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方法论的有机建构与动态实践

近十年来，中国的数字人文研究逐渐走向成熟，与初创时期相适应的教学模式也亟待转型。通过回顾以往侧重知识与技术的遍览式课程设计及其利弊，结合当下学习者的实际情况和数字人文研究体系化、学院化的发展进程，可以提出更加符合新时期教学与研究需要的数字人文教学理念，即以“理论—实践”式课程设计兼顾数字人文理论的积累和自主科研能力的培养，厚植同时具备“计算思维”与“人文思维”的研究者，并依据“双轨循环”研究路径提炼和建设数字人文学的方法论体系，以此适应和推进数字人文研究的深耕与成熟。     

透明的图像：数字人文与艺术史的跨媒介叙事

近些年来,数字人文研究与艺术理论的跨媒介研究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不仅为各人文学科提供了诸多可行的思维路径,而且也形成了不少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但同时,这两股性格特征极其鲜明的学术风潮,也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缺陷,争议不断。数字人文的问题在于将复杂的智力行为简化为纯粹的计算,缺乏人文学科必要的反思性与批判性。而跨媒介艺术理论,则往往停留于理论探讨层面,少有进入形而下层面,开展具体的跨媒介艺术史实践。但事实上,两股风潮是有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性的。尤其是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中,数字人文以海量的、整一的数字媒介信息,为跨媒介理论进入艺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建构起了合法的跨媒介叙事语境,而跨媒介理论则能够凭借深厚的学术素养,为简化的数字计算注入一丝思辨的人文气息。因此,分析两者的互补性,以及形成合力、达成协作的可能性,将为探索艺术史研究的新范式——数字艺术史提供重要的导向。     

数字人文:开创人文研究的新纪元

信息化"云时代"的数字人文研究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计算机科技的支持下,能够透过数据编码审视数据背后隐藏的解码信息。数据密集型研究迎来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将引导人文学科从数字视野发掘出全新的洞见。因此数字人文堪称人文研究的"开天辟地"与"创世纪",能够开创人文研究的新纪元,有力地推动人文研究的数字转向。理论导向性的数字人文学科建设研究需要从宏观上拓展数字人文的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纵深度,而实体性的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从战略上把数字人文打造成信息云时代联通世界、建构人文知识的共同体空间。     

虚拟数字人：模因论的新“锚点”——模因论视域下的虚拟数字人：概念、特征和应用

20世纪70年代道金斯提出“模因”概念后,模因理论发展先后经历了“生物学隐喻阶段”“文化研究阶段”和2020年以来在AI技术推动下逐渐形成的“多模态智能化阶段”,具备人的特征、可交互的新媒介“虚拟数字人”成为第三阶段的新锚点。本研究在模因论视域下,对虚拟数字人进行了概念和特征分析;同时,结合当前流行的虚拟偶像、数字员工、虚拟主播等应用实践,论述模因是如何通过“虚拟数字人”改变我们的信息加工方式、作用于社会生产生活,为分析虚拟数字人的价值、应用、进化提供一个新视角。     

古典文学天象描写的内容价值与利用途径——文学天文研究视域下的探索

随着近年来数字人文天象模拟技术被引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经典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天象描写因素重新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开展“文学天文”研究的独立实践,不仅需要认识文学作品中天象描写的类型、特性与价值,还必须运用多样化技术手段探索出多维度的利用途径。本文以日意象与节气漏刻、月意象与朔望月相、金星意象与边塞书写、火星意象与政治星占、斗宿意象与个人星命等为例,对文学作品中各类型天象描写的特性价值和研究策略展开了创新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开拓古典文学天文研究崭新学科方向、整合文学地理与数字人文可视化技术、打通古代史与天文学史跨学科研究等实现路径进行了思考。     

数字新基建促进人文经济的生产机理与产业实践

人文经济的本质是经济与文化的共生与融合。在数字时代,数字新基建与人文经济协同发展,促进了人文经济的应用场景拓展、功能维度深化和创新动能增长。数字新基建通过建构地理和数字的双重空间,以文化和经济为作用对象,嵌入人文经济的整体生产过程,推动知识灵感、数据要素和最终产品的生产,最终为人的全面发展赋予重要支撑。在产业实践上,数字新基建有效催生出产业新形态、推动了产业能效升级、构建起复杂产业网络,为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助力。     

“数字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手段。“数字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其中既包含了“数字中国”概念的学理性问题,也包含了“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性问题。因此,探讨如下问题对建设“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数字中国”这一概念展开分析,研究“数字中国”的概念源流,并以此作为“数字中国”概念的分析背景;其次,研究“数字中国”的范畴演变,重点分析“数字中国”概念的内涵以及外延;再次,研究“数字中国”的框架逻辑,以此解释如何建设“数字中国”;最后,研究“数字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数字中国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影响。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讨论,不仅可以对“数字中国”产生更为科学理性的认知,也有助于把握“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性问题。     

建构数字自我意识：“Z世代”青年数字形象消费中的新认同实践

数字自我意识是个体通过对数字存在的体察、对数字身份的理解及其数字行为的实践共同建构起来的。数字自我意识驱动下的数字形象消费,是“Z世代”消费者在数字虚拟空间中进行的与自我形象打造有关的一切消费活动,是消费者自我觉醒、印象整饰和行为投射的理想化反映,而这种数字形象消费最终也将实现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公共认同等多维平衡。随着元宇宙等技术的飞速迭代,数字形象消费也将成为“Z世代”甚至更广泛消费者群体接入数字虚拟空间、展现数字自我意识的窗口。     

