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货币本位困境:历史根源与演进机理

本文旨在探究中国低值货币本位形成以及长期延续的历史原因,梳理隐藏在这种货币本位格局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机理与变迁逻辑,并尝试性地揭示,作为一种本位演进环节缺失的货币制度,在遭遇已然经历本位嬗递完整过程的外部货币体系的挑战时,所必然面临的货币困境的性质。本文的考察发现,在中国货币演进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十分奇特的"恋铜情结"现象,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各种利益诉求都纠缠于此,从而形成了一个低水平的货币制度均衡。正是基于这种均衡,曾经负载着无数货币文化荣耀的"交子体系"才显露出其真实的货币面目,这种被誉为全球最早的纸币体系竟然只是覆盖在铜本位之上的一层绚烂"外衣"!循着此后的货币演进路径,铜本位与贵金属货币的冲突此起彼伏,到明清以降则愈演愈烈,并形成了"本位困局"。表面看是货币本位之争,实质上则是既得政治利益与新兴商业利益的殊死竞争,这种竞争随着近代西方高本位货币因素的进入而变得更加纷乱复杂。中西货币体系的冲突迅速凸显出低本位货币制度的"先天劣势",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货币本位的长期低水平徘徊使其丧失嬗递升级的基本功能,从而未能与银行体系建立应有的联系,最终使得中国的货币演进机制一直缺乏微观金融基础的有效支撑。重要的是,这种货币演进机制的缺陷无疑会对当下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产生长远影响。     

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历程、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

“普惠金融”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手段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分为探索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创新性发展三个阶段。可以从生成逻辑、运行机制、驱动因素和创新发展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理论框架。目前,我国普惠金融政策持续发力,普惠金融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供给规模不断增长,供给结构不断优化,普惠金融重点在农村和小微企业。但也面临着普惠金融概念“混沌”导致实践偏误、城乡“三大鸿沟”导致发展不均衡、金融机构“成本—风险”约束导致供给不足、数字化潜在风险导致监管风险升级等挑战。为此,要做好普惠金融概念界定,优化农村科技、金融与教育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供给意愿,完善普惠金融监管体系。     

国际金融动荡的原因及中国的金融安全——兼谈中国加入WTO的金融安全对策

刚刚过去的20世纪90年代,整个国际金融领域动荡不安,危机叠起.从北欧银行业的倒闭到欧洲货币危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巴林银行的倒闭、大和银行的巨额亏损,再到亚洲金融危机,无不令人触目惊心.本文拟从现行国际货币制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钩、外汇投机及不成熟的金融自由化入手,剖析国际金融动荡的原因,并由此论及中国金融安全问题.     

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早期景象:猜测与争执

中国早熟的纸币制度是惟一有别于希腊贵金属铸币惯例的重大例外;美洲金银流入中国之所以没有引致价格革命,则根源于内生货币供给机制与特定储蓄偏好的交互影响;晚明以来的(白银)货币需求异象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当时货币结构的变化以及财政税收制度的变革;而就其内质而言,一度被国人引为自豪的纸币制度其实是货币制度内生转型受挫以及外生货币革命的结果。     

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必要性、可行性与路径选择

本文在分析现存国际货币制度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体制缺陷的基础上 ,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指出在东亚地区构建区域货币体系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行的 ,并对其具体实施步骤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章强调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传染性”特征、欧元的启动和拉美国家有关“官方美元化”的探讨表明 ,在目前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情况下 ,东亚各国、各地区只有采取区域层次的货币金融合作 ,才能确保稳定的外部金融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 ,其具体形式应当是循序渐进地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在现阶段 ,东亚地区虽然不能够建立完善的单一货币区 ,但开展货币合作的初级工作 (如协调汇率政策 )以推进区域货币体系建设的基本条件是具备的 ,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路径设计与选择     

