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平等效应

在江苏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本文从收入来源结构视角对江苏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通过发展一种基尼系数的测算方法,测度了总收入与不同来源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并通过构建基尼系数的结构分解方法,计算了不同来源收入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效应,研究发现:不同来源收入不平等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边际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及动态变化特征。本文研究的政策涵义为:促进江苏城镇居民共同富裕战略的实现需要关注收入增长中不同来源收入不平等的调节,特别是对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分配的调节。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环保产业相关主体博弈分析

在环保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环保产业和污染企业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供需关系,因此生产企业的排污和污染治理策略对环保产业的发展及环保企业的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政府的环境规制将影响污染企业的排污或污染治理策略,同时也将影响到环保产业的发展。环保产业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受到污染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环保产业的目标同样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环境保护的外部性效应,因此环保产业利益的实现需要政府环境政策的支持。     

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作用之谜——基于异质性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视角

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与全要素分解的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门槛回归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还表现在纠正企业内与企业间的资源错配.实证表明:(1)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微观企业层面存在“倒N形”关系;在宏观省级层面存在“U形”关系.(2)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利于高生产率企业贡献更多产出份额,获得更多的资本份额,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但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3)低强度环境规制对企业内贡献与企业间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负向影响;适度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内贡献、企业间贡献、企业进入贡献与企业退出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具有正向影响.所以适度的环境规制设计可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限制落后产能,倒逼企业技术创新,改善资源配置状况,淘汰停滞不前的低生产率企业,为高生产率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慈善到正义——西方分配正义中的弱势群体观探究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正义是个人美德品质,“正义是德性之首”,救济穷人是慈善而不是分配正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观是不平等的正义观,关注弱者不在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之中;康德在人人权利平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正义问题,认为救济穷人是国家义务而不是个人义务,慈善是权利而不是恩惠;罗尔斯则提出了“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和“作为公平的正义”,强调了无条件的完全平等和有条件的不完全平等的统一,认为那种最大程度的增加社会弱者的利益和财富分配才是正义的,而且为了尽可能地达到公平正义,还应该对弱势群体进行适当的补偿.     

试论企业生态伦理及其构建--以三明工业企业为例

我国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对生态资源环境的利益分配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本文在探讨企业生态伦理问题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     

开放宏观视角下的全球环境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使得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环境问题也被赋予了全球化的内容。本文基于开放宏观的视角,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贸易与环境、全球气候变暖等重要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在全球范围内,环境质量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污染发生了转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污染减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存在着多维度的环境不平等问题。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外部性、公共物品）,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可能独善其身,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实现。     

弱势阶层位置上的不平等经历——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二

不平等是一个正义问题,违反正义原则的不平等会引发社会结构的紧张冲突,因此社会系统需要正义原则来调节、以保证社会合作持续稳定。国企工人在弱势阶层位置上经历了2种不平等。一是经济不平等,即工人的实际收入不能充分反映他们创造的价值,工资、奖金的不平等分配没有利于工人;二是政治不平等,不是每个工人都享有平等参与企业治理的机会,民主选举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公正,权利不平等分配对普通工人产生了不利影响。国企工人的经历表明,基本社会制度对收入与权利的分配在个人之间作出了区分,基本社会规范没有使各种对权益的冲突要求之间形成恰当的平衡。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仅是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和犯罪程度的加剧,通过对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程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从而减少收入分配问题所可能引致的刑事犯罪。     

试论完善我国排污权交易的若干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解决这一经济学中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抑制企业污染成本外溢,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排污权交易便应运而生。它在满足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条件下,确定环境资源的使用权(即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排污权进行市场交易。排污许可证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控制污染的有效手段,与传统的排放标准(排污管制)、排污收费制度相比,排污许可证交易具有诸多优点,它能够有效地控制超总量或超标准排污,促进治污,避免欠量收费和排污价格扭曲。同时,它能降低买卖双方的治污成本,更鼓励厂商采用先进工艺,主动减少污染,促进技术更新,实现公平与效益的统一。此外,它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降低环保当局的管理费用,把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责任科学合理且费用有效地分配到相关的排污者,从而促进改善工业布局,较好地协调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研究表明,要素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由于居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一般大大低于资本收入不平等程度,要素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将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可以通过调整针对要素收入的税率,同时改变两种收入分配状况。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国民收入中税后劳动要素分配份额的持续下降,是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消费比扩大的重要原因。当前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同时扭转劳动分配份额下滑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生态工业园区企业间的利益博弈分析

