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折上折:明代隆万间的赋役折银与中央财政再分配

明代的赋役折银不仅牵涉王朝白银财政体制的形成、一条鞭法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转型等重大问题,且直接关联着田赋、盐课、徭役和上供物料等不同税收类项,以及会计、征收、解运、贮藏等多个环节。京师银库是连接基层赋役折银和国家白银财政体制的关节点。对京师户部、工部和皇帝等所属的银库所贮上供物料的类项、数量以及库藏间分配关系等的探讨,有助于弄清明代白银财政体制如何通过中央各部财权博弈建立的过程,从而在国家白银财政管理制度层面推进对一条鞭法的研究。隆庆、万历年间的上供物料,经历了从区分本色、折色到区分本色折银、折色折银,以及从皇帝专属到皇帝、户部和工部共有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一条鞭法下的上供物料折银与中央各部的财权博弈紧密相关,但户、工二部从皇帝内府分割的财赋需奏报皇帝,说明皇帝才是中央财政的最高决策者,而派无定数、轮年折征和折率不定,意味着朝廷内部并无财政集权,而是实行财政分权。     

明嘉靖间上供物料折银与工部白银财政的建立

嘉靖时期,白银财政不断拓展,重要表现之一便是上供物料逐渐实现大规模折银,其折银主要原因包括革除实物财政体制下物料税收的弊端,将加派实物物料通过折银变为工部财政收入的固定类项等。上供物料折银中的四司料银入贮京师顶级库藏之一的节慎库。节慎库是工部银库,不受户部管辖,是独立于传统户部财政之外的体系。这说明:其一,上供物料折银是工部白银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二,明代中央财政内部并未实现所谓的集权,而是分权。嘉靖十六年(1537)的营建大工事件,是中央各部协作完成的结果,但因试图加派,导致户、工二部尚书被罢黜。可见,工部财政的运作是牵动中央各部财赋和政局的复杂事件,也说明明代财政运作因缺乏统一领导机构而效率低下。     

铜钱危机视野下的明代币制变革

宋金以降,钱、钞、银的竞争是币制演变的主题。明代中叶,大明宝钞废弃,银钱并用币制确立。但铜钱的流通一直处于危机状态,近半地区为"不行钱之地",流通铜钱的地区受到官铸钱不足和私铸泛滥的困扰。明政府推广制钱的努力屡告失败,明末滥铸又加剧了危机。由于铜钱危机的存在,加之明中后期赋役折银和海外白银内流的推动,落后的称量货币——银两过度流通,在民间金融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论明代中期走私贸易兴起的原因

明清以降很多学者都认为福建人多地少、海禁、贪污腐败等因素是导致明中期走私贸易兴起的主要原因，但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这些都属于恒量因素，不会引发社会经济的剧变。明中期出现的最重要的变量因素是以“赋役征银”为核心的财政改革，但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货币供应不充分，普通百姓手中无银，为寻找白银缴纳赋税，他们冲破海禁，奔向海外，开启了艰难的“贸银之旅”。由此可见“赋役征银”才是走私贸易兴起的根本原因，而葡萄牙人东来与日本银矿的发现则是外因。同时，这也说明16世纪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      

论明中叶重钱轻银思想

明朝中叶,白银在流通领域已取得支配地位,以银为主、以铜为辅的货币体系开始形成。对于这一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事实,明中叶的一批官僚、士大夫却视而不见,提出了一系列重钱轻银的看法和主张。究其由,这些思想首先是当时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必然反映,其次是为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尽管这些思想中有考虑民生疾苦、揭露用银中的弊害等合理因素,但只是对表面现象的本能关注。特别是他们主张用行政命令来改变客观规律以达到其倡行铜钱的目的,不仅无法实现,反而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停滞与落后。     

明中叶户部与盐法变迁关系研究——以盐课折银为视角

盐利乃明代户部财政收入之大宗,但是,成化至正德间,权豪势要不仅“占中卖窝”,而且全面插手支盐、买补、称掣等盐法各环节。对此,户部一方面采取了在司纳银以开卖正盐、称掣余盐并令本商交纳余盐银、派员与边方监督纳银或粮等措施,以应对破坏,同时,通过改变商灶关系,以及商灶交纳盐课的方式、形态和地点,不得已对盐法进行重大调整。     

中国粮食储备公私合作法学研究———来自公用事业领域的启迪

在分析公私合作已经在公用事业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基础上,认为当前我国正推进的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改革——粮食储备一直是粮食安全保障的重心和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应当借鉴公私合作的成功经验.我国《粮食法》应当以“公”为重,完善政策性粮食储备制度,以“私”为本,构建多元化粮食储备体系,并创新粮食储备公私合作的效益提升机制,加强对粮食储备公私合作的有效监管.     