从美元本位制到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全球金融失衡和动荡的根源

美元本位制使得美国经济走上了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道路,导致了美国核心经济的转变,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更加依赖金融杠杆,后者更加依赖价格泡沫,这为美国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美国核心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自由化的经济环境,但美国政府在危机中的强力干预破坏了这个环境,导致美元危机的风险正在逼近;而当代欧元的出现,则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类似金银复本位的欧元—美元双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一种比金银复本位更加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全球金融失衡和动荡根源于此。     

数字货币与货币数字化——兼评数字人民币(DCEP)、微信支付、支付宝、信用卡与比特币的异同

货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沟通人际关系、贯通贸易关系、联通国际关系的基本纽带。本文梳理了货币发展的六个主要阶段,对比了各阶段货币的形态、流通时期和社会阶段,归纳了各阶段货币的主要特征、关键痛点和重要创新。货币形态变迁发展,主要基于更便携、更易保管、更具信用的趋势,秉承了“交易成本递减,信用风险递增”的内涵。基于大历史观,分别对标了数字人民币与比特币,数字人民币与纸币、微信支付、支付宝和信用卡,总结了数字货币与货币数字化的内涵。研究发现数字货币和货币数字化是两个不同概念,货币数字化不是创造货币,不会导致货币总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人民币在携带使用“轻量化”、保管存储“更安全”、转账支付“可追溯”、反洗钱终“解难题”、宏观调控“有依据”等五方面的优势,并提出若干意见和展望。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回顾与展望——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真正一体化的框架,东亚各国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付出了艰辛和努力,取得相当的成果,尽管有些构想胎死腹中,但仍有不少参考价值。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面临区域内各国政治关系和区域外美国因素的影响,社会文化意识差异的存在对合作也造成诸多不利。展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建立区域性融资机制和危机救助的协调管理机构,营建和完善亚洲债券市场,以及构建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东亚货币合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努力的方向。     

交易演进中的信用与货币的信用本质——对货币国家化、国际化的认识

货币的出现是与交换联系在一起的,交易是理解货币的产生、演变的起点和切入口,交易的本质是信用关系,交易依靠信用才能维持。而信用本身也不能独立存在,它需要有相应的保证机制。这种保证机制在交易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遵循的是隐契约信用→正式契约信用→权威契约信用的规律。而货币的产生以及货币的国家化、国际化正是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在交易的演进过程中自发产生和演化的。     

论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到金融经济的转型与异化现象

经济的发展过程可从资源配置方式,从主导经济部门等多种角度来划分。本文主要从商品交换和资金融通的手段出发,将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实物经济、货币经济和金融经济。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到金融经济是一个经济虚拟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金融资产流通对商品流通的异化过程。文章着重分析这个过程的特点、规律以及异化现象。     

中国民间金融的兴起与发展前景:温州案例

"温州案例"的研究表明,随着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金融在中国的兴起,内生于中国体制外经济发展中的民间金融制度已成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事件.民间金融是在中国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中的诱致性融资制度变迁,它作为一种市场化融资制度安排为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提供了强大的体制外金融资源支持.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参入WTO后中国金融业面临竞争格局的变化,民间金融必将以其制度优势及强大的制度示范、扩散效应,对中国国有银行的制度创新乃至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产生积极的影响.     

宏观杠杆率、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调控——基于中国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

基于TVP-VAR模型探讨货币政策不同量价工具对宏观杠杆率和金融稳定的时变影响机制以及宏观杠杆率与金融稳定间的双向动态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对稳杠杆和稳金融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的调控效果,不同期限组合能够实现抑制宏观杠杆率和促进金融稳定;从稳杠杆与稳金融的双向溢出效应看,二者互为调控政策的路径选择,宏观杠杆率的适度波动在长期内有助于提升金融稳定,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增强在中长期内能够有效遏制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势头。为此,货币当局应继续健全“稳杠杆”和“稳金融”的监管体系,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改革机制,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质效,加快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设,形成宏观杠杆率稳定与金融稳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金融危机、金融稳定与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操守:一个分析性框架——兼论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取向

