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敦煌写本《董永》(拟名)

敦煌写本S·2204《董永》(拟名。下略“拟名”二字),自发现以来,国内学者有所讨论,但多涉及董永故事的演变以及这故事所受佛教故事影响等方面。而对写本中一些关涉全局之词语及称谓则无恰当解释;对篇章的脉络甚少论及;尤其是对“文义”的“不衔接处”迄无具体分析,因而在该写本的文体归属上,致有“变文”、“词文”、“民间俗曲”或“故事诗”、“七字唱本”等诸多不统一的名称。     

简析“民众新闻”的“源—传”结构关系及其特征

在新兴媒介环境中,新闻传播学界在新闻主体论视野中,多是在"受众传者化"的意义上讨论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变革,但更为细致的分析会发现:"受众传者化"首先表现为"民众新闻"现象中"信源主体的传者化"。因而,本文以民众新闻为对象,从两大方面考察分析了信源主体与传播主体的结构变化及其基本特征:一是从民众新闻与职业新闻关系的角度考察了"源—传"关系在历史变化中呈现出来的新特征;二是从传统新闻业时代没有的、新的民众新闻现象内部考察了"源—传"关系的结构特征。这样的考察分析对于认清新兴媒介环境中新闻生产与传播的真实面目非常必要而重要。     

浙东地区“唱新闻”的由来与流传考略

“唱新闻”是一种源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民间口头新闻传播形式,出现于南宋时期的浙东地区,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一种说唱艺术并盛行于象山等浙东地区。浙东“唱新闻”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新闻传播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邸报之兴盛及浙东繁荣的新闻传播活动为“唱新闻”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唱新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丰富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与同源俗文化曲艺形式的民歌和“画新闻”比较而言,“唱新闻”具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底蕴深厚、口口相传的传播优势,但在流传过程中也体现出其代表作品少、新闻传播功能减弱等不足之处。近年来,“唱新闻”说唱艺术逐渐向“宁波甬剧”“小热昏”等形式发展演变,同时创新地融合不同剧种和乐器,不断满足新时代民众曲艺欣赏的审美需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保护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三鹿奶粉事件报道的比较研究

选取《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对“三鹿奶粉”的报道为新闻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新闻文本的内容要素进行总结与归纳,发现《人民日报》的报道主要展现了“健康中国”、“政府负责”、“各方满意”的媒介形象,而《纽约时报》则相应传达了“问题中国”、“政府无力”、“民众激愤”的信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报纸的一贯立场及受众的“固有观点”有关。在传播速度日趋快捷的当今社会,一方面,要引导受众正确对待外国媒体的报道,另一方面,也借鉴外媒的长处,改进中国传播主体的话语方式,提高传播效果。     

东大本双红堂藏清末四川俗曲唱本九种研究

东大本双红堂藏清末四川俗曲唱本64册,系长泽规矩也先生旧藏。其中九种俗曲唱本乃是反映清末以来蜀地生活风俗、民情物理的说唱体作品,刻本流播广泛,形制体式丰富,穿缀方言俗语,说唱夹白,流转叙事、乃至拟剧搬演,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风调和劝勉、劝诫、劝惩的情感取向与主题意涵。     

美国环境新闻的滥觞与诞生期研究

美国环境新闻的诞生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其滥觞期表现为从民间出版到在主流媒体开辟专栏的过程;成熟期主要表现为成熟新闻文本的出现:对科技的怀疑、科学性、风险性、生态整体性等生态中心主义理论,还进一步表现为涉入公共服务领域.     

对新媒体语境下传播主体的三点考量

新媒体语境下,传播主体形成了“三元”的类型结构,即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和非职业、非民众个体的组织（群体）传播主体的共在结构。传播主体具有强大的融合作用、强大的交互性和优越的经济效能等特质。传播主体应具备新闻自觉,推动传播秩序的理性创建;传播主体应摒弃“猎奇心态”,恪守新闻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基本原则,主动远离“围观者姿态”,明确责任意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杜绝“唱衰心态”,树立大局意识。     

明清俗曲的体载归属研究

在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宏观脉络中,对俗曲的体裁归属及体裁特征进行了探讨。在体裁划分上,俗曲应该首先视为一种俗曲类的民间歌曲。从唐代的曲子到宋代的词调音乐再到明清以来的俗曲,都属于俗曲类民歌。当俗曲被运用到民间歌曲之外的其他综合性强的传统民间体裁时,如果在音乐上还是以俗曲为主,则可将这类综合性的体裁视为俗曲类体裁。从音乐学的角度而言,不可将鼓书类说唱、滩簧调、影戏音乐等划归到俗曲当中。     

《阿嫫妮惹》文本的价值和意义

彝族古典民间抒情叙事长诗《阿嫫妮惹》是民间口承口传的文本,它不仅是平面传播的文本,而且是立体运行的文化。在口头叙事的行为方式里,渗透着民众的心理,因而获得了世代传承的生命力。     

