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秦汉文特质:从经史之学到文学复古文章观

康海的文学思想与当时陕西、河南学人马理、吕柟、崔铣等的经史学术思想彼此呼应,表现出"融经筑史"的特质,对文学复古运动"文必秦汉"思想的确立有重要的影响.康海承继先秦两汉经史传统,奉行"文章根本六经"的文章观,其"宗经而子史"的创作趋向表现在学习古文的经历与推崇周公孔孟之文两方面;而复古派的拟先秦两汉文特质与其一致:表现...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

章学诚在乾嘉考据学盛行之际提出“浙东学术”,对僵化琐碎的考据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浙东之学的经世传统,提炼深化其中最富于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元素,以经史合一、持世救偏、破除门户之见为浙东学术精髓,开创了以经史研究为特点的浙东学派的新格局。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方祖猷章学诚在其《原道》篇里继承了黄宗羲唯物主义道器论的观点,进而从道和器的质的规定性、道因器而显及六经皆器等三方面予以发展,章氏又继承了黄宗羲和万斯同史学经世的现点,并从通器论、经的本义和经世必须联系当代三点,对史学经世作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在史德上,章氏从万斯同史家必须“平心”的思想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史德”的概念,并从治史的原则、治史的困难和治史的主现要求三方面对史德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由此可知,章学诚是清初浙东史学在理论上的集大成者。不过,由于世迁时移,他的史学思想与其前辈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     

新史学运动中陈黻宸“六经皆史”论的泛化

在近代经史嬗变的过程中,陈黻宸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尊经重史”思路。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近代学术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之争;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六经皆史”论的泛化,不仅为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思路,也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全祖望的经史研究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

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一文中,首次明确了从宋明陆王学直到乾嘉时期浙东学术的传承谱系,其中认为＂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这表明全祖望在浙东学术史上应具有一席之地。文章试从分析全氏经史学术研究的具体成就及其对乾嘉学术风气转移之具体影响的多维角度,来证明其在浙东学术史乃至整个清代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甬上证人书院与清代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

甬上证人书院是黄宗羲面向浙东文士讲学的教学平台,也是他由抗清斗争转向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交流平台。黄宗羲通过证人书院讲学和交流,推动了浙东学派的繁荣和兴盛。浙东学派不仅学术成就突出,而且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也颇有特色。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也与证人书院关系密切。证人书院为浙东文派培养了大量稳定而交流密切的文学人才,即便是讲学活动中止后,依然如此。证人书院的学术导向和文学教育极大地推动了浙东文派重构文学与经史之学的融通,文学思想和创作具有鲜明的“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的中和特色,不仅有力地批判了明“七子”的模拟之文,而且具有强烈的经世观念和主体意识,为清代文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国史儒林"与"浙东学术"——阮元《儒林传稿》叙学成就管窥

阮元<儒林传稿>记载的浙江经学状况是其学术论述的重点之一,与章学诚及其"浙东学术"有密切联系.一般认为,章学诚及其浙东史学派被埋没一百多年.<儒林传稿>有关浙江学术的记载显示了章学诚的影响,阮元实际上将浙东学术名义和黄宗羲一系学人谱系写入了清代学术史.<儒林传稿>提示我们关注该书的学术价值以及浙东学术在清代学术史中的实际遭遇.     

“发现”章学诚与经史学的异轨分途——以张尔田、内藤湖南的交往为线索

张尔田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章学诚为纽带，成为惺惺相惜的学术知音，旗帜鲜明地倡扬章学。作为彼时中日学界名望颇重的学者，他们有关章氏之学与中国经史传统的看法，构成一种潜在的跨文化对话关系，为讨论章氏之学的越境受容与思想学术的古今之变留下了空间。就思想理路而言，他们有关章氏之学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对中国经史传统的认知亦存在新旧之别。张尔田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脉络，持一种内生性的视角，对“六经皆史料”与“目光皆骛于外”的学风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内藤湖南怀揣现代学术意识，以“史料”论“六经皆史”,以对象化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从外部打量、摆置中国学术，构成辨伪疑古风尚的先声。内藤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具有新型方法意识的“支那学”的体现，潜在地蕴含着“帝国”的视角，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

近八十年来,“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经历了批判总结、积极探索与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并在长期的耕耘中产生了《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等在当代经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力作。“侯外庐学派”经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第一,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横通”与“纵通”并重;第二,讲求“实事求是”、重视考证辨伪;第三,追求“独立自得”、注重阐微决疑。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探究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其重要的学术论断。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乾隆嘉庆时期所面临的转换学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的问题境域中去,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历史理性批判的力量,打破六经所负载的永恒之道的神话,消解"经学即理学"研究纲领的合法性,从而开辟一种走出汉宋、由史明道、经世致用的新的学术风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尽管具有价值革命的逻辑力量,但由于时代命题域的限制,以及文化传承中自然的信仰,使得这一论断没有上升到价值层面,承担破除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永恒性的作用。     

蒙文通对六经皆史说的批评及其经史观的时代意义

蒙文通在对待经史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又认为经、史有一定的联系。其经史观认为经学乃中国思想文化的无上法典,其影响远非史学等所及,不应以西方学科之分类来衡量经学,这在当时儒家经学扫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典范初成:西汉儒学文献的发展与演变

西汉是儒学文献体系初具的时期。一方面因惠帝"除挟书之律"、武帝"置写书之官"、成帝遣使"求遗书于天下",前代经典文献大量复出,为后世形成"七经"、"九经"甚至"十三经"打下了文献基础,也为汉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重儒和五经博士设立,儒家经典传授形成固定模式,大量解经文献涌现,在先秦旧有"传记"之外,西汉产生了许多反映经学"家法"的"章句"文献;也由于儒学及其经典得到重视,西汉还产生了神化儒学的"谶纬"文献。章句和谶纬在西汉曾经盛行一时,但终因太过曲学阿世和唯利是趋,而缺学术价值和传世价值,最终都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两汉的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今古文之间绝非壁垒森严,水火不容,其争点仅在<左传>.今古文经学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融合的政治基础.古文经学家多通人,这是融合的学术基础.今文经学的腐败,则提出了改造传统经学的任务,这种改造在经学范畴内,只能走融合的道路.许慎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贡献,而郑学的出现,则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     

朱陆经学之别

朱熹、陆九渊在治经学上存在着基本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朱熹遍注群经,陆九渊则轻视经典;在易学之太极说、阴阳说方面,在《古文尚书》"十六字心传"方面,朱陆双方均存在着差异。朱陆经学之别,正是其理学思想各自不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