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先秦诸子的尚“清”倾向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尚“清”现象,源于先秦诸子。“清”的本义是指水清,先秦诸子由其本义出发,逐渐将其用于哲学、社会、道德、艺术等领域,使其获得了越来越广的审美意蕴。在道家学说中,“清”既是重要的哲学概念,又是审美的最高追求,老庄将“太清”视为天道的理想境界,将“缘而葆真,清而容物”视为理想的人性之美。在儒家学说中,“清”主要属于道德审美的范畴,用来概括隐士在乱世中清高处世、独善其身的人生境界与道德之美。由孔子到孟子,儒家对“清”的态度经历了由不重视到重视的逐渐崇尚的过程。荀子则融合了儒道两家尚“清”的内涵,并加以扩充,使之成为社会的共识,从而对后世的美学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感情的型”看李长之的传记批评

在李长之的批评实践中,传记批评分量最重、最具影响。李长之的传记批评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美学追求,他以“感情的型”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标准,通过“感情的型”沟通作家人格和作品风格,进而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李长之传记批评中蕴含的审美教育理念,是在中国儒家哲学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     

“观”范畴的异源同流与东方美学之形成

“观”是中国与印度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与美学属性,对于“东方美学”的形成起到了统领与凝聚作用。中国道家、儒家的“观”“观物”,与印度梵学、佛学的“观”“止观”,两者各自起源但又不约而同,尔后遇合融汇,经宋代邵雍和近代王国维的中印之“观”的综合阐发,加之日本现代美学家在现代美学范畴中的“观”“观照”的植入,最终形成了以“观”为元范畴的源远流长的“东方观学”。“观”及“东方观学”作为中国与印度审美思想的融合形态,异源而同流,超越了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等民族美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     

审美转型:从先秦到魏晋

中国美学从先秦发展到魏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社会伦理转向自然宇宙、政治品鉴转向人物品藻、艺术形式转向生命形式、“生”转向“死”。人向外部世界探索发现了自然宇宙,向内反观建构了人格美学,蕴含其中的则是生命美学的肇兴及对生命意识的呼唤。生命外化为各种艺术形式,内化为“生”、“死”转型,标志着魏晋时代审美转型的最终完成。     

先秦儒家美学中审美之"和"的三个层次

"和"在先秦儒家美学中指审美关系.审美之"和"具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人与对象建立起感知关系,这在古代美学中属于"交感"的内容;第二层含义指人与对象在找到相通之处的基础上的情感关系,这是审美的核心关系,在先秦儒家美学中集中体现为"比德";第三层含义是指人与对象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根源,体验到了本体("诚")的存在,这是审美的最高境界,即孟子所说"反身而诚".     

释“大”

大的意义是伟大、崇高和完备。《老子》“强为之名曰大”注:“大者高而无上,罗而无外,无不包容”。它是我国先秦时流行的一个道德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儒家学派、老庄学派对此都作了具体的阐述,使它作为人生境界,逐渐定形,成为人们追求的道德理想和审美目标,构成我国哲学思想和民族心理的重要因素,在政治生活和文学创作中产生着重大的作用。     

“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的“道始于情 ,情生于性”是先秦儒家的重要命题 ,它揭示了以家庭亲情为本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产生的根据。本文进而分析了这一命题所蕴含的先秦儒学的“性静情动”说较之以往的“性善情恶”说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价值     

先秦“尚大”思维论

先秦思想界 ,涌动着一股“尚大”思潮 ,其本质在于对终极依据的追求与探索。大的 ,就是美的 ,就是好的 ,就具有终极价值意义 ,这种观念风行一时。纵观先秦思想界 ,尚“大”已经构成一种思维的存在。在此 ,“大”,已非一个简单的物理意义上的时空概念 ,或传统意义上纯粹的美学观念 ,而是一种人文观念、思想范畴 ,具有极大的抽象涵盖性。几乎所有先秦思想家都曾对其进行过描述、论证。举凡自然、社会、人事、审美、思维活动 ,凡是最好、最高级、最完美之物就称之为“大”。而这些“最大”之物 ,正是先秦诸子们不厌其烦所讨论的要义。若抽去它们 ,一部先秦思想史就会黯然失色。     

试论先秦“比德”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这历史的源头上,先秦的“比德”美学思想,以其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颇为完备的理论形态和丰富的审美实践而对后世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十分引人注目。但这样一种重要的美学思想,迄今很少有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拟就先秦“比德”美学思想诸问题试作一粗浅的探讨。     