清代扬州刻印的唱本

清代扬州是我国雕版印书的中心之一。著名的《全唐诗》《全唐文》等书都是在扬州刻印的。除了代表封建正统文化的各类书籍外,这里还大量刻印了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特别是俗文学作品,比如著名的扬州评话《清风闸》《飞跎传》、道情《九度文公》等,更多的是记录民歌俗曲、民间小戏和曲艺唱词的唱本、唱片。这些俗文学读物作为商品流通,远销南北。刻印者为求其价廉,刻工、印刷、纸张均极粗糙。一般为巾箱小本。小唱本则更为简陋,三五页粘贴在一起;或者印作单张,折叠成     

论汉代谣谚文化的传播特点

谣谚虽多被看作民间通俗文化,但其艺术属性并没有严格的阶级之分.汉代谣谚文化较为兴盛,其创作或传播亦没有严格的阶级界限,同阶级并各阶级间都有流传.汉代谣谚文化除主要靠口耳相传外,亦诉诸于文字.文字传播中,除书面传播外,尚有碑刻和题壁.随着汉代谣谚艺术流传渐久,绝大多数谣谚作品都发生了变异：或量变,或质变.     

清江影像浓缩的历史沧桑——试析长篇小说《红玉菲》的内在蕴涵

长篇小说<红玉菲>在继承诗集<鄂西倒影>现实凝望与游走的地域抒写基础上,将社会历史符码、人物命运沉浮、民歌、民俗文化嵌入文本,着眼于时代更迭与还原再现的写法,为小说设置背景与刻画氛围,具有浓郁的巴土文化特色和民间文化审美趣味.     

英语歌曲You Are My Sunshine为什么那么成功?——基于经验功能分析的一种解读

由吉米·戴维斯和查尔斯·米切尔合作谱曲填词、吉米·戴维斯在1940年2月4日录制的英语歌曲You Are My Sunshine在当时非常流行，甚至成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最爱。它为什么那么成功?目前，歌曲的语言学研究有一些，但尚无对这首歌词的分析。本文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的经验功能对它进行分析后发现，与现有研究发现的歌曲以物质过程为主不同，这首歌词的过程类型以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为主，所有过程都是表达爱意的心理活动和双方关系的典型动词，令人倍感亲切和难忘，这是这首歌曲成功的语言因素之一。此外，文章还就分析结论及其不足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讨论。      

满族歌谣赖以支撑的自然“土壤”解析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都有其生存的"土壤"和成长的基础,都由多种因素构成,作为满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满族歌谣也是以此为根基。白山黑水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满族歌谣提供了生成与发展的"河床",由此切入,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满族歌谣生成的基础。     

先秦韵文与韵文文体发生探析

韵文源于人类劳动,其产生与口头传播的需要密切相关。韵文文体源于早期的祭祀等仪式场合中的口头言辞,与原始仪式之间有特殊关系;其生成还与特定场合的相关“言说”行为方式有关,另外还应根据使用场合和使用功能的不同加以区分。先秦韵文文体经历了由二言体到以四言为主流的发展阶段,经历了由歌、谣等1：2头韵文样式向书面韵文的过渡阶段。到战国末期,韵文文体种类已颇为可观。先秦韵文对后世文体及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族丧歌与巴人土家丧歌的比较研究

汉族丧歌和巴人土家丧歌的起源、演化和发展都受到原始宗教、民间信仰和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汉族丧歌在西汉时由于官方的介入,纳入了仪礼的范畴,因而进入上层社会,由于大量的文人参与,致使产生了很大变化;巴人土家族由于长期信仰民间巫术、白虎崇拜习俗而使土家丧歌变化较慢,相对保持稳定。     

晋北民俗对民歌的影响

民俗生活是歌手的生存环境。晋北独特的民俗生活成为歌手滋生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直接影响了晋北民歌的内容构成。晋北民歌所表述的情感和思想以民俗生活为载体,得以形象化和生活化,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地域性,并且获得了意义张力。     

陕北民歌中的近代陕北社会

陕北民歌是流行于陕西省北部黄土高原的民间歌曲的统称。陕北民歌中既有近代以来民众对鸦片毒害的痛斥和西方列强侵略的控诉，也有民众对统治者残暴统治的鞭挞和灾荒中困苦生活的呐喊，也有对民风民俗的反映和描述，又有对民众朴实革命思想的表露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同时陕北民歌对近代陕北民众社会生活及社会变革也有深刻的写照和记录，以及陕北民歌中大量关于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陕甘宁边区军民生活和斗争的记述和歌颂。     

新闻标题中强势模因的建构

模因主要通过模仿得到复制、传播和发展,复制能力强、传播范围广、存活时间长的模因便成为强势模因。新闻作者通常采用恰当的模因传播策略对成语谚语、流行歌曲等进行语言变异,建构新闻标题中的强势模因。强势模因使新闻标题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更能吸引读者。模因论为新闻标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同时也有力地解释了成功的新闻标题应当具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