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刑事政策的理论溯源

轻罪刑事政策以较和缓的手段处置轻罪犯罪人,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轻罪刑事政策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刑法谦抑思想、刑法经济思想、刑法人道思想和刑法教育思想.轻罪刑事政策在我国的法律实现体现在立法、司法和执行等环节,表现为多种法律制度,坚实的理论根基为轻罪刑事政策的贯彻奠定了前提.     

试论确立刑法谦抑的司法观——以检察公诉为视角

刑法谦抑作为贯穿刑事诉讼领域的基本理念,对于检察公诉观的转型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应当通过刑法谦押的思维基础有效指引检察公诉的司法理性观,通过刑法谦抑的外在表现有效指引检察公诉的司法宽和观,通过刑法谦抑的内在禀赋有效指引检察公诉的司法人道观,积极构筑刑法谦抑指引下的和谐公诉观。     

刑事立法理性之反思：以修正案为视角的考察

自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我国已经对刑法典进行了八次修正以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修正案所涉及的罪名、法定刑变更,整体上呈现了＂以严为主、宽严相济＂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过分考量民意,导致部分罪名之设立违背了刑法谦抑性之基本要求;部分行为独立成罪违反类型化的刑事立法技术;对总则内容的修订主体与程序有过于随意等缺陷。     

网络智能时代的刑事立法观：理念回应与路径优化

网络智能时代的到来更新了社会样貌，并带来诸多风险，其中一些已影响到刑事立法观的抉择。在刑事立法观内部，出现了三种学说争议。其中，消极主义刑法观被视为是不宜采取的保守路线，积极主义刑法观因为过于激进也被摒弃，此时就凸显出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的优越性。实际上，智能时代出现的社会样貌还从根本上冲击着法益保护原则，尤其是法益内涵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在法益保护原则的检讨下，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基于此，以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为指导，形成了以内化为主的刑法解释路径和以扩充为辅的刑事立法路径。     

关于刑法谦抑性原则司法适用的省思

刑法谦抑性原则是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准则。目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混淆刑法谦抑性原则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当引用刑法谦抑性原则作为定罪量刑依据，以及盲目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等误区。为纠正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司法适用误区，需要准确厘清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本内涵，且应谨慎运用刑法谦抑性原则进行释法说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刑法谦抑性原则时，须秉持以实定法为中心、穷尽规则方可适用的基本立场，遵循层级性思考和具体化判断的基本逻辑，从而解决原则性规定介入法条解释时解释结论不确定的问题，避免因对个案正义的追寻而导致法体系丧失一贯性，从而维护法的权威性与安定性。     

保险诈骗罪若干问题之审视

我国《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规制存在较多疏漏和模糊之处。保险诈骗行为远非法定的五种,应在刑法条文中增设一项概括性规定以避免无限制的扩张解释;采用结果犯的构成要件设置模式既符合立法原意也体现刑法的谦抑性;有必要把保险诈骗罪由特殊主体扩充为一般主体;通过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有高度盖然性,但不具有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仅实施了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而未向保险人索赔不应并罚;法定刑的设置应注重与其他金融诈骗罪相均衡;应增设“过失协助保险诈骗罪”。     

犯罪圈的扩张及其合理限制——以我国刑事立法的变迁为视角

犯罪圈的扩张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主导方向,现代化的发展、权利的保护是犯罪圈在特定时期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立法上的犯罪化的内在根据,在于行为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圈的扩张应当受到合理限制：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考虑新增罪名与其他罪名的关系,考虑国民的感受与认同并理性对待民意,在注重入罪的同时,也应做到及时地出罪。     

影响性事件促动刑法立法的理性审视

在刑事实体法的规范完善过程中,影响性事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影响性事件背后辐射出来的外在作用具有多元性,既对民众法律意识与司法裁判带来波及效应,同时也促动了刑法立法的修订完善.影响性事件的影响力渗透到刑法立法之中,可以产生修法动力并保证立法紧随时代步伐,但是也会带来刑法立法频繁化、碎片化、随意化和被动化的弊端.因而,应在影响性事件与刑法立法的利弊关系中予以权衡把握,通过审慎性、系统性、谦抑性和互动性引导影响性事件对于刑法立法方法的完善,从而让刑法规范不断趋近“科学立法”之目标.     

