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2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

本文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改进模型对我国2000-2012年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00-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弹性系数为0.181,研发投入增长对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0.8％.最终结论为: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但低于欧美等国家水平;2000年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年度间研发投入弹性系数走势相对平稳,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明显;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贡献的企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内资和小微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外资拉动型产业集群也存在外资根植性差、与本地企业关联度低、外资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压制内资企业的利益空间、集群发展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集群的环境建设,增强内、外资企业的配套关联度,提高外资的社会网络根植性水平,同时要积极推进本地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建立并维护集群内自律机制,改善内资企业在集群内的不利地位,避免内资企业间的恶性竞争。     

创新能力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研究

创新能力是开放背景下企业实施国际化策略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而创新能力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行为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话题.文章提出了创新能力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三种假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为这些假说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研究得出:创新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生产和销售能否成功匹配目标市场的差异化需求偏好,进而成为出口企业;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能够通过提高自身生产率水平,进而突破出口的固定成本而成为出口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的出口行为对创新能力的依赖性更强.     

我国工业外资企业的发展状况——基于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

本文依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提供的数据资料,以2013年为观测年份,探讨工业外资企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外资企业在行业和区域的分布状况,并从经营效率、税负压力、出口倾向、科技投入、劳动报酬等方面比较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发展状况,分析外资企业的优势所在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技术溢出效应的视角,利用规模以上工业数据分析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还不够明显.     

产业地理集聚与中国制造企业出口行为及绩效

本研究利用企业数据,考察城市尺度出口企业集聚的本地溢出以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出口企业集聚带来的地方化经济很显著,但是地方化经济发生作用还和空间尺度有关。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对同产业的内资企业出口只有在地级市尺度上才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在县级尺度上并没有这样的作用。相反,无论是在区县还是地级市尺度,内资出口企业的集聚有利于提高本产业内的其他企业的出口概率。研究还发现,单纯的外资企业集聚并不会显著促进内资企业的出口,只有出口外资企业才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外资出口企业集聚存在显著的城市化经济,在地级市和区县尺度上,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有利于促进该地区所有产业内企业的出口。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会提高了相同产业内出口企业的出口强度,内资出口企业的集聚只能提高同产业的内资企业的出口强度,而对外资企业没有影响。出口企业的集聚既能促进本地区其他企业的出口,并且提高企业出口绩效,因此制造业企业出口集聚区具有自我强化效应。     

FDI直接出口效应和间接出口效应——基于区域视角的实证研究

将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细分为直接出口效应和间接出口效应,以1994-2007年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出口导向指数,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发展趋势;运用动态面板GMM模型估计FDI对内资企业间接出口效应。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出口导向趋势逐渐降低,内销份额逐渐扩大;FDI对内资企业出口具有显著正的间接效应,但弹性较低,即FDI对内资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不很明显。     

中国内资和外资企业隐含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OECD-AMNE数据的MRIO-SDA分解

【目的/意义】“双碳”目标下准确测算我国内资和外资企业的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合理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和实现外资与环境的共赢发展。【设计/方法】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跨国企业活动数据库，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及结构分解法对中国内资与外资企业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论/发现】研究期间我国10%～15%碳排放来源于外资企业，生产责任原则高估了中国的碳排放责任；外资进入对我国内资企业碳排放的拉动效应不显著；高碳行业煤炭消耗碳排系数下降显著抑制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增加；国内内资最终品需求和外资最终品出口显著促进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上升。总之，清晰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促进内资与外资企业碳减排合作和降低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消耗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     

新兴技术企业协同创新驱动因素及绩效研究

协同创新是新兴技术企业成长发展的重要途径,能有效地突破多个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实现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文献研究,提出了新兴技术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过程模型,以及影响协同创新绩效的内外部驱动因素,以湖南省内新兴技术企业为样本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外部驱动因素中的技术因素和市场因素直接促进协同创新绩效,且影响显著,而政策因素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则表现为间接促进;作为内部驱动因素的研发能力、协作能力、网络关系和创新意愿等因素均表现为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协同创新绩效;同时还发现,除网络关系外,内部驱动因素中的研发能力、协作能力以及创新意愿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均受协同创新组织形式调节作用影响。     

浅析中国零售企业应对外资企业的竞争策略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零售行业逐渐开放，国内零售企业面临着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这势必会对国内零售企业带来强大的冲击。为此，我国内资零售企业必须加强学习，在体制、规模、业态、技术与经营方面不断发展与创新，以便在竞争中取胜。     

任仕达揭晓“2012中国最佳雇主”评选结果

<正>4月18号,知名的雇主品牌盛典"中国任仕达奖颁奖典礼"在沪揭晓。通用电气荣获"2012年中国制造业最佳雇主"称号;卡夫食品中国荣获"2012年中国消费品行业最佳雇主"称号;埃森哲荣获"2012年中国外资企业"银奖;英特尔荣获"2012年中国外资企业"金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荣获"2012年中国内资企业"银奖;中国银行荣获"2012年中国内资企业"金奖。     

