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经学史观的历史谱系

徐复观经学史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在经学史观上强调以经学作为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他怀着现代“儒者”的情怀,以独特经学史观解读中国经学史,从而揭示了传统经学史特定的生长机制和思想进路。对丰富和深化20世纪中国经学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回归真实的经学史”是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研究的旨意所在,在这一精神暗示下,21世纪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任重道远。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中国梦”内蕴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自近代以来就已经开启的“中国梦”,在今天被从一个历史的新高度提出来,形成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这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在改革开放已经行进了三十几年的今天,“中国梦”的实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是可以期待的了。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提,使“中国梦”具有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支撑。“中国梦”的合规律性,具体体现为它在性质上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方向上符合历史前进的趋势,在时间上具有可持续性,并且最终体现在它的实现是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合规律性使“中国梦”从根本上具有了科学性。而“中国梦”的合目的性,则具体体现在它包含着合理的计划性,蕴含着强大的创造力,作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可以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它可以指导人积极地行动。合目的性赋予了“中国梦”以强大的精神动力,只有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伟大的“中国梦”的实现才得以可能。     

论汉代“谀儒”群体——以汉武帝时期为例

孔子对儒者人格早已做出“君子儒”与“小人儒”的理论判分.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儒家集团内部已分化为“君子儒”与“小人儒”两大对立阵营,从而历史地印证了孔子的理论预见.汉代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实际上缩小了士人的政治选择空间,个人与集团利益的保障需要,儒学造诣与禄利的直接挂钩,致使儒者人格渐趋异化,形成了以好利、曲从主意、攀附权贵、排斥异己为典型特质的“谀儒”群体.     

叙事学研究之五 梦:时间与叙事

本文通过对时间、存在、事件、意识和潜意识关系的考察,认为梦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一种叙事行为。与意识中的叙事一样,梦中的叙事也是为了抗拒遗忘,寻找失去的时间,并确认自己的身份,证知自身的存在。梦的基本语汇是梦象。在从梦象到梦境的过程中,一种叫做梦境“蒙太奇”的叙述行为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在叙事、抒情、说理这三大人类的文化冲动中,叙事更为基本,因为只有叙事既是一种意识行为,也是一种潜意识行为。     

傅斯年对孔子及其学说的重新解读

傅斯年在其论著中,对孔子及其学说予以了重新解读,在儒者的起源、孔子与经典的关系、孔子学说的内容以及孔子学说成为正统和适应秦汉以来的社会的原因等方面提出了自己别样的看法。他认为儒者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孔子删《诗》说“乃汉儒造作之论”,《易》和孔子及儒家没有关系,孔子和《春秋》的关系虽不能确定,但其思想却是孔子的。孔子的政治论和天人论都表现出过渡的、转变的色彩。宗法不亡、适应新兴阶级需要及中庸之道是孔子学说成为正统的原因。传人多、影响大及秦汉以后社会无大变动,使儒学得以统治中国社会达两千年。     

梦：时间与叙事——叙事学研究之五

本文通过对时间、存在、事件、意识和潜意识关系的考察，认为梦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一种叙事行为。与意识中的叙事一样，梦中的叙事也是为了抗拒遗忘，寻找失去的时间，井确认自己的身份，证知自身的存在。梦的基本语汇是梦象。在从梦象到梦境的过程中，一种叫做梦境“蒙大奇”的叙述行为起了重要的作用。本丈认为在叙事、抒情、说理这三大人类的文化冲动屯，叙事更为基本，因为只有叙事既是一种意识行为，也是一种潜意识行为。     

《论语》中的“子”、“孔子”、“夫子”行文体例分析

《论语》中,指代孔子可用“子”、“孔子”、“夫子”。通过对《论语》的行文体例分析,我们发现特指孔予的“子”’没有用作宾语的用例,而“孔子”、“夫子”则有。由此,我们推知古代汉语语法结构中,指代相同的一组词,其所处位置与它们的表意内涵有某种内在关联。     

颜子安贫辨

<正> 世儒常以“安贫乐道”赞许颜子,于是便有了颜子“安贫”说。但“安贫”一说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明颜子对待“贫”的态度,因此有加以辨正的必要。一,“安贫”非孔子思想孔子思想熏陶和哺育了孔门诸弟子,我们在研究孔门弟子时,自然要涉及到孔子的思想。特别是要了解“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的颜子对待“贫”的态度,更     

