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危机中慈善捐赠的特点与动机探析

SARS危机期间的慈善捐赠是继我国1998年抗洪赈灾捐赠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中型捐赠活动。非常时期的慈善捐赠与以往的捐赠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形态,政府在慈善捐赠规范化与组织协调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慈善捐赠的动机表现为多样化和复杂化。以SARS事件为案例,可以看出公共危机中慈善捐赠的特点与动机。     

中国慈善捐赠机制的发展趋势分析

伴随着经济社会领域的整体进步,中国慈善捐赠机制在捐赠主体格局、募捐筹资机制、捐赠组织管理体制以及监督透明机制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发展趋势.在慈善捐赠主体格局方面,初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社会捐赠网络,个人与企业捐赠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传统基金会格局被打破,私募基金会迅速崛起.在募捐筹资机制方面,逐渐向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在捐赠组织管理体制方面,逐渐由"偏紧"的控制走向"宽松"的管理,由"条块分割"开始逐步走向"综合协调".在监督透明机制方面,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体、民间评估力量参与的慈善组织评估机制,完善慈善捐赠的公开透明机制.     

中国互联网公益同心圆的建设与发展

互联网等技术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拓展第三次分配路径、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可能性,党和政府积极借助技术力量,着力在公益募捐、透明度提升、健康慈善文化营造等方面积极创新体制机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互联网公益同心圆。在这个公益同心圆中,党和政府、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志愿者等在网上网下密切互动、共同发力,通过不断提升主体间一致性、发挥各主体多样性,促成了互联网公益多元主体集体行动,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城乡均衡发展提供了全新方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实践。     

知识型微信社群用户参与动机对参与行为的影响

知识型微信社群是移动社交时代用户进行交互式学习的新型虚拟社群.文章依托社会心理学经典的动机过程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从自主需求、关系需求和胜任需求三个维度,构建了参与动机对参与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通过网络问卷测量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得出结论:学习动机、社交动机、成就动机对用户参与行为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兴趣动机和互惠动机并不直接影响用户的参与行为,其中兴趣动机通过学习动机的中介作用、互惠动机通过社交动机和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间接地影响社群用户的参与行为.     

媒介可供性：社交平台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

社会化媒介的某些特征有着左右人类情感的特殊效应。以媒介可供性为理论路径的粉丝文化研究旨在以一种“技术—文化共生论”视角探讨社交媒体平台以何种途径和方式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培养作为准社会互动的粉丝实践的情感效应,以及如何将算法逻辑融入粉丝社群的情感形成机制之中。以微博为例,粉丝被微博平台进行自我赋权、社群赋权的同时,平台深度介入社会化媒介语境下粉丝群体情感氛围与情感结构的构建过程,迎合并放大了粉丝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社交平台通过算法传播背后的数据行为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逻辑,使粉丝的情感表达成为娱乐工业、平台及背后的互联网资本量化的数据,当数据成为衡量粉丝与明星之间情感纽带的价值尺度,数字资本也随之加快了对社会文化的渗透。     

关联、嵌染与调适：社交媒体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运用

社交媒体是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社会工作转型的关键性变量。通过社交媒体激活潜在联系或加强弱联系,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创建了可及性的助人空间;社交媒体和相关在线平台为改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关系中的权力失衡,切实增强青少年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和行动效能感,以及提升服务的可近性提供了契机;利用社交媒体的可供性进行脚本生产、专业倡导和社群构建,改变了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社会生态系统。但与此同时,嵌染也使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在运用社交媒体时面临四种张力：一是具有情感共鸣的赋权式沟通交流与专业规范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张力;二是知情同意及妥善维护案主资料的服务标准与远程服务难以确认意愿、身份和所有权之间的张力;三是可及性与数字鸿沟和技术黑箱之间的张力;四是数据信息共享与保护案主隐私及保密义务之间的张力。未来需要通过逐步建构社交媒体使用伦理指南,培育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的数字职业精神,加强社交媒体的实务应用研究等调适,才能实现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智能化、高效化和精准化。     

