世代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战略层面，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战略传播设计，构建面向全球Z世代的多元行动者网络，打造面向全球Z世代的对外话语体系，通过面向Z世代的精准化国际传播，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虚与实：元宇宙虚拟空间中国家形象的建构

元宇宙是一个相对自由、独立并平行于现实世界的深度沉浸式的虚拟空间,在发展中与现实社会不断交互、融合甚至共生。人类对其探索过程中元宇宙虚拟空间不仅演变成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汇集地,更是发展成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建构的新场域。作为成长型技术的元宇宙虚拟空间也为国家形象建构的“自塑”与“他塑”过程带来了巨大挑战,使得国家形象以碎片化、刻板性的方式呈现。改变元宇宙虚拟空间中国家形象传播的窘局,实现国家形象的高质量建构,需从不断改善传播技术来塑造新虚拟形象,改善传播模式来突破单一路径,进而推动国家形象在建构中虚实结合。健全传播规范促进虚实相生,在元宇宙虚拟空间中建构国家的良好形象,实现“虚”与“实”的有机统一。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治理体系初探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对政府危机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政府危机传播具有了网络化、全球化、移动化、交互化、生态化和颠覆性等特征.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媒体、大众等主体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具有多元、共生、演进等特征的生态圈,这促使政府危机传播策略从“危机管理”向“危机治理”的过渡.当前可从危机传播周期、危机传播生态治理和传播保障体系三个方面建立政府危机传播治理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凸显,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价值亟须优化、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主权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国霸权主义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推进全球协商共治的创新性设计,它不仅倡导全球治理新价值,致力于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国际合作、逐步拓展全球治理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而且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进而不断提高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如何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基于“价值—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

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变革的时代回应。价值、主体和机制是构建更高级形态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在“价值—主体—机制”分析框架下,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以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形塑多元主体全球教育共治格局,实现全球教育治理正式和非正式机制融合互补。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需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观,采取全球层面的集体行动,实现全球教育治理机制重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之治”的思想内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观

立足于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治理格局与治理方案,“中国之治”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实践价值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从价值理念重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整体性建构的视角解析“中国之治”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思维路径和基本表现,提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构思路的整体性,理清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思想,阐明基于整体建构观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与当代价值。     

建设性新闻视域下环境传播的话语转向

建设性新闻因其开放性与包容性为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转向带来想象空间。建设性新闻为中国环境传播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话语重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和阐释视角。环境传播基于保护生态和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基因与建设性新闻倡导的正向引领、解决问题的责任理念具有内在的逻辑勾连。建设性新闻理念为环境话语的建设性构序提供了操作进路,即促进环境传播主体的观念之变、环境话语修辞策略的调性之变和面向未来的环境传播的社会动员力之变。     

国家形象传播范式辨析

在新的传播情境下,国家形象传播主体的分散、去中心化,传播内容及其出口的多元化可能导致价值导向冲突,中国国家形象工程决非政府和大众传媒所能单独承担;传统的叙事方式也面临挑战,宏大叙事遭遇细小叙事的消解;在传播内容上,携带国家形象信息的浩繁文本相互交织和影响,硬传播面临受众转场的窘境;国家形象传播的受众已今非昔比,借由网络自我赋权的网民同时也传播并改变着国家形象文本的生产方式。这些变化都需要重新检视国家形象建构的传播范式选择。     

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分析及中国气候传播应对策略

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呈现出领导力过渡和模式转型的"双过渡"特点。在这个特殊阶段,加强气候传播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短期来看,可以给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留出空间,坚定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保证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过渡交接;中期来看,有助于完成全球治理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模式转型的平稳过渡;长期来看,可以帮助中国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经验应用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中。与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相对应,中国气候传播可以设计应对策略,为稳定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履行《巴黎协定》、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对外传播中西藏形象建构的策略和方式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西藏时常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西藏在西方人视野中的形象往往影响着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和“西藏问题”的认知与判断。目前,西方人视野中的西藏形象与真实的西藏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有的是对事实的歪曲。对此,中国应该加大针对西藏的对外传播力度,在西方人中建构真实、全面的西藏形象,主导西方的西藏形象话语权。本文认为,在对外传播中建构西藏形象,需要打破西方的西藏话语权和“想象中的西藏形象”,争取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以主动、灵活、多元化的传播策略和方式构建西藏对外新形象。     

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维度,而大运河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历史悠久、沟通南北,蕴含联通价值、大一统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等文化内涵。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促使大运河作为特殊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当下时代精神的征召下积极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有助于我国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中寻回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起新文化使命的价值引领。符号是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符号进入国家文化形象传播的实践场域,可具体分类为“联通性文化符号凝聚文化认同”“凝缩性文化符号建构记忆之场”“转换性文化符号推动现代转型”三重面向,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张力中将深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浸润到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