浅析宋代折杖法的性质与作用

宋代折杖法是宋代重要的刑罚改革措施,它的产生对宋代刑罚制度影响巨大,它的实施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酷刑肆虐、法出多门的混乱局面,但同时又导致宋代刑种配置不合理、刑罚轻重失衡。近年来,学界从多个角度对《折杖法》进行了探讨,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对于宋代折杖法的性质,法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本文主要对宋代折杖法的性质加以简要分析。     

粮长权力体系构建及其与地方官吏的权力冲突

粮长制度设立的目的极其繁多,但最为核心的目的有二,即防止＂官吏侵渔＂和抑制豪强发展。为了前一个目的,朱元璋以赋税征纳为中心构建起一套相对独立的粮长权力体系,其制度根本特性是赋税不经地方政府之手,形成中央直接掌控地方基层赋税的局面。为了后一个目的,朱元璋在制度上设置了粮长重负的同时,又不断加强地方政府对粮长各种权力的约束和监管,形成了地方提督粮长的监管体系。在上述两个核心目的之中又夹杂了防止地方割据势力和寻求地方权力制衡,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由于粮长设立的目的重重且往往难以兼容,故其体制内潜伏着种种冲突。其中粮长相对独立的权力体系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官吏的权力展开和利益需求,于是他们利用提督粮长的种种权力,采取沮设、零碎、留难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破坏粮长制度。而宣德以后的粮长制度变革,也基本上是以收归和弱化粮长权力为动机,核心目的是建立机动的地方财政体系。     

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废除银本位货币改革的原因分析

1935年中国经济由于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遭受沉重打击,并导致国内货币信用发生严重危机。国民政府之所以发生如此严重的货币危机,不仅是受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银价骤升影响,更是中国银本位货币机制存在弊端,以及国民政府实施巨额的财政赤字政策所致。为拯救困境中的货币金融体系,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施废除银本位的货币改革。此次改革使中国货币摆脱了国际银价的影响,并结束了当时中国货币流通的混乱局面,在中国货币金融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此次货币改革对硬通货白银的彻底放弃,又为中国经济后来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严重隐患。     

中外危机的传导、共振与1930年"金涨银跌"风潮

1930年年初爆发于上海、持续时间超过一年半的"金涨银跌"风潮,导致白银价格下跌50％以上,白银的国际购买力大幅减弱,引发国内经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继上海之后,天津、汉口、广州等国内主要商业城市贸易萎缩,物价上涨,工商业倒闭,金融风潮演化为全国性经济危机.究其原因,一是由于1920年代印度等国转为金本位,大肆抛售库存白银,英、法、澳、德等国也纷纷降低本国银币含银量,导致国际市场白银过剩,白银货币功能萎缩,以伦敦标准银价为代表的世界银价持续下跌;二是白银兼具货币与商品的双重属性使中国银价受制于世界白银供需和市场波动不能自主,加剧了中国银本位货币体系的国际风险;三是近代中国金银并存、两元并存的货币体系格局使银价危机可以轻易地通过金银比价和两元洋厘向国内市场传导,波及中国所有存在白银交易、汇兑或以白银为核算单位的行业和领域.由于央行制度缺失,金融市场被外国资本把持,南京国民政府缺乏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金融工具,尽管采取了打击投机、限制金银流动、关税征金等一些管控举措,但无法从根本上阻止银价危机在国内蔓延.银价危机在造成中国国内经济秩序混乱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市场上的银价恐慌,形成中外银价危机相互传导与共振的局面.此次中外银价危机的传导与共振,既是1920年代以来西方金本位国家经济博弈的国际反应,也是中国独特的货币体系因应外来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     

明代隆万时期的货币扩张与地方反应

明代隆庆万历时期是国家货币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时期,然而货币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国家上下,集中表现为白银存量不足与好钱不足。面对此种局面,明廷通过各种举措力图扩大货币供给量。此时又处于海外银流入数额不多、国内银矿屡兴乏力、一条鞭法加速推广的供需矛盾时期,朝廷只得放开海禁、不断寻求内地矿源来增加白银数量,但效果不显。为此明廷将更大的希望寄托于扩铸铜钱来增加货币存量,应对货币主导权日益下移的问题。万历前期的扩铸计划准备充分,工本也属充足,但地方铸钱却在很短时间内纷纷挫败,显示了国家钱法的长期颓势难以逆转。万历后期,神宗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派出矿监税使疯狂地搜刮民间金银,国家铸钱也日益沦为解决财用的工具。不少地方的货币流通遭遇了更加纷乱的局面,政府权威在市场力量面前遭遇挫败。这系列过程昭示着晚明政府在面临日益货币化、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始终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货币金融手段,将其内化成自身的经济资源,折射出明代货币制度缺失的长期影响。     