基于PPM理论的社交媒体平台间的用户转移行为研究

社交媒体平台可以从“推-拉-系泊”方面进行有效管理，以满足用户需求，促进平台发展。基于前人的研究提炼相关变量，基于PPM（push-pull-mooring）理论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使用227个有效样本对模型进行验证。研究显示，系统质量缺陷、信息质量缺陷和感知隐私风险等显著影响用户的负面性感知价值，对用户的转移意愿产生推动作用，替代品吸引力作为拉力因素显著影响转移意愿，转移成本作为系泊因素对习惯无显著影响，技术自我效能和社会影响作为系泊因素显著影响用户习惯，从而显著影响用户转移意愿，且转移意愿显著影响其转移行为。     

影响慈善捐赠的显著因素：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分析

随着第三次分配国家战略的提出,慈善捐赠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此,对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收入是影响中国人慈善捐赠的最显著因素。然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分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两者均对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严格控制受教育程度,单独研究收入水平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时,收入水平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对慈善捐赠行为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才是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收入水平是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进而与慈善捐赠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实质上对慈善捐赠行为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要提升中国公众的捐赠水平,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步与第三次分配的有序开展,进一步提升公众受教育程度,在大中小学普及慈善教育是可行且重要的方向。     

基于微信公众号平台的微纪录片传播——以文化传播为视角

数字化媒介传播语境下,微纪录片顺势而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取代微博和QQ成为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社交媒体,同时成为微纪录片的主要传播渠道,出现了大量专门为视频微信公众号量身打造的生活方式类微纪录片。本文从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传播格局和传媒生态所带来的视觉文化语境出发,聚焦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微纪录片的影像表意实践,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从文化层面分析这一具有时代特色的视觉文化对当代中国的折射与反映。这类纪录片用镜头聚焦当代中国的多元社会与多样人生,记录大时代下形形色色的个体,致力于发现身边的美,传播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借助于微信这一社交媒体来观照一个富有时代感的"文化中国"。虽然这些微纪录片生产大多具有商品导向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对于受众有着文化濡化的作用。     

居民慈善捐赠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我国居民的人均慈善捐赠有所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通过对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居民80%以上都曾经向慈善组织进行过捐赠,其中超过六成的人是自愿捐赠的。回归分析显示,居民的慈善认知、利他主义观念、税收减免、居民对慈善组织的关注等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对慈善组织的捐赠;利他主义观念、税收减免、对慈善组织的关注、普遍信任程度、捐赠后是否获得收据和信息反馈等会影响到居民的自愿捐赠。     

第三次分配视阈下慈善捐赠监督与管理研究

慈善捐赠居于整个慈善事业的核心环节,也是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慈善捐赠数量稳步增长,但占GDP比例和人均捐赠金额较低;慈善捐赠以现金和有价证券为主,物资捐赠不断增长;企业依然是慈善捐赠的主力,社会公众捐赠逐渐提升;基金会、慈善会以及政府部门为慈善捐赠的主要接收方。从资金流向上看,70%的捐赠流向了教育、扶贫与发展和医疗健康领域,74%的捐赠流向北京、广东等省份。上述现象折射出慈善捐赠意识不浓厚、慈善捐赠制度不通畅、慈善捐赠分配不科学、慈善捐赠使用不透明以及慈善捐赠监管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努力营造人人慈善的良好氛围,加大税收政策优惠力度,完善慈善捐赠法律法规以加强慈善捐赠使用审查,推动慈善捐赠公开透明,以便尽快完善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治理体系。     

公共品社会动员机制——关于慈善捐赠的一个理论综述

如何动员更多的社会资金和物资投入到公共品的供给中已成为解决社会公共品供给困境的首要难题.从国外经验来看,慈善捐赠等自愿供给机制将是一个可行途径,不少学者也对该问题展开了理论研究和探讨.本文对其中关于慈善捐赠的动机及影响慈善捐赠规模的因素的理论成果进行总结和评述,以试图为将来的实践操作提供理论借鉴.     

