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悬泉汉简所见“適”与“適”令

“適”作为汉代的一种劳役方式,或说是一种行政处罚方式,被学术界所认识。悬泉汉简的数量与先前大家讨论“適”所依据的资料在数量上不相上下,悬泉汉简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文章以悬泉汉简所见与“適”事相关的简文和资料,对其所揭示的信息做一番归纳,对于汉代社会生活中低于法律层面处罚的“適”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结合先贤的研究,我们发现汉代的“適”这一制度比较完善,存在类似“適令册”的令、某人被“適”文书和具体服“適”文书。“適令册”直接反映了类似悬泉置的驿站机构在日常生活中的接待管理制度,不按照规定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就是“適”多少里。     

悬泉汉简“户籍民”探析

在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中,有＂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的简文。汉代＂户籍＂上登记的人,就是＂户籍民＂。悬泉汉简中记载的＂户人＂以及记载有籍贯、名字、爵位等情况的人员,应属于＂户籍民＂。悬泉汉简中记载的刑徒、奴属于非＂户籍民＂。     

徽州方言探密之四：“细”与“小”何处分流

我们在看日本的电视纪录片时,随着其高速列车的行驶,沿途经常有很大很大的汉字“驿”出现在镜头里,特别抢眼;而在中国,无论火车汽车,每到一地,其车站的门上、屋顶上,地名后是一个“站”字：“北京站”、“南京站”、“黄山站”。这个“驿”和“站”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古代,它们是组成一个汉语单词的两个同义词素,这个单词就是“驿站”,它是古代供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更换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     

“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

“译人”在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突出的表现.“译人”们以西域为舞台的活跃表演,成为考察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的历史文化现象.汉与匈奴以及西域政权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处理方式的若干特点,也可以因此得以说明.西域“译人”的贡献,亦充实了中国翻译史的早期记录.     

解放前呼伦贝尔地区邮政及驿站通信史况

呼伦贝尔地区的通信历史悠久,解放前经历了由传统邮驿到近代邮政创设和发展的历史变革。早在元代,根据政治和军事需要在这里相继设立邮驿等通信设施,用以飞报军情、传递官方文书。清代,为了传递公文、抵御沙俄,在原有驿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卡伦通信模式。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塞北邮驿,对保持边疆与中央王朝的联系、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巩固边疆发挥过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之后,沙俄趁机入侵,在这里建立了“客邮”,近代邮政事业开始在呼伦贝尔萌芽。晚晴至民国期间,呼伦贝尔近代邮政发展较为迅速,表现为邮政处所数目增多、邮政业务广泛、邮路多样等方面。这些为新中国成立后呼伦贝尔地区邮电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民”与“汉”:清代“民户”的划分及其实质

清代的户类划分一般具有职业与民族并重的双重标准,其中“民户”在与各少数民族人口并列时常简称为“民”或“民人”,所指称的是与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的汉族人群.在清代人口分类语境下,“民”或“民人”明显具有“汉”或“汉人”的内涵.清代民户与各少数民族人户的民族性质差别,是国家人口分类管理与赋税制度实施的基础.     

浅析王国维与陈寅恪的“民族文化史观”

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所谓“民族文化之史”,指的是古代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文化史上的作用。陈氏在这个问题上有系统的看法,可以称之为“民族文化史观”。王国维是与陈寅恪齐名的现代杰出史学家。对于古代各民族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亦曾提出系统的看法。换句活说,王氏亦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史观。王、陈二氏的“民族文化史观”是大同小异的,带有明显的互受启发的痕迹。本文尽量按照王,陈二氏的原有思路,对他们的民族文化史观进行比较和评价。     

“画龙”巧“点睛”

成语“画龙点睛”原形容梁代画家张僧繇作画的神妙。后多比喻写文章或讲话时在关键处用几句话点明实质,使内容生动传神,突出重点。作文中“画龙点睛”一般用在结尾处。比如这段文字:早晨,风很大,我蹬上自行车向学校骑去。偏偏是逆风,真不好骑……我看见旁边骑自行车的人们,他们的身子向前倾,两条腿一上一下用力地蹬着,每前进一步都是那么不容易……。     

翻译的科学化与规范化

什么是翻译?翻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使用两种语言的艺术,这不是一种轻松的工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不是任何懂外语的人都能翻译得很恰当。许多人英语说得很流利,写得很通顺,但他们不能翻译。由于各种语言之间词和句子结构大不相同,而给翻译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 翻译是很难精通的。许多有经验的翻译人员诉苦说,他们在工作中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很少有人翻译一本书能不发生一点错误的,很少译作能被推荐作为无错误的典范。 翻译是一种使用两种语言的艺术,如果我们要具备做翻译工作的能力,首先要通晓两国语言。我们必须懂得两种语言的互译。对英语系的学生来说必须掌握中,英两种语言。有许多书被认为译得很拙劣,因为有些英国术语,习惯语,俚语等在书中     

语言的“不可译性”简析

语言的“不可译性”既有“文化不可译性”与“语言不可译性”之分,也有“相对不可译性”与“绝对不可译性”之别,应该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研究语言的“不可译性”,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异同,也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翻译理论,尤其是翻译标准。     

中国典籍外译:“逆向翻译”与“直接翻译”——一项基于《文心雕龙》英译的比较研究

中国典籍外译研究应主要着眼于译者的翻译策略、文化立场、语言能力,而不应过多强调翻译的方向性和译者的语言隶属关系.中国译者的“逆向翻译”和汉学家的“直接翻译”都是中国典籍外译合理有效的翻译方式.     

