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奥诺莱·德·巴尔扎克(1799—1850年)是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祖父是农民,父亲当过律师、投机商人、军粮供应主任和杜尔市的副市长。1819年,巴尔扎克毕业于法科学校,但是他对法律不感兴趣,决定从事文学创作。他离开父母,独居小楼,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从事创作。从1820年起,他关起门来,化了几年时间,先后写了四十多部情节离奇怪诞的小说,这些小说脫离现实,写海盗、仙女、鬼怪以及凭空想出来的凶杀案等。巴尔扎克自己也不滿意这些作品,写信给妹妹罗拉·休尔斐勒说:这些作品都是“地地道道的文艺拉圾堆”,“我希望靠这些小说致富,多么堕落!”由于为发     

穆木天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

穆木天作为译介巴氏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多方位地传播与接受了巴尔扎克。他翻译的19部小说,让读者走进了巴氏的文学天地;他对作品的深入解读为受众了解巴尔扎克提供了导向,为批评界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他在大学课堂中对巴尔扎克的讲解,为传播的路径拓宽了空间;他在文学思想中对巴尔扎克的认同,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辅助。可以说,穆木天为我国接受巴尔扎克搭起了一座桥梁。     

《欧也妮·葛朗台》阅读札记

《欧也妮·葛朗台》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巴尔扎克,一七九九年生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十七岁开始学法律,后来,在诉讼代理     

巴尔扎克的作业

巴尔扎克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巨匠。他与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之间曾发生过一件趣事。     

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纪念巴尔扎克逝世一百三十周年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他的小说总集《人间喜剧》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一百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都发生了巨大影响。今年是巴尔扎克逝世一百三十周年。我们用这篇文章简要地介绍他的生平、思想、创作成就及其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贡献,以纪念这位伟大的世界著名作家。     

论左拉的文学功绩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恩格斯的一句话,成了衡量巴尔扎克和左拉高下的不可动摇的准则。恩格斯于1888年四月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尽人皆知的原因,巴尔扎克在我国已成了一种崇尚的典范,现实主义被奉为判别文艺优劣的唯一尺度;左拉则处处遭受抨击,他的名字及其文学作品,几乎变成含有黄色,庸俗等贬意的自然主义的代名词。这完全是一种人为的被扭曲的社会现象。也是极不公允的历史待遇。我认为,巴尔扎克与左拉并非一正一反的对立关系,巴尔扎克是左拉“精神上的父亲”,左拉是巴尔扎克的杰出后继者。两者的艺术成就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左拉师承了巴尔扎克的写实主义艺术传统,又立足于开拓表现生活的新领域;特别在创建文学流派、建构艺术大厦和开创写实风格等方面,均可与巴尔扎克媲美。现在,正是评说他的功绩,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试论雨果的浪漫戏剧《欧那尼》

一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浪漫主义大师。他同被恩格斯称誉为“现实主义大师”的巴尔扎克一起,同是法国十九世纪进步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最近,法国出版的《读书》杂志和法国舆论调查所联合进行的调查表明,雨果今天不只仍被法国读者认为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而且其地位甚至被排列在巴尔扎克之上。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母亲情结“:五四女性写作中的独特景观

"母亲情结"是五四女性文学写作中的独特景观,它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母亲的依恋;向母怀的回归;对"母职"的认同.通过对五四女性文学话语中"母亲情结"的剖析,可以审视五四女性走出家门的艰难与走出家门后的脆弱,以及走出过程中的女性"性人格"特征.     

文学作品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读巴尔扎克文艺论著札记之一

文学的真实是文学的基础和生命。即使是最大胆、最奇特的想象也离不开真实。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巨子”、巴尔扎克的好友雨果说得好:”诗人有翅膀,能飞翔,能突然消失在幽暗中,这是诗人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好的,这是应该的,可是诗人必须再现。他走了,他     

巴尔扎克贵族身份辨析

作为伪造的世俗贵族,他一味地鼓吹君主政体而彻底地否定资产阶级政权;作为文坛上的真正贵族,巴尔扎克属于高山仰止,他的作品数量多,质量上乘。贵族与资产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有所为有所不为,后者往往无所不为;作为生活上的资产者巴尔扎克风流荒唐,而作为文坛上的贵族,他的事业却蒸蒸日上,他生活上复杂的情感经历为写作事业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二者之间的矛盾最终达成了统一。     

浅析海明威的“厌女症”情结

文章认为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一书中女性的形象可以分为两大类:具有强烈支配欲的泼妇和极度顺从的小甜心。女性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总是"失声"的并被客观化为表现男性需求的标志。女性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男性在情感和道德上的需要。海明威的"厌女症"情结深受家庭影响的海明威将对母亲的厌恶投射到了作品中的女性身上,他歪曲贬低丑化女性形象,过分渲染女性的危险与不祥,把女性当做死亡与痛苦,而不是当做生命和快乐的象征。     