道德合法性、区域同构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组织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制度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企业可见性与盈利能力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企业的可见性和盈利能力显著影响调节区域慈善捐赠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表明,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形成区域道德合法性标准和区域同构的制度压力,从而驱动企业从众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和捐赠水平;同时企业所处区域慈善捐赠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会随着企业可见性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因为公众对高可见性或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有更高的道德合法性的期望和压力,企业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合法性和缓解这种制度压力,会更愿意满足区域慈善捐赠所形成的道德合法性标准。     

休闲方式、精神健康与幸福感

休闲对于个人生活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将休闲方式分为不同类型,利用CGSS 2010年城市部分的问卷和数据,用OLS回归方法分析不同休闲方式对精神健康及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娱乐锻炼型、社交型休闲方式对精神健康和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其中社交型休闲方式的作用更强;休闲方式部分通过精神健康这个中介变量而影响幸福感。     

基层政府决策会议公开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基层政府决策会议公开是我国政务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基层政府常务会议而言,目前其公开水平还比较低,主要表现在制度权威度、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的不足。在基层政府决策会议公开路径构建上,我国需要强化制度权威性,还要逐渐拓宽信息公开的范围,更要建设公众参与基层政府决策会议的有效途径,也应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决策会议公开的社交媒体平台。     

社交平台封禁账号行为的法理分析与规制完善

随着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类已经跨入互联网社交时代。为维护互联网社交空间的秩序,社交平台通常会对违法、违规或者严重违约的用户账号实施封禁处罚,但实践中封禁依据、封禁理由和封禁程序的不合理会对用户权益和平台秩序造成侵害。因此,规制社交平台封禁账号行为具有必要性。针对因定义不明而实施的针对性封禁、因价值偏见而产生的歧视封禁以及平台对技术的过度依赖而产生的错误封禁,应完善平台封禁的处罚依据、健全平台封禁的归责理由、实现平台封禁的程序正义,探索社交平台与用户共同治理的新格局,以更加合理地配置社交平台中各类主体与用户的权利和义务,完善平台治理的效能,建设更加安全稳定的网络社交空间。     

网络慈善募捐中双重依赖格局初探——以腾讯“99公益日”为例

基于网络开展的慈善募捐日渐成为中国慈善组织募集资金的重要渠道,随着网络募捐制度环境的剧烈变化,不同募捐主体之间构建出怎样的募捐机制格局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通过聚焦腾讯"99公益日"活动期间A市4家慈善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网络募捐实践,基于格局成因、格局表征、格局困境和格局突破四元分析框架,可发现受制度环境约束和慈善资源稀缺影响,网络慈善募捐活动呈现出双重依赖格局,即公募组织对网络平台的依赖和非公募组织对公募组织的依赖。双重依赖格局导致组织边界相互渗透、资源分配不公加剧、战略联盟缺失等问题,迫使募捐主体主动采取扩展合作网络、创造替代资源以及寻求组织独立等策略实现更为完善的资源环境建构。     

“平台逻辑”:一个理解平台—新闻业关系的敏感性概念

数字平台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平台社会的形成,平台已然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渗透在各个社会领域,新闻业不过是它们涉足的其中一个领域。平台携技术与资本的优势,成为新闻场域中非常重要的新入场者,使得平台与新闻业的关系成为新闻学研究讨论平台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尝试提出"平台逻辑"作为理解二者动态关系的敏感性概念,它在媒体逻辑和社交媒体逻辑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和强化,具有技术、市场和关系三个关键特征,未来仍需对平台逻辑的内涵、形成与实践进行深入讨论,使之成为一个具有解释潜力的理论概念。     

公益众筹文本的叙事性对捐赠说服的影响

近年来，公益众筹作为一种新的互联网金融公益筹资模式，引起了学者与公众的广泛关注。公益众筹通过网络传送信息，分析其文本的叙事性如何说服公众参与捐赠具有重要意义。以“腾讯乐捐”平台上的9 192个教育助学众筹项目文本为样本，对我国公益众筹文本的捐赠说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叙事性包括叙事内容和叙事话语，是公益众筹文本的重要语言特征。不同叙事方式对捐赠说服有显著影响。叙事内容包括的情感意识场景、认知意识场景越多，时间上的嵌入度越高，捐赠说服越好；叙事话语包括的情感波动性越大、情感高潮越早，捐赠说服越好。     

美英慈善组织财务报告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完善的财务报告制度能够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并实现其慈善目的,保证社会经济健康运行。美英两国通过设定慈善组织财务报告的法定准则、规范财务报告的内容和审计制度、公开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接受公众监督,保证了慈善事业健康顺利发展。通过两国的比较研究,启示我国应当规范慈善组织财务会计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和监督机制,应当统一慈善组织财务报告模式、设置灵活的报告规则,应当实行慈善组织财务报告强制公开、构建信息统一公开发布平台,应当推进慈善组织财务报告第三方评估机制建设,构建慈善法治"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