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

茅盾在 5 0年代末到 60年代初关于中国新诗发展道路的大“讨论”中所发表的意见 ,乍看似乎是赞同“权威观点” ,其实却是具体地阐明了自己正确的看法。他认为 :中国新诗不能局限于以民歌与古典为基础 ,而要同时学习外国 ;民歌体在百花齐放的诗坛应占相当的位置 ,但不能排斥而要鼓励其它诗体 ;“五四”以来的新诗虽有缺点 ,但成绩显著 ,有宽广的前途 ;域外的现代主义诗歌经过筛选、改造 ,在艺术上可供我们创新的借鉴。这些见解在当年是最富于真理性的 ,应该被载入当代文学思潮与诗歌发展的史册     

早期“新格律诗”运动比照下的1950年代新诗形式问题讨论

1950年代围绕诗歌形式及其相关议题展开的数次大规模讨论,虽然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诗歌风尚,却也在相当强势的同质化声浪中出现了一些异质声音.何其芳通过对“现代格律诗”这一概念进行诠释,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其论述一方面提供了检视1950年代诗歌发展的别样视角,另一方面与1920年代新格律诗运动中闻一多等人的主张有着明显的差异.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闻一多、何其芳的新诗格律理论之比较

闻一多的新格律诗理论和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是新诗史上最重要的两种格律理论。前者奠定了新诗格律的基本框架。后者在批判地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创造出更科学、更自由、更成熟的格律规则。从形成原因、具体规则和历史得失三个角度比较两种理论是本文的归旨。     

从文体看中国新诗

诗体重建的课题已经摆在中国新诗面前,它关涉到新诗兴衰甚至存亡。从文体考察,新诗分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而以前者为主。新诗的诗体重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创造中,有两个美学使命：规范自由诗和倡导格律诗。“自由诗”的冠名是不确切的,因为“自由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自由。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实验。当下的新诗已经和初期白话诗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文体角度看,还处在草创阶段,新诗期待着在下个世纪能完全摆脱草创期的幼稚而走向辉煌     

新诗该有常体

百年新诗一直处于"律化"和"自由化"的对抗之中,这种多对抗少和解的局面不利于新诗的健康发展。适当的诗体规范,不仅能建立起诗歌的体式特征,而且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

何其芳的新诗和散文以及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成就已经成了研究者的共识。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如对新诗本体的认识,对诗歌发展道路问题以及民歌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启示性。何其芳认为判断是不是诗并不在于简单的外在的分行排列,而在于要尽可能提供感人、新鲜、深刻的内容和相当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时代、民族和具体的诗人都有着个性和独特的创造,但是其共同的特征是有着形象的优美与丰富,语言的精练和谐、富于音乐性。同时,可贵的是,何其芳在肯定新民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时,也指出民歌体是有局限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因素,他的新诗理论与批评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缺憾。     

百年新诗三种准定型诗体的流变

尽管百年新诗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新诗的诗体建设生态恶劣,自由化、散文化的自由诗势力过分强大,导致定型诗体及准定型诗体建设艰难。尽管新诗初期就粗略地建设起现代格律诗、长诗和小诗三种准定型诗体,以后也时时有人进行建设,却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些诗体不得不以起伏不定的曲折方式生存,其文体的稳定性时时受到破坏,它们作为准定型诗体的价值和诗体规范也总是受到怀疑。三种准定型诗体都出现诗体解放的现象。现在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好好建设这三种诗体,特别是加强现代格律诗的建设。现代格律诗的诗体建设重点应该在诗形上而不是在诗律上。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思考

中国新诗近百年的艺术发展,一直为诗歌形式问题所困扰。相对于自由诗而言,格律诗的发展是很不充分的。但是关于新诗格律形式的探讨、试验和倡导,却未曾中断过;而且每一次新诗的形式运动,几乎都带来了新诗一段时期的繁荣。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发展,一直处于格律化与非格律化艺术追求此伏彼起的矛盾运动之中。从世界范围内诗歌文学的普遍发展规律着眼,建立中国新诗的格律形式是必要的;但由于五四以来新诗破多立少的发展现状,又决定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历程必然是曲折而漫长的。     

论吴芳吉的现代格律诗

吴芳吉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新诗诗人,而且是第一位创作现代格律诗的诗人。他创作现代格律诗52首,分齐言体和杂言体两大类。在音顿、字数、句数、段数及押韵等方面都具较严整的格律。内容丰富,关系国计民生和日常生活,抒情言志,情真意笃,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既有现实主义诗篇,还具浪漫主义色彩。     