论缺失性人生体验对巴尔扎克创作的影响

体验是人的一种情感,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心理活动。它以经验内容为对象,是对经验的理性反思和人生价值的领悟与评判。人生有困厄,随之而有精神的或物质的缺失,进而产生对缺失的体验。作家巴尔扎克有两大缺失贯穿一生,首先是缺母爱,其次是缺金钱。这对他的创作发生了深远影响。巴尔扎克的缺失与普通人的缺失没有什么不同,难能可贵处在于,他超越了自身具体的缺失,感悟到普遍的社会的缺失。因此,进入作品的个人缺失性体验注入了社会的、时代的内容,作品中所表现的就不再是一己私情,而是具有了普遍意义的社会体验。      

从《丽姬亚》看爱伦·坡的梦幻女性

以波纳帕特精神传记分析法为基础,运用弗洛伊德白日梦理论并结合作家生平对《丽姬亚》(1838)进行解读,探讨文中女性角色及其在爱伦·坡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丽姬亚是作者生命中三个重要女性——母亲、初恋及养母的理想化身,《丽姬亚》是作者构建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白日梦",表现了作者对梦幻女性复活的强烈渴望,挑战了现实中的伦理禁忌。     

张爱玲小说的深层结构——基于格雷马斯行动元及语义矩阵理论视角下《花凋》的研究

张爱玲小说的深层结构是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格雷马斯提出了叙事程序、行动元、语义矩阵等理论和概念,成为揭示张爱玲的作品的深层结构一个有效的工具。本文以张爱玲的小说短篇小说《花凋》作为分析的范本,分析《花凋》中四个叙事程序阶段,即产生欲望或愿望阶段、具备实现欲望的能力阶段、实现目标阶段以及得到奖赏阶段。《花凋》中行动元关系表现为:主体(郑川嫦)与客体(章云藩)关系,发送者(郑川嫦的母亲及姐姐)与接收者(郑川嫦)之间的关系,支持者(缺失)与反对者(郑川嫦的父亲母亲以及姐姐们、郑川嫦身体上的病、郑川嫦主观能动性的消失)之间的关系。并建立《花凋》的施动关系结构图。《花凋》的深层结构则表现为生与死的对立,自由与禁锢的对立等。      

论列斐伏尔对现代日常生活的瞬间想象与节奏分析

列斐伏尔早期对日常生活主要采取了一种相对比较哲学化与乐观化的立场,认为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的最深层次连接处,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也是导致总体性革命的策源地。而他中后期则对日常生活理解得更加微观即社会学化,也相对悲观了一些,并侧重批判了作为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日常生活"及作为现代性的机械重复节奏的"日常性"问题。他在其中期重新厘定了日常生活批判概念,建立了一整套批判现代性日常生活现实的哲学范畴体系与社会学方法,确立了日常生活作为"层次"或"平台"而存在的理念,描绘了一幅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理想相区别的"瞬间的星丛"图景。到了其晚年,列斐伏尔又提出了"节奏分析"思想,认为现代日常生活是包含着诸多对立的二元节奏。     

巴尔扎克小说创作中的历史性环境描写

巴尔扎克小说创作中的历史性环境描写虽然有作家“再现历史”的表达预期,但是小说中的历史描写并不精确,至多只是与历史的某种程度的相似,既不能呈现历史的真实面貌,也有损作品的文学性,甚至挫败了读者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预期,影响了读者对小说阅读接受。虽然巴尔扎克有自己明确的创作意图,但是也没有阻止读者对作品中历史性环境描写进行批评。     

论贾政的恶子情结

贾政幼时诗酒放诞养成了他迂腐谙弱的性格,该性格又制约着他进退维谷于官场,疏懒游离于家政。当诗酒放诞基因被宝玉创造性地遗传地放大,欲从儿子身上得到人生补偿的希望火苗旋遭熄灭,悔恨、痛楚、绝望便转化为反感和敌对式的惩戒,惩戒劣子的反方向结果又加剧了他的焦虑,酿成了恶子情结,这是贾政省察失败人生的应激反应。     

论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

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既是自我的社会镜像，又是建立在民族复兴意义上的日本文化和生活想象。周作人在个人性分与民族古昔里找到了与东京日常生活的契合点，对落语、川柳、浮世绘等的接受确立了他介入五四新文学的角度和姿态。民俗、遗传和国粹则是另外形式的“日常生活”。周作人的东京形象重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自我与他人或自我与世界的调适风度。在反抗与革命的框架下，周作人别构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