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货币本位困境:历史根源与演进机理

本文旨在探究中国低值货币本位形成以及长期延续的历史原因,梳理隐藏在这种货币本位格局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机理与变迁逻辑,并尝试性地揭示,作为一种本位演进环节缺失的货币制度,在遭遇已然经历本位嬗递完整过程的外部货币体系的挑战时,所必然面临的货币困境的性质。本文的考察发现,在中国货币演进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十分奇特的"恋铜情结"现象,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各种利益诉求都纠缠于此,从而形成了一个低水平的货币制度均衡。正是基于这种均衡,曾经负载着无数货币文化荣耀的"交子体系"才显露出其真实的货币面目,这种被誉为全球最早的纸币体系竟然只是覆盖在铜本位之上的一层绚烂"外衣"!循着此后的货币演进路径,铜本位与贵金属货币的冲突此起彼伏,到明清以降则愈演愈烈,并形成了"本位困局"。表面看是货币本位之争,实质上则是既得政治利益与新兴商业利益的殊死竞争,这种竞争随着近代西方高本位货币因素的进入而变得更加纷乱复杂。中西货币体系的冲突迅速凸显出低本位货币制度的"先天劣势",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货币本位的长期低水平徘徊使其丧失嬗递升级的基本功能,从而未能与银行体系建立应有的联系,最终使得中国的货币演进机制一直缺乏微观金融基础的有效