简论“两个离不开”

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在数千年的相互交往中,特别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建立了互相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这种民族关系,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在十年动乱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历史事实证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从理论上来说,“两个离不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思想在我国民族关系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民族情绪”刍议

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和政治生活中,往往把“民族情绪”当作地方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有的人甚至把它当作帽子,动辄就给少数民族同志扣在头上。粉碎“四人帮”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民族理论方面许多问题得到了澄清,而究竟什么是“民族情绪”至今未得到正确的阐明,从而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存在着混乱。在民族理论研究中如此(注一),在文艺评论中也有表现。有位少数民族文艺评论家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把有的领导人对一些具有民族特色作品横加指责的错误归结为“分不清正常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情绪的区别”。(注二)     

论“两个离不开”的内涵与外延

“两个离不开”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科学而又简明的概括,同时也是对历史上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关系科学而又简明的概括。从内涵上讲,“两个离不开”主要是指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有些人对此不甚理解,提出了异议。比如,有的同志认为,我国有56个兄弟民族,只讲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不能全面概括我国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如,还有人甚至说“两个离不开”这个判断,是大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映。对这类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一些探讨,对明辨是非,坚持和发展“两个离不开”思想及其实践,是很有必要的。     

美是不可言传的符号——“意境”的难译性探究

“意境”是我国传统美学中的核心概念,关于“意境”的翻译一直以来广受争议。“意境”的难译性不仅是翻译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从深层上它涉及到中西艺术美学背景的差异问题。在此从美学和符号学的角度探讨了“意境”难译的根源,认为“意境”翻译的瓶颈在于中西文化对于“想象”的不同美学定位,而中英语言符号系统的差异导致了翻译过程中无法实现“意境”之美的跨文化再现。     

“花儿”民歌与北方少数民族语言

“花儿”是我国西北地区广泛流传的一种古老的民歌.2009年,甘肃等地联合申报的“甘肃花儿”,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歌唱者中,有汉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在用汉语歌唱“花儿”的同时,会将本民族的语言融入其中.这些文化元素使“花儿”的语言更富于表现力,使“花儿”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更为突出.本文列举了“花儿”民歌中反映出来的回族、藏族、蒙古族、东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特征,试图揭示“花儿”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联性及其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     

查良铮诗歌翻译之“选择适应论”阐释

查良铮是20世纪中国诗歌翻译史上成就最大的翻译家之一,与前期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不同的是,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主要从译者翻译背景的“有机统一”、翻译实践的“适应选择”、翻译作品的“译有所为”“适者长存”等方面,力求对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提出新的维度和视角。     

论英汉翻译的“异化”、“归化”运用原则

在我国翻译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有关“归化”“异化”的争论由来已久,从未停止过。纵观各家译论,各有其道。在翻译实践中,“归化”、“异化”各有长短,根据语境、文化和作品的需要两种翻译方法应交叉使用。求真原则、灵活原则、接受原则、美观原则和优化原则是衡量“归化”和“异化”运用是否得当的合理原则和有效的翻译策略,也是我们处理翻译的尺度和标准。     

民族高校校名英译的后殖民翻译视角

通过分析我国15所民族高校的英文校名,发现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如何翻译“民族”一词。该词虽为舶来之物,但其内涵在中国得到了丰富,成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化、政治特色的词。因此,翻译时不能仅局限于在英语中找一个对等词,而应跳出语言层面,后殖民翻译理论无疑为该词的翻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在翻译民族高校校名时,可否突出汉语语言文化的话语权,采用异化策略,将“民族”一词音译为“Minzu”,民族高校校名英译遵循“区位／地名＋Minzu＋University”的模式,这一话题值得讨论。     

“开眼看世界”与“师夷长技”平议

林则徐、魏源、徐继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路人物。1839年,林则徐受命赴广东禁烟。在与奸诈的鸦片贩子、蛮横的英国官员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深感“不谙夷情”之苦,于是,用了许多翻译人员,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到处探听消息,按日期呈递登记在簿上。他自己不辞辛苦,常时习用,凡有所得,记在心中,因而添了许多知识”“。林则徐还命令部属翻译英国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等刊物,编成《澳门新闻纸》,又从中择要编成《澳门月报》,在“论中国”、“论禁烟”等栏目中,综述外人的言论。又译出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