试论互联网环境下“数字遗产”的继承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日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生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遗产”是人们在网络使用过程中形成并可传于后入的宝贵财富。国内外“数字遗产”的相关案例及实践表明,“数字遗产”继承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法律应对“数字遗产”继承进行规制。     

数字正义论：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

数字正义是指导和约束人类开发、设计、应用数字技术的价值准则，其本质是社会正义而非“机器正义”。在数字社会，数字正义的基本内涵是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数字权利的充分配置、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和代码规制的规范有效，主要表现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互动正义和信息正义四种形式。数字化塑造正义空间，使正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从“比例正义”到“计算正义”、从“个体正义”到“群组正义”、从“契约正义”到“场景正义”、从“接近正义”到“可视正义”的深刻转型。当前在我国数字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复合型规范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数据源头规制、算法赋权制衡和平台算法问责等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律规制保障数字正义的实践基点。下一步数字正义的治理结构优化，还需要在基础机制上充分配置数字权利及其救济方案，在实施机制上强化算法规制实施主体与工具的系统性，在保障机制上科学设计算法影响评估制度。     

人文学科的本性及其科技化变异

发端于西方 17世纪的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急剧扩张与膨胀 ,使人文学科的本性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即由原先的经由人文文本的陶冶而造就“有学养的人” (韦伯语 )变异为通过对人文文本进行纯粹科学的认识、研究及技术的操作而培养出类似科技专家的人文专家。     

基于多场景的数字经济微观理论及其应用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通过对电商成长的案例研究,提炼出数据要素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微观经济学特征,并推导了数字企业最优决策、“数据+平台”架构、数据交易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供给等五个理论命题。将这些理论命题与无人驾驶、制造业数字化等应用场景中的企业创新实践相结合,可以为解析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从制度层面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系统且一致的理论思路。加强数字经济理论研究,应深化数字企业创新实践的跨应用场景分析,同时注重区分全球共性规律与本国发展实际,进而为完善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有关“人文”的几点辨析

本文对有关“人文”的几个相关性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 ,并在此过程中凸显出“人文学科”的内涵。本文认为 ,关于“人文”的辨析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 :一是“学科”层面的“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 ;二是“历史”层面的“人文学科”与“人文主义”的甄别 ;三是“教育”层面的“人文学科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的差异     

“数字下乡”: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困境及方向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时代的新生事物,作为乡村振兴的途径之一,数字乡村建设与网络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数字下乡”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技术、现代化与乡村发展的关系问题,数字要成功下乡,必须应对和解决数字乡村建设相关的现代性困境,如供给效率困境、“数字鸿沟”、小农户衔接困境、数字技术兼容困境等。有效推进“数字下乡”,需朝着构建多主体共建共享建设模式的大方向努力前行。     

人文学科的制度困境

本文所说的人文学科,包括了人文学科专业教育和其他学科专业的人文素质教育.就本质而言,目前一些大学里进行的人文学科及非人文学科的人文教育改革,并不仅仅是一个教学事件.大学是国民教育的高级阶段,它并不仅仅培养高级职业技术人员,更担负着塑造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高级理智和高尚美德的国家公民的重任.因此,人文学科教育的改革,实即反映出对公民文化素质、人文精神的关注程度.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理念和模式不断演变,数字化、多元化、现代化成为客观而普遍的需求。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领域逐渐增多,在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数字安全威胁不断升级、数字教育治理效能不高等等,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实现数字化成功转型的主要障碍。为此,“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应增强数字政府效能,探索数字教育治理规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教育环境;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创建包容友好的数字教育生态;构建数字教育合作格局,共建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     

草根性:跨文化美学研究的人文立场

跨文化美学研究的人文立场问题,必然关系到两种或以上文化的主体、主体意识理念及主体性,必然涉及所谓主体间性与此人文立场的关系问题。作为人文学科之“边界作业”的跨文化美学研究,与其人文立场相关的是所谓“视界融合”。“跨”的结果,有可能生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或达到价值理念的“融合”。这种“新”与“融合”,依然从一定的“我”的人文立场出发,它不是“价值中立”。跨文化美学研究,有可能使得各自族群的草根性得到进一步的历史、人文的陶冶、锻炼与成长。所谓“和而不同”而不是文化趋同化,正是跨文化美学研究有待于实现的一种人文理想。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本的距离:数字人文发展中的文学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数字人文发展迅猛.各种算法分析和量化研究已经进入语言学、翻译学、历史、文学等诸多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未来发展前景可观.通过将文学研究置于数字人文发展的大环境中,就文学之算法分析和量化研究的主要发展进行历史梳理和现状分析,可以发现文学"距离阅读"的发展前景,及其对传统文学批评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数字环境考古学若干问题研究

人类已经进入以数字网络为标志的全方位信息化时代,“数字地球”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为环境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机会,以多学科交叉为主要特征的环境考古研究越来越倚重数字信息的获取与应用,“数字环境考古”概念也应运而生。对数字环境考古学概念、技术体系、研究的内容与重点发展方向等的探讨,对数字环境考古学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