初创期新诗形式的两种发展趋势

初创期的新诗还沾带着古代诗词形式的痕迹,其形式还是笼统的、不成熟的。不过,它们中有的已经具有了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雏形;这即是说,它们已经包含着先后向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发展的趋势。胡适的《尝试集》就缩影着这种发展趋势。     

去国万里情不改 离乡百年魂尚存——中亚东干族诗歌散论

民歌是中亚东干族诗歌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大致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传统诗歌阶段 ,形式不拘一格、鲜活生动 ,内容说古喻今 ,丰富多彩 ;新诗歌阶段 ,形式较为简洁 ,内容贴近现实。特殊的民族历史、经济、文化特征以及移居中亚后特殊的生存、发展空间决定了东干族诗歌 (以及文学、文化 )的特殊性     

林庚的新诗写作和新格律诗理论

在中国现代诗坛,林庚是一个非常宁静也非常纯粹的诗人和诗歌理论探索者,他本无意于引领时尚或潮流,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语境却因他而引发了种种争论和冲突。争论和冲突的产生既与他立足于汉诗经验和汉语特点的本土立场有关,更与人们在西方背景影响下的失衡心理有关。整体而言,林庚的新诗写作和新格律诗理论虽有着明显的传统影响痕迹,但在本质上它们却是作者在现代性关照之中所进行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     

诗界革命采用保守方式的原因探微

诗界革命是多元发生的、本土化的、保守的汉诗改良运动。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有诗的因素,更有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变革等非诗的因素。晚清诗坛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既对抗更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保守改良性质。保守也来源于那些热衷改革的进步文人,他们在政治体制上不得不“全盘西化”,为了求得心理平衡,甚至因为自卑而产生自负,他们更加重视甚至高估本土文化,加上当时对外国诗歌的“先进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外国科学及政治体制的了解。古代汉诗特别是定型诗体格律诗体成了封建专制的象征物和封建文人聊以自慰的心理寄托品。在社会改革大潮冲击下,他们只愿意对汉诗进行“本土化”改良。因此诗界革命只在汉诗的语言特别是词语上作了适度的改良,根本没有涉及到汉诗文体的两大基本成分——诗体和诗家话的实质性变革。诗界革命采用保守的改良方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方现代语言学与中国新诗研究

西方现代语言学关于语言的系统观念,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关于语言符号"能指"、"所指"的观念,关于语句"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理论观点,对中国新诗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引进西方现代语言学的观念,可以推动中国新诗史和新诗基础理论的研究.     

现代格律诗视野中的《老马》——臧克家的诗《老马》新解

从诗体角度看,臧克家的《老马》是一首现代格律诗,是臧克家现代格律诗的精心之作。形式整齐,声韵和谐,音节鲜明,语言洗练,是《老马》这首诗的美学特征。此外,文章还从闻一多和臧克家的师生关系入手,对《老马》这首诗进行了解读,并就臧克家与新月诗派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     

中国近代诗歌语言和形式演变试探

首先探讨近代诗歌的先在形式——文言古诗 ,考察了其演变的原因 ;其次探讨了“诗界革命”在演变中起到的作用及“五四”时白话新诗产生的过程。     

汉语新诗英译:理解之殇与译者之任

相对于古典汉诗而言,汉语新诗的话语由明朗、抒情的语言和意境转向艰涩、冷静的独白式话语。新诗艰涩的话语体系不仅给母语读者带来困惑,更为其英译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译者应该挣脱忠实的枷锁,适当拉近汉语新诗与英语读者之间的距离,以便汉语新诗能更好地在英语世界得以传播。     

《诗经》与南朝民歌比较研究

《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对后世的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朝民歌也同样受到了《诗 经》的影响。对于《诗经》与南朝民歌的研究,主要从诗歌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来论述二者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从诗歌内容选 材上的相似之处,在范围、语言特色、主题的不同之处,以及表现形式所呈现的明显不同、艺术手法上存在着共有的修辞手法和 人物刻画及表现手法上的差异,通过对比二者间的同与异,在对比中更好地体会民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格律体新诗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格律体新诗虽然诞生已有近百年了,却依然难以登堂入室。主流诗界或嘲其形式主义,或讽其弃今复古,或讥其民歌打油,或鄙其诗意直白……格律体新诗要改变四面楚歌的局面,就再也不能单纯、片面地强调形式,其形式必须蕴含于深广的题材内容之中,形式的创造、把握必须与题材内容取得艺术上的高度统一,其形式美也才能进入佳境,而诗人们心灵的广度、密度、浓度、力度和高度,诗人的思想和意志,也才能够依附于形式美中,如冬日阳光般直达读者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