明朝早期对安南与占城冲突调停的过程及原因考察

从洪武至正统的八十余年间,明朝在藩属体系原则下对安南、占城之间的冲突展开调停,过程中经历由德治安抚到务实收缩的转变。明廷在经历洪武时期怀柔安抚、永乐时期征战安南和占城背弃后,从宣德年间开始,处理双方冲突的态度逐渐从“事大字小”转向“各止其所”。随后,安、占两国在奉明朝正朔一途上,也由勤勉逐渐转向敷衍。归根结底,明代早期的周边邦交关系建立在国家实力强大、保境固边需要及儒家文化认同之上。随着安、占之间的冲突逐渐背离明廷的初衷,以及明廷自身国力衰退和防御重心的转移,彰显仁德的理想化调停政策变得难以维持。统治者和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张以“各止其所”的务实态度处理安、占矛盾。此后,明朝对周边邦交进行收缩,安南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小天朝”,占城则在历史上逐渐消亡。     

论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外延

农村综合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是一场重大而深远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下一步,我国应按照“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改革思路,全面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体制、乡镇政府体制、农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同时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财政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宏观领域的深层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社会的民主政治。     

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的权利受损与维护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面对“财权上移、事权搁置”的局面,负担加重,加之GDP考核的压力,不断将目光转向能够快速“升财”的土地,形成了特殊的“土地财政”现象.过分依赖土地财政,使得失地农民土地使用权被阻断,征地话语权遭限制,土地赔偿权受损害,权利救济权被虚置.农民为了维权,发展出一系列非正常的维权路径,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为了维护失地农民权利,必须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完善征地补偿制度,鼓励司法机关适当介入.     

盐政制度变革与明中后期商业的发展——以漳州、泉州地区为例

明初,漳州、泉州地区商业的发展水平不高、市场规模小,正统年间的盐政制度变革改变了这种状况。正统八年(1443),泉州盐课改折,食盐由官营转变为自由运销,新盐政的运作与市场发生密切关系,直接促进了漳泉地区商业的繁荣,具体体现在:灶户买米纳课,打通了东南沿海近海商路,扩大了泉州沿海地区与江浙、潮粤等地之间的商品交易网络;食盐的自由流通带动了九龙江、晋江流域沿海食盐和山区特产之间的贸易模式形成;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泉州地区出现灶户普遍经商、追逐财富深入人心的局面;同时也使得漳泉山区特产商品化和区域内部市镇的兴起。盐政变革带动下的漳泉商业繁荣,最终在16世纪西方国家与中国贸易之后,为漳泉地区迅速融入更为广阔的海外贸易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金融抑制、路径依赖与中国渐进改革中的制度性公共风险

在渐进改革的逻辑框架下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抑制措施保证国有企业获得大量社会资源。金融抑制不仅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效率损失 ,更重要的是通过转型期风险的转嫁机制而自我强化 ,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质。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制度安排使制度性公共风险得以大量积累 ,并开始逐步向财政领域集中。防范和化解制度性公共风险的根本途径在于放松管制 ,建立起市场对公共风险的分摊机制     

生息银两与乾隆时期的通货膨胀

为了研究清代财政经济状况,主要依据<清实录>等官方资料,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文献分析方法,讨论了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内在过程、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特点等问题.研究表明:乾隆时期投入市场的生息银两资金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远迈前代.其投资方向主要集中于货币金融与消费品流通领域,资金出路狭窄,在乾隆前期引发消费品需求激增;货币资金通量激增;白银通量增长大于制钱通量增长;在追逐"铸息"和"平抑钱价"的货币政策驱动下,酿成中后期"银贵钱贱"的通货膨胀局面.生息银两既促使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后者也对前者发生反作用:商人对"发商生息"库帑的态度会受到银钱比价变动影响,在通货膨胀严重时甚至拒贷帑银或拖欠库帑本息.乾隆时期通货膨胀虽严重,但制信誉较高钱依然,货币体系的完整性尚存.     

论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改革肯定了民事侵权责任在我国医疗损害责任领域的基本地位;形成了以直接诉讼方式来解决医疗损害责任的主导机制;呈现出用一般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来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的基本局面,其中的直接起诉制度、医疗损害赔偿的一般化、医疗证据鉴定制度的不统一是目前医疗损害责任改革存在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