2007年,美英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而金融稳定也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为这次金融危机所困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美、英、欧都在进行重大金融改革。但是他们的金融改革,只注重于法律制度的修修补补,而缺乏对金融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高度关注与应有对策,从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大规模或者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重演。在一个分析性框架内,为了实现金融稳定,必须要从金融业的人出发,塑造金融业职业道德的最高标准,从而恢复公众对于金融体系的信心,以期实现金融业的长久稳定。对于中国而言,打造一支最高职业道德水准的人才队伍,不但是我国金融业稳定与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我国金融业走向世界、实现我国金融强国的根本保证。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重点应该基于此。     

不和谐音:货币紊乱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民生

1840-1949年,是中国政治动荡、社会极不和谐的历史时期,期间爆发了一系列革命和战争.究其因,除了西学东渐、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冲击、制度冲突、社会矛盾激化以外,还由于货币制度没能"配伍得当".紊乱的货币体系成为近代中国动荡之源.并严重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构建.1934年废两改元以前,近代中国两、元并行,银、铜并用的货币体系,提高了交易成本,减缓了商品流转速度,阻碍了经济发展;也给社会民生造成种种不利影响;银价、铜价、物价大幅度变动,更使老百姓深受双重通货膨胀之害.     

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兼论如何对待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 当成研究基点.在经验层面,"乡土中国"变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构成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起点;在理论层面,"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概念成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现象的最好的"工具",现实经验成为"乡土中国"的注脚.在此意义上,"乡土中国"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他者",限制了学者的视野.只有突破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的限制,在正确地对待费孝通学术"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吸收和批判既有的学术资源,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转型期中国国有金融制度变迁的逻辑——政府理性介入下的一种演进论解释

金融外部市场化推动国有金融改革的理论思路对转轨实践的解释有限度,中国国有金融制度变迁需要探索新的解释理论。考察中央政府控制金融的效用函数及其变量结构的阶段性特征应成为解释中国国有金融制度演进规律的一条关键线索,国有金融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历程可以佐证这一观点。目前在国有控股以及对银行核心领导人事任免的绝对行政控制约束下,国有银行能否形成高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仍需要在本文的理论解释框架下探索中央政府可能最佳理性介入的新形式,这就是“内部市场化”创新,即仿效一些国有企业对治理结构的探索经验,在银行内部培育市场,加强银行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绩效竞争、协调与相互监督。     

超主权国际货币运行的实证研究——模拟估值、汇率体系与绩效检验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严重缺陷,关于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超主权国际货币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等五种货币为基础,每种货币的权重取决其所属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国际储备和对外贸易总额,并采用加权平均计算的方法构建。通过对2006—2010年间超主权国际货币的模拟运算及计量分析表明,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以下三点优势:(1),相对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具有更稳定的汇率体系,即各种主要货币对世元汇率的变异系数与汇率偏离度更小;(2),在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下,外汇衍生品的交易量会下降,从而导致因外汇交易所付出的佣金支付金额减少,即国际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会降低;(3),在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下,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会减缓,从而减小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汉、藏佛教演进路向之比较——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迪意义

中国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同体现了北传佛教的一般性特征,即以大乘佛教教义与经典的弘传为主,注重对佛法大义的领悟与发挥.但由于所面临的文化际遇及所处文化势位的差异,二者选择了不同的演进路向,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与组织结构特征.就整体思维特征而言,汉、藏两系佛教分别对印度佛教采取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及继承发展模式.简言之,汉传佛教重佛之“心”,由“心”而立“法”;藏传佛教重佛之“法”,由“法”而明“心”.由此,汉传佛教形成了重圆顿、重简捷、重灵活性的修持理念与教化风格,而藏传佛教则形成了重传承、重次第、重体系的教法特色.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底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理论精髓对于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菲利普斯曲线、两缺口模型与库兹涅茨曲线的中国悖论——一个纯粹的货币经济分析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无法克服其固有的总量与相对价格的矛盾,逻辑悖论的存在必然导致其对现实经济解释的无力。从经验上看,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系列悖论都根源于新古典的实物技术分析方法。只有以货币经济为出发点的马克思、凯恩斯经济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