里仁为美的儒家共同体美学内涵

里仁为美的儒家共同体美学内涵体现在四个方面：在儒家五伦的交往关系之上通过儒家交往行为所形成的交往共同体“仁里”,是符合儒家礼乐仁学道德情感规范的社会存在境遇;里仁为美的仁爱之情,是发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与儒家交往关系、交往行为相伴随的情感共同体“里仁”,是符合儒家礼乐仁学道德情感规范的情感存在境遇;依赖礼乐建构的“仁里”,是审美交往共同体,有共同的审美对象,是仁爱和谐的美境;“仁里”是通过尊于太一天神之命,模拟太一天神之运的礼,所建构的命运共同体,大同社会是儒家命运共同体的审美乌托邦。里仁为美内在蕴含四种儒家共同体,即交往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审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并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中国古典美学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探源

宇宙本体论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心问题。古典美学中的所谓审美心胸、艺术观照方式、艺术创造本质以及形神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围绕着宇宙本体论这个中心展开的。离开了这个中心，上述问题都会失去它的最终根据。不过，对此，古时一开始并不是从美学角度加以探讨，而是从哲学意义上加以探讨的。在先秦时期，老、庄哲学首先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宇宙本体论的问题。“本体”（。ntology）一词本源于西方哲学，先秦哲学中并没有“本体”这个范畴。但却有与之内涵大致相同的范畴，即“本报”。庄子说：“好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富而不知…     

先秦儒家“中和”思想对古典乐论的影响

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在先秦时期就确立了谐和的艺术观,先秦典籍对其多有记载.先秦儒家在吸收百家众长的基础上提出“中和”的审美观,确立了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在中国古典乐论史上影响深远.     

“错彩镂金”“芙蓉出水”与儒家文化之渊源关系探析

自宗白华先生明确提出"错彩镂金"和"芙蓉出水"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以来,一般论者都会认为"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分别对应着儒道两家思想。然而,通过分析这对审美范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我们发现"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的内涵其实是根植于先秦儒家关于"文质关系"的论述;而对于这对审美范畴的评判,则与它们对儒家"天人关系"观念的呈现密切相关。作为两种对应存在的审美取向,"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也体现在不同时代的礼乐文化及各种艺术形式之中。相对于其他各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及作为其实践形态的礼乐文化对这对审美范畴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与诗论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历了学习前人而最终推陈出新的过程。其诗深得“活法”精髓。他的诗论对儒家诗教的“美刺”说进行了新的阐释 ,认为诗歌是“矫天下之具”。他的“诗味”和“活法”说也具有美学理论价值。     

《诗经》中“兴”的美学意义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瑰宝,也是最早集中反映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经典。它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因其展示出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画图而具有永久的审美价值,被历代盛传不衰。作为使《诗经》光彩夺目的表现手法之一的“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美学意义。一、“兴”是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的发轫,或曰“源泉”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是“物感说”。一般的研究认为,“物感说”是《礼记·乐记》提出的观点,其中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又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其本在于人心之感于物也。”很显然,这是对古代音乐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如果要溯源的     

论王夫之的“成性”说

<正>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哲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批判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本文只论述他所作的批判总结在人道观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苟子和《易传》)的“成性”说,比较正确和有力地驳斥了宋明唯心主义理学家的“复性”说.     

“守正创新”：“美学大讨论”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不仅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彰显了意蕴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通过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审美内涵与品格特质的考察可知,在“美学大讨论”中,无论是对美的本质、自然美等美学基本问题的探讨,还是对审美意象、艺术意境等艺术实践范畴的阐发,均表现出了一种接受、传承与创化中华美学精神的致思理路。此外,巩固新生政权,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也为“美学大讨论”的发展和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提供了现实动因。总之,“美学大讨论”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论黑格尔美学中的“身体”与“时间性”的缺失

黑格尔美学在根本上是一种主客二分的美学,其根本的基点在于从一个纯主观的教条——"理念"出发,衍生出"心灵"高于"肉体"的美学观,而其"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命题,不仅在"时间性"上把"美的理念"体现为一个具有自身内容的孤立发展"过程",从而不可能把"审美生活"的"时间性"理解为"主客不分"的"整体性",而且这一美学观也必然忽视"身体"诸感官在"审美生活"整体中复杂的"时间性"构成,因而,黑格尔美学在整体上呈现为仅仅能够描述与阐释一小部分纯粹艺术品的"艺术美学"、"视听美学"或"残象美学"。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宇宙形上学的发展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以天为本”,天人同类相感的“天人感应”的宇宙生成论体系,呈现出与先秦儒家心性形而上学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实质上仍是对先秦形而上学继承及发展后的产物,弥补了先秦儒家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对宇宙形而上学论述的缺失,开创性地建构起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首个形而上学理论体系。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