根据生态工业园建设的原则,采用博弈分析方法,对园区内同类企业、不同类企业、企业与政府间的多种利益博弈格局进行分析,并结合广州开发区的实践,探讨相关解决措施及建议。对同类企业来讲(排污,排污)构成一个博弈的纳什均衡,更加倾向于不合作。不同类(异质)企业更趋向于合作,在博弈格局中,会选择(合作,合作)的获利结果,同时环境不会受到污染。只有企业在选择排污策略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才存在,这是个不确定性的动态博弈,这种博弈和纯粹的经济活动博弈不同的是,处罚的结果可暂时保持企业正常盈利水平和公众不被污染的环境质量。     

基于可能—满意度方法的城市人口承载力研究——以北京为例

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地理单元,其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都具有与一般区域不同的特点,表现为人口规模大而且密集,以非农业人口为主;以人工环境为主的生态系统既不完整更不稳定;系统高度开放,资源消耗大,污染排放多,环境极易受到破坏。如何协调城市地区的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而人口承载力的研究正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然而正是因为城市本身的特征,导致城市人口承载力在概念、计算方法等各方面与一般承载力计算也有区别。     

企业排污控制中地方政府激励缺失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严峻,除了有现行排污收费制度的缺陷外,也有地方政府在企业排污控制中激励缺失的原因。地方政府激励缺失主要是因为政府和企业间的利益关系、排污控制的外部性以及企业资金、技术及产业政策支持的缺乏等。因此,必须针对这些原因解决地方政府在企业排污控制中激励缺失的问题。     

对称信息条件下经济发展程度、收入分配差距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结构的角度,而非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假冒伪"的产品质量缺陷与信息不对称有关,但是"劣"的产品质量缺陷是由收入水平和生产力决定的。中国现阶段产品质量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够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较低的收入会降低人们尤其是低收入者对高质量产品的偏好与支付能力,从而减少对高质量产品的消费。在经济发展未进入发达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导致产品质量构成中低质量产品占有相当比重。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一方面需要改善收入的初次分配,从而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低收入群体对高质量产品的购买能力;另一方面需要采取特定方式的收入再分配改善措施,从需求层面减少劣质产品的比例。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来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Copeland-Taylo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因素,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种机制,并结合中国2001—2009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结构计量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FDI进入程度与污染排放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可以发现:FDI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分行业上都有利于减少我国工业的污染排放,其主要原因在于FDI通过技术引进与扩散带来的正向技术效应超过了负向的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此外,在中国当前的外资进入程度与以环保为目标的最优水平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应积极鼓励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的进入,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城市创新的概念缘起、主题分布及其政策推动——基于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案例文本的分析

城市创新作为城市集体行动者为应对内外环境变化所作的创新性探索,对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意义。在对城市、创新及其二者之间关系梳理的基础上对城市创新概念框架进行构建,以此获悉城市创新的概念缘起。以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2010—2018年共四届参与评选的1015个案例文本内容进行主题建模分析,得出城市创新实践所关注的30个主题,通过对主题的空间与经济社会分布状况的描述性分析,刻画城市创新的时代特征。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性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创新的诞生提供条件,这也是城市创新实践关注的领域;城市所具有的高密度、高规模带来的资源环境恶化、经济不平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拉动城市以创新的方式进行应对,资源与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社区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也是城市创新重点关注的领域,显示出其人本精神,推动城市的转型升级。     

环境利益分配论批判

要求对环境利益进行平等分配是环境正义论者在环境危机,地球达到或接近极限,自然资源紧缺的状态下提出的.目前持有环境利益分配论的学者,如温茨、基斯等人多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依据要求平等分配环境利益,然而根据法学领域对“环境”性质的界定,环境具有整体性特点,属于全人类所共有,环境的人类整体性最大的特点就是环境所带来的利益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应在限制私利、遵循“污染者负担、损害者补偿”以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上,平等但有区别地进行环境保护的义务分配而实现.     

论企业并购的动因

企业并购是通过转移企业所有权或控制权的方式实现企业扩张和发展的经营手段。通过并购,企业间的资源得到整合,可以快速建立新的组织,收购瓶颈资源,占有核心技术,降低资金成本,克服行业壁垒。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中,改造企业制度,寻找“壳”资源,加快行业重组的目的客观存在。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了企业并购的动因,初步说明了国企并购中政府职能转换的必要性。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多元模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其发展过程与机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议题。基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三种理论视角,使用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系统分析中国民营企业的关系网络——市场关系、政治关系、家族关系——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大多数关系网络都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但不同关系网络的作用在不同规模企业与制度环境下不一样。家族关系的积极作用随着企业规模增长、企业结构复杂化而变弱;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越成熟的地方,市场关系的作用相应越突出。基于企业规模与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可以归纳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四种“理想类型”：传统模式、社群模式、互惠模式与市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