新时代我国刑法典全面纂修的基本理念与建构路径

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刑法自身完善的现实需要,以及全面推进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的要求来看,有必要对我国《刑法》进行全面纂修,使之成为一部更加符合时代需要、体现中国特色、科学完备、垂范久远的刑法典。刑法典的全面纂修,应积极回应社会治理需要,增强立法的预见性和能动性,贯彻融会贯通的系统思维,遵循回应性、前瞻性和系统性理念,继续坚持统一刑法典模式,对当前“总则编+分则编”式的框架体系进行优化,同时确立轻罪及其配套的前科消灭制度。     

浅谈醉驾入刑与刑法谦抑的价值冲突

醉驾入刑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醉驾入刑大幅增加了司法资源的耗费量;受刑人刑罚外损失过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入刑以来,醉驾案件数量不降反升,刑罚的有效性存疑等等。反映出醉驾入刑与刑法谦抑之间存在价值冲突。妥善解决这些冲突,转变重刑主义刑法观,对完善我国刑事法体系,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以刑法谦抑的理念内涵和价值追求为出发点,浅要探讨醉驾入刑与刑法谦抑的价值冲突。     

论民生刑法的边界——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人本主义的发展、民意立法的加强、倾斜保护的提升让民生权益的立法实现成为可能。《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实施,体现了刑法对民生的保障,展现出刑法理念的变化。刑法对于民生的保护,应当做到既不缺位亦不越位,才能真正地将民生问题的刑法保护落到实处。民生的内涵极为丰富,对民生刑法的过度推崇可能会导致刑法的非理性扩张,从而架空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应当理性对待民生刑法,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科学立法原则以及利益平衡原则,防止刑法过度扩张、民意操纵立法、利益出现失衡。     

实然与应然之间——对计算机犯罪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之梳理

面对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犯罪案件,我们必须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寻找理论创新和立法突破。从应然角度看,计算机犯罪概念应是一个犯罪学意义上的概念;新增法条来惩治计算机犯罪之前,必须要对所谓的计算机犯罪中涌现出的新情况中的"新"予以正确地界定,同时还应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     

关于确立刑法目的的学说及其评析简

刑法目的属于刑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如何确定刑法目的,刑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我国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大体而言包括三种观念或学说,即法条主义的刑法目的观、机能主义的刑法目的观和规范主义的刑法目的观念。在刑法目的的确立上,这三种观点都具有片面的合理性。     

关于确立刑法目的的学说及其评析

刑法目的属于刑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如何确定刑法目的,刑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我国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大体而言包括三种观念或学说,即法条主义的刑法目的观、机能主义的刑法目的观和规范主义的刑法目的观念。在刑法目的的确立上,这三种观点都具有片面的合理性。     

风险刑法视阈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司法适用与规范构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本罪犯罪构成,加强了刑法规范,从立法上正式扩大了入罪条件范围,弥补了刑法面对重大疫情时严重缺位的不足.该立法转变也提示解释者应对本罪的规范构造重新进行解读,鉴于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及刑事规制的必要性,应采取积极主义刑法观.在风险刑法视野下加强本罪的一...     

我国刑法立法效益提高的制约因素与实现途径

影响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因素主要有刑法成本与立法质量,刑法成本包括刑法立法成本、刑法监督成本、刑法实施成本、机会成本以及部分社会成本.刑法立法成本一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刑法立法成本过高、刑法自身缺陷使得其立法质量不高,进而影响刑法立法效益.我们应通过节约刑法成本,提高刑法立法技术,保持刑法立法与实施间的协调性,规范刑法权力运作,健全刑法立法体制,优化刑法资源的配置,加强刑法的宣传与教育,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素质等途径,来提高我国的刑法立法效益.     

突然与应然之间——对计算机犯罪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之梳理

面对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犯罪案件，我们必须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寻找理论创新和立法突破。从应然角度表，计算机犯罪概念应是一个犯罪学意义上的概念；新增法条来惩治计算机犯罪之前，必须要对所谓的计算机犯罪中涌现出的新情况中的“新”予以正确地界定，同时还应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     

论刑法立场在“风险社会”的坚守与超越

刑法理论的立场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嬗变，但是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刑法的谦抑性、与大陆法系入罪模式的差异以及草率入罪可能引发的制度危机，决定了我们需要坚守以人权保障为本位的刑法立场，风险刑法只有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才能被创设。     

风险社会视阈下环境刑法的发展变化与立法面向

风险社会视阈下,环境犯罪影响人类的未来,环境刑法呈现预防走向,环境法益逐渐朝独立化方向发展,危险犯立法呈现扩张趋势,严格责任不断被引入刑事立法。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的方向,应逐步调整单一的刑法典立法模式,建立以刑法典为主、环境单行刑法为辅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新型环境风险使现有的罪名设置应对乏力,应不断完善环境犯罪罪名体系,合理增设环境犯罪危险犯,扩大严格责任的适用;在环境刑法的刑罚方面,逐步完善自由刑、丰富资格刑的种类,加大财产刑的幅度。     

刑法不得已原则研究——以界分不法行为为视角

德日刑法谦抑思想是近年来刑法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刑法迈向文明的今天,不法行为尽可能地用民法或行政法规制的理念有其合理内核。然一味地坚持刑法谦抑原则,则可能导致刑事不法与民事、行政不法界限模糊,进而在司法认定上出现刑事问题民事化或行政化倾向。刑法不得已原则基于刑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吸收谦抑原则的积极因素,探寻刑事不法行为在形式和实质上不同于民事、行政不法行为的基本属性,也将检视刑事和解制度在当下刑事立法和司法上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