开放式创新提升石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内外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石化企业技术创新的难度不断增加,而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拥有创新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开放式创新要求石化企业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内外部资源,通过建立创新联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每一成员企业提供一种追逐市场竞争优势所必需的企业间合作,进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空间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家具企业为样本,运用ACF-OP法测算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图接近正态分布。二,空间集聚不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互动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及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出口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家具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同时,研发创新和企业年龄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竞争的研发策略比较分析

本文从跨国公司技术垄断优势出发,研究跨国公司参与东道国市场竞争的研发策略行为,从而为我国企业参与同跨国企业竞争提出有针对性的竞争策略,提升我国民族企业的生存能力,扩大其发展空间。通过建立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研发创新的博弈模型,发现跨国公司比东道国的企业愿意进行更多的技术创新活动;但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策略是选择风险小、能减低成本且规模效益明显的项目投资;东道国的企业则相反,对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比较小,但对风险的偏好较强。     

“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探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海归”高管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却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积极主体之一,“海归”高管的双重社会资本优势如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作用,其人力资本价值走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投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高阶梯队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高管“海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资源松弛状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海归”高管与人力资本优势、与企业创新投资等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与本土高管相比较,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海归”高管的意愿性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表现更明显;资源松弛在“海归”高管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资源松弛度,进而提升研发投资水平。通过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获取2008年至2016年期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设定5个研究模型分别用以度量“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企业产权性质”对“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企业资源松弛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效果十分显著。企业聘用“海归”高管后,R&D投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的积极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海归”高管通过增加企业资源松弛这一中介路径推动提升R&D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海归”高管就职的企业,企业“海归”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越大,越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还发现,相较于“海归”高管早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其海外工作的经历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揭示了“海归”高管的创新驱动引领作为独特的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从企业自底向上的维度提出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发展策略。     

外资企业技术创新的区域优势及其绩效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数的迅速增长,对技术开发的资金投入出现持续增加的趋势,推动了外资企业技术开发能力的明显上升。外商技术开发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在上海、广东、江苏的技术开发投入资金要占全国的64%—80%之间。显然,外资企业技术开发投入的相对集中将会迅速增强这三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技术结构的快速升级,同时使这三个地区成为向中国其他地区进行技术扩散的中心。     

在华韩企撤资引起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思考

韩资企业作为中国境内外资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几年出现了非正常撤离中国市场的现象,这种现象与很多问题有关联,其中与税负的联系更为直接、更为紧密.为此,本文从在华韩资企业撤离中国市场现象入手,就中国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变化及其对在华外资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优化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的对策建议,即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是完善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根本,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是完善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关键,加强市场机制和法制建设是完善企业所得税负担的保证.     

大学科技园与地方高新园区协同创新的博弈分析

文章以跨园区协同创新为视角,探讨了大学科技园与地方高新园区协同创新的内涵、创新主体和协同创新过程,并进一步引入演化博弈理论,选择大学与高新园区企业作为大学科技园与地方高新园区的代表,构建两者协同创新的博弈模型。然后,基于博弈模型,进行博弈结果分析,并针对影响博弈结果的三个要素进行博弈策略设计。结果表明,大学与地方高新园区企业选择跨园区协同创新合作的概率与双方在原园区内的初始收益、协同创新投入和溢出系数呈反比,与违约损失呈正比;同时,合理分配双方投入比例、降低溢出系数和提高违约损失至一定额度,均可有效促成合作。文章最后依据以上结论从协同创新的动机、协调和政府支撑三个方面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与企业发展

差别性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是顺应我国改革开放而设置的税制,它适应了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税制的不适应性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税收功能的正常发挥,难以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应尽快深化完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以公平税负,促进内外资企业共同发展。     

创新型企业成长性、企业价值及其关系研究

成长性是衡量企业发展状况和潜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企业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对创新型企业成长性、企业价值及其关系的研究不仅能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识别投资风险、制定投资决策,也能给管理层了解企业运营状况、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采用突变级数和实物期权方法,对作为创新型企业典型代表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和企业价值进行分析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实证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创新型企业成长性较高,但它们个体之间差异较大;整体而言创新型企业价值偏小,但成长性较高的公司的企业价值则相对较大;创新型企业成长性与期权价值之间存在关联,且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成长性越高的企业的期权价值越大,而偿债能力成长性越高的企业的期权价值越小;不同行业的创新型企业的成长性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互有差别。     

“一带一路”、OFDI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广阔平台，对企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以2007—2017年3 665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理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政策环境和有效金融支持体系，企业主要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压力式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协作网络等途径，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其政策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持续增强；第二，政府补助、净利润和市值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政府补助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风险和研发投入成本，盈利能力强和市值高的企业普遍具有对抗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第三，相较于小型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创新水平；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而且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基于替换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了文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科创主体、创新投入、成果转化、政府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第三，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