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周代兵制初论

周族本是以今之洛阳以西至泾渭一带为根据地的“小邦周”(《尚书·大诰》),公元前十一世纪下半叶取代了“大邦殷”(《尚书·召诰》)而为天下共主。为了固巩西周政权,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其同盟者淮夷的残余势力后,又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初的这种分封是一种武装驻防事业,目的在于作为周王室的助手,以监视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实际上具有武装殖民性质。     

《尚书》民本思想初探

“民维邦本,本固邦宁”.这种民本思想萌发于《尚书》,到春秋战国经儒家学派的阐释(?)发展,逐渐形成为完整的政治学说,为历代开明的政治家所信奉.本文试从三个方面试探《尚书》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敬天保民夏商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与宗教世界观有密切相关的神学思想,统治阶级极力利用神权进行统治.“有夏服天命”.禹“致孝乎鬼神”,这都说明夏代君主已经开始用“天命”“鬼神”之说,给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披上“君权神授”的外衣.周朝建立,中国历史进入早期封建社会,即封建领主制社会.周初统治者继承了商代神学思想,大力宣扬君权神授,说什么“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还宣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告诉人们.文王之所以成为万民君主,是因为他的美德显示天下,为天所佑,所以周族虽是旧邦小国,但天命叫它革旧更新.《尚书·康诰》还记载了周公对康叔的     

释“畜民”

“畜民”一词,依俞樾的看法,应出自《尚书·盘庚上》。“畜民”做何解,各家理解不一,现在谈谈我的看法,就教于同志们。 郭沫若同志说:《盘庚篇》“是盘庚将要迁于殷的时候向民众的告诫,里面说‘奉畜汝众',‘汝共作我畜民’,可见这些人的身份和牲畜一样。”     

“民本”“民主”之比较

将中国政治思想中“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作一比较,从中窥探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和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民本”思想的产生,可追朔到西周的“敬德保民”,而“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正式排座,则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际。这以后中国的开明思想家、政治家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看,“民本”的思想主要精神不外乎;民众是社稷之根本,天不可畏民可畏,故欲得天下,需先得民,而欲想得民需先得民心。西方民主理论的出现有个过程。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所谓民主,只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原则所理解的多数人统治的形式,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以自     

“无歝”考释

先秦古籍《诗经》、《尚书》中习见的“无斁”(或作“无射”)这一定型词组,是当时的熟语、吉祥话。为《诗》、《书》作注者往往望文生义,谬为说解,致使“无斁”的本义沉藐不明,给正确理解古典文献造成了障碍。 斁之本义为败。     

“分陕而治”说再认识

本文从研究西周王朝官制结构当中的大宰问题入手，着重对“分陕而治”施实的具体时间、界线地点、以及人物职官等几个方面作以再认识。我们认为，“分陕而治”应始于东都洛邑建成以后，当以郏山为界线，“陕”本是“郏”之误，“分陕而治”实际上是“分郏而治”，周公、召公分别是以大宰、大保的身份治理“东土”和“西土”，所谓的东西“二伯”之说，并不能成立。另外，文中对《尚书·洛浩》篇“命公后”的解释，包括对西周金文《作册大方鼎》中的“皇天尹”之“尹”的解释等，都发前人所未发，值得留意。     

《尚书·无逸》及其所体现的周初政治教育思想

《尚书.无逸》是一篇反映西周初年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文诰,它全面分析论证了周兴殷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本文诰所涉旨在告诫周文王要“敬天保民,明德勤政”,惟如此才能使周王朝的统治长久稳固。《无逸》中还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与周初其他文诰一起构成了对君臣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主人称为“东”的由来

《论语·季氏》：“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代为？”常见的大学古汉语教材和中学课本一般这样注释：“东蒙，山名。”其实，“东蒙”不是山。蒙是山名，即蒙山，因靠近沂水，后又叫沂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南，接费县界。《尚书·禹贡》：“蒙羽其艺。”《汉书·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阴县西南，羽山在东海。”《水经注》：“蒙山水，出蒙山之阴，东注沂水。”以上皆云“蒙山”，未言“东蒙山”。“东蒙山”之说，始见于《论语注疏》宋邢丙疏：“山在鲁东，故曰东荣，其山延袤可百里，俗亦分在东…     

最早的“中国”：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国”

[提要]记载西周初年史事的《何尊铭文》和《尚书?周书?梓材》,是见诸文字记载的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历史文献。文中所说的“中国”,并非仅仅指称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还具有指称地理学意义上的京师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的意思,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中国”,还没有用来指称华夏和华夏文化的意思,它既不是一个仅仅指称华夏族的种族概念,也不是一个指称华夏文化的文化概念。西周初年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中国”,是在社会上早已流传有“中国”观念的基础上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实际上,“中国”观念的产生,应该在西周初年以前。一些考古学者根据“中”和“地中”（地之中心）等观念的出现,或认为最早的“中国”出现于陶寺文化时期,或认为出现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认为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等等。文章认为,借助文献对“中国”的追述,将“中国”观念最早出现的时间确定在夏王朝建立时期,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尚书·周官》与《周礼》关系考论——兼谈西周的公卿官学与孔子儒学

