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研究——基于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学说。它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哲学",对构成资产阶级社会整体的经济、政治、法律的社会结构以及艺术、宗教和哲学等意识形态进行总体批判。这种总体革命观要求把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来对待,它的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柯尔施的这种"反哲学"为我们从本质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开拓了更为宽阔的视野。     

论柯尔施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反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阐释定向及存在论基础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在于 :它与同年发表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起 ,不仅对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与抨击 ,而且由此开启了一个对马克思哲学阐释定向的决定性反拨。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了这一批判性的反拨 :(1)柯尔施指证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要害乃是无批判地陷入于现代形而上学的主导观念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基本幻觉———科学实证主义 ,亦即在轻忽马克思主义之“哲学方面”的同时 ,完全从属于非辩证的知性科学立场 ;(2 )对马克思哲学予以重新阐释的核心定向因此就在于恢复其革命的辩证法 ,恢复实践批判行动和革命意志在马克思哲学基础中的本质重要性 ;(3)由于柯尔施在存在论基础上的局限性 ,使得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深切的存在论意义落到了他的视野之外 ,并从而使得他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就其实质而言仍不得不依循黑格尔主义的基本定向     

哲学“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与政治“实践”——葛兰西、柯尔施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葛兰西和柯尔施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其关于哲学的“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以及政治“实践”等范畴和思想而得以体现的。在哲学“幻想”中,他们通过对哲学以及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对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各种思潮和表现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实践哲学式的理解范式;在意识形态“常识”中,他们通过对“常识”等日常心理和思维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探索的新维度,即文化和具体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他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阐释;在政治“实践”中,他们通过对“市民社会”、霸权、政治与意识形态(主要是上层建筑与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政党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探讨,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实践哲学思想。     

论《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统一

毛泽东在1937年撰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这两部重要著作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两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辩证法,又是认识论;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又是历史唯物主义。“两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两论”揭示了“实践”的“矛盾”本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升华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基础上,转换了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两论”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论自觉,统一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践智慧”。     

实践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特征

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即完成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以及实践基础上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所形成的重要基本特征远不止这些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并不是这些。以实践转向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哲学基本问题、哲学研究对象和哲学逻辑基础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只有把握这些重要基本特征,才能准确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充分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认为杨献珍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先秦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思想表达方式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一科学辩证法理论命题,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合二而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深入阐发中,赋予了“合二而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杰出典范,在中国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及历史地位。     

社会总体性视域中的意识形态革命——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例

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在反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框架,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理解为总体性方法,并以此为视角,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其观点主要包括：以意识形态为斗争武器,重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强调意识形态是政治主体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明确意识形态的目标在于夺取领导权。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认为杨献珍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先秦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思想表达方式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一科学辩证法理论命题，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合二而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深入阐发中，赋予了“合二而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杰出典范，在中国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及历史地位。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逻辑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三因素结合的产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是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哲学论证,其主要内容是方法论,它强调主体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和对主观世界的改造,体现了科学与价值、真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历史辩证法的再发掘：卢卡奇批判实证主义的当代审思

回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发展历程,卢卡奇突破实证主义意识形态束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求索为我们昭示了创新发展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可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衰颓,卢卡奇试图以浪漫主义的理论姿态介入以至实现批判性的重塑,但最终难竟其志。转向马克思主义后,卢卡奇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实的可能寄托于克服实证主义意识形态之上。在卢卡奇看来,克服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关键在于“击穿”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神话”,阐明其孤立性、非历史性与意识形态性,卢卡奇给出的答案是强调“社会总体、社会历史和社会革命”的历史辩证法。通过重新发掘历史辩证法,卢卡奇较为出色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向20世纪挺进的理论任务,但对于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偏重使得卢卡奇未能成功。回到卢卡奇处求取正反两方面的理论经验,目的在于指引我们坚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探析

针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与西方生态思潮之间的区别问题,在生态哲学世界观、有机论、现代性价值观、生态共同体思想等角度,将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浅绿”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将过程哲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智慧结合起来,旨在创造出一种超越现代性、有利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有机哲学;他们坚持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要求通过以共同体价值观为核心的有机教育,建立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探索中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相较于西方“深绿”“浅绿”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空想的浪漫主义色彩。     

理论与现实：变奏于显隐之际——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出发

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科尔施将辩证法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而辩证法是以理论与现实的总体关联为首要原则的总体性方法论。这种总体关联的基础是感性存在蒸发为抽象的理论,感性生活作为理论的身体规定着理论的现实性,而理论作为这个现实身体的灵魂成为引导现实的内在要素。由此而来,理论与现实的总体关联便不仅是一种理论的直观,而且在根本的意义上是一种行动的原则。理论与现实的统一基础乃在于能动的实践,在于行动本身。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传播:价值与问题——基于科学传播视角的反思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余年来的传播历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进行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成功传播的重要原因。“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鲜明特征之一,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当代社会传播语境下,如果由此就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简单化为科学的传播,将灌输论简化为灌输方法,并相信这种科学性能保证受众自然接受,就会在理念上、认识上、实践中犯简单化的错误。面对当代思想文化和传播环境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需要在理念、理论和实践上全面创新。     

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正确处理好几对关系

高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就,但实效性还不尽如人意。高校要更加有效、深入、持久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好几对关系:以小见大——正确处理好"小众化"与"大众化"的关系,做好马克思主义"分众"教育;化虚为实——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理论教育、理论学习和理论运用与实践紧密结合;深入浅出——正确处理好学理化与通俗化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基础上,用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使广大师生易于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由近及远——正确处理好短期性与长效性的关系,立足长远规划和系统布局,构建一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长效机制。     

阿尔都塞在何种意义上保卫马克思--《保卫马克思》问题反思

青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核心议题。阿尔都塞以保卫马克思的立场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系统回答。他通过认识论断裂和总问题的思想，把马克思思想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阶段，即作为意识形态的青年马克思思想和作为科学的成熟马克思思想。青年马克思的总问题是人道主义，马克思通过对人道主义总问题的彻底抛弃、采用新的总问题产生出科学理论。由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绝对对立，他反对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理论反人道主义。从保卫马克思的角度来看，他实则只是极端地保卫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因此，他在形式上胜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着实质的失败。     

文艺与政治——胡乔木晚年的理论检视与反思

胡乔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晚年敢于批评那些“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的教条主义,突破文艺与政治的一些理论禁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等困扰文艺界几十年的神圣法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反思,诸如提出了文艺与政治性质、任务、社会作用和作用方式不同,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党对文艺要在艺术所允许的范围里按艺术规律发挥作用,文艺批评不能片面强调政治性等观点,为促进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大思政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探析

马克思主义既是“大思政课”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其根本的理论支撑。“大思政课”强调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之间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后者对破解人才培养的“单向性”弊端具有重要意义。“大思政课”所倡导地发挥好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协同效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观念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后者对于从大局观念等方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大思政课”的构成要素之间以及“大思政课”与环体之间所呈现的矛盾关系,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很好地阐释。“大思政课”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可以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阐释清楚。总体看,“大思政课”建设既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更需要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大思想课”的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创新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理性批判的述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多即为好的”经济理性的主导下，从生产到消费，人们迷失在消费主义“囚笼”中难以自拔，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极尽掠夺，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为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点，主张通过生态理性来消解经济理性，降速经济增长，克服虚假消费，实现生态重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