执着寻“梦”的宫崎滔天──析《桃中轩牛右卫门之梦》中的人物形象

憧憬与信仰对一个真正的人是不可或缺的东西。正因如此，我们要说，人不能没有“梦”，不能没有对“梦”的追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当代进步剧作家宫本研有关寻“梦”者的话剧《桃中轩牛右卫门之梦》（下称“桃”剧），才显示其独有的艺术魅力与深刻的思想内涵。宫本研在“桃”剧中描述道：主人公宫崎滔天（艺名为桃中轩牛右卫门）是位“时常沉缅于梦境”“自不量力地去追求奇异东西，而一旦‘梦幻成真’，就又转而追求其它新东西”的寻“梦”者。他宁肯生活在梦中，也不愿醒来的原因有三个。其一，滔天作为一个具有良知和同情心的人，…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正解新探－兼评诗序与朱熹淫诗说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后世大儒及其从者皆以经学解读《诗经》,故有美刺之说、邪正之辨、主次之别。其实孔子是站在仁政的立场,以王道与人性的观点甄选和评价《诗经》的。     

一部研究朱子经学的力作——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教授研究中国哲学二十多年,在许多方面颇有建树。尤其对宋代理学用力甚勤,对朱子学颇有研究。自2000年赴台湾出席“朱子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学术研讨会回来后,他潜心研究朱熹经学,历经四载,写就《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这是目前系统研究朱子经学的一本专著。这部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经学的历史发展,可作为简明扼要的经学史来读。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柢,是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载体,蕴含中国文化的精华。历代儒者均尊经注经,在本书中,研究经学史的价值也是整理朱熹经学的理论理路。本…     

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对孟子“夭寿不贰”句之解读--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思想为参照

孟子云“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中包含着“夭寿（生死）与命之间的关系”以及“修身立命”这两方面的问题。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在时间的视域下,将此在解读为“向死而在”,与言说“生生之大德”的儒者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命定的偶然性（个体的人必然有具体的实质限定）、必死性（有限个体必有其死）和使命义（人禀受善性而有道德使命）这三者构成了《孟子》中的“命”义。孟子反求诸己,追求人的本然善性和生之尊严;海德格尔则认为面对死亡的决断,是个体成为本真存在的关键,而儒者的生活方式可视作本真存在的一种可能性。     

科举时文与经学话语：江永《乡党文择雅》新解

江永编撰的《乡党文择雅》正补二编,收录了350余篇清代康乾时期科举从业者的应试之文,从经学的角度,解读了孔子与儒家对礼仪的现实关怀与传递礼仪实践的经学场景,呈现出考据精深、羽翼注疏、考辨纠谬等经学话语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代圣贤立言的科举立场,圆润了传统的经学注释,将《论语》从《四书》中剥离出来,重新置于传统经学系统中,提供了一个非主流的经学文本题材,不仅是一种科举之体的象征,而且已成为一种探索经学之原的经学话语,既推动了清代经学的顺畅传播与拓展新的经学视域,又延续了科举时文的学术生命。     

经学思维及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

经学自汉代形成至今已有 2 0 0 0年的历史 ,虽然“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经学进行了冲击、批判 ,并从国家的教育体制上废除了尊孔读经的旧式教育模式 ,使经学在制度上终结。但经学特有的思维方式 ,虽经朝代更替 ,形式变化 ,仍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着广泛影响。孔子开启了儒家经学思维的先河 ;在汉代 ,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并正式形成经学思维模式 ,此后 ,经学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派中皆有所表现。因而 ,可以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泛经学思维     

浅析以“中国梦”统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国梦与大学生个人理想信念之间存在着价值观上的内在一致性.应该用“中国梦”统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转化为大学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奋斗的实践行动.     

论“中国梦”的包容性

“中国梦”作为当代中国实践和当前诸多因素发展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篇章,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民族精神为根基,是凝聚中国人民共识的梦,是我国科学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从“中国梦”的内涵出发,它包含着梦想与现实的统一,历史与发展的统一,国家梦想与个人梦想的统一,阐述“中国梦”对个人、民族和国家的深刻影响,从“中国梦”使人们坚定了追求理想的信念、化解了社会矛盾和支撑着民族长期发展三个方面论证“中国梦”的包容性。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从《周易·需》卦看孔前之儒

本文认为,从文字学的角度讲,“需”就是最初的“儒”字,它揭示了早期儒者的术士性。而《周易》中的《需》卦所示,正是先秦孔子之前儒者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