文章认为《尚书.周官》与《周礼》二者关系是:周公致政前“制礼作乐”,作《周礼》;天下稳定后,巩固平静成王执政据《周礼》的纲要向群臣宣告说明,遂有《尚书.周官》。在早期中国文化精神的演进历程中,道与学不断从官府向民间下移,在春秋战国时期具体体现在诸子私学的兴起。孔子儒学既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公卿王官学,对西周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又有着历史性地突破,自觉和直觉的道德理性主义是孔子儒学的历史新特色。     

试析贾谊的安民思想

安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治国治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奴隶社会前期,奴隶主在实行对人民统治时就已意识到“民”的力量。如《尚书》“可爱非君,可畏非民”,①“予临兆民,檩乎若配索之驭六马”,②很明确流露出统治阶级对“民”力量的畏惧心理。正是受这种心理的支配,产生了统治者最初的安民意识：“都,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③西周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周公从商亡教训中,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并懂得“天畏裴忱,民情大可见”,④和“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道理。⑤他反复告诫周天子“欲至于万年惟王,…     

李大钊“民彝”思想初探

1916年5月15日,李大钊负责编辑的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创刊,李在创刊号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他的“民彝”思想。“民彝”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与总结,也是他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础。“民彝”思想涉及的范围既广且深,本文仅就“民彝”的含义和“民彝”思想的渊源作一粗浅的探讨。一、“民彝”的含义要研究李大钊的“民彝”思想,首先必须弄清“民彝”的含义。对此,学术界的认识是不一致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简论西周时期“阴阳”、“五行”在国家政治领域的运用

“五行”最早见于《尚书》的《甘誓》和《洪范》篇。《洪范》篇中的“五行”是被当做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提到的，可以说至迟在西周时期，五行观念已被运用于国家政治领域。阴阳观念在西周中末期与时令、自然灾害相联系，开始臧否王政，预测王朝命运，与后来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比较接近。阴阳、五行分别在物质生产、礼仪制度、灾异应对、社会思想等方面影响西周国家政治。     

试论“文气”说对古典散文的审美把握

中国古典散文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它的杂文学性质。古典散文中有相当多的篇章,用今天的文学理论来要求,似乎难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美文学”。例如作为散文源头的《尚书》、《论语》等著作中,又有多少形象和抒情的成分呢,多的倒是议论说理的文字。再一个特点是它的实用色彩。中国古典散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它是经典,也是史传,是思辩学说,也是经世策论。这就决定了古典散文不同于古典诗歌,它的功能不仅在于审美,更在于实用。古典散文中当然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精美之作,但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在很长时期内地位是远不如那些实用性作品高的。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从法学命题到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论《尚书》和《文心雕龙》中的“辞尚体要”

《尚书·毕命》中的“辞尚体要”,属于法学命题,所言对象是诉讼办案,强调言辞整体样式的中正、得当;《文心雕龙》将“辞尚体要”主张置于征圣、宗经前提下,带有为文学写作立法的性质,它继承了《毕命》的批判精神,批判对象却由社会恶习转向浮靡文风。在论述结构上,《尚书》中的“体要”,虽强调中正,又兼含关键、简约之义,反映出上古时代汉语词义的混沌性;《文心雕龙》强调文学语言的规范、得当,将中正之义发展为折中的文论思想。“辞尚体要”之“要”,常表达纲领、关键、根本之义,简约之义则由“约”字取代,然而这一点往往为后人所忽视。     

西周时期“天下之中”的择定与“王土”勘测

《尚书大传》说,周公旦辅佐周成王,做了几件大事:“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战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其中,“营成周”,即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地),这是西周初年的大事之一,为众多传世的先秦文献每论及周公之政所必谈.《尚书·召诰》说,先由太保召公踏勘选址,“惟太保先周公     

周礼源自周初政治实践说

周礼作为西周制度化的理论成果，应与周初统治者化解现实危机，解决社会矛盾，建构宗教政治认同的执政实践有关。西周立国之初，由于武王杀伐过度，引发了殷遗民的对立与反叛，酿成了内外交困的“大艰”政治危机，使“作新民”成为周初最大的政治。周公营洛邑以移顽民、迁九鼎以祀上帝、称殷礼以升文王，成功建构了殷遗民对周王朝的宗教政治认同，周礼的宗教基础、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也在这个进程中得以形成。周礼虽然也因循了不少殷礼的礼仪形式和准则规则，但本质而言，周初政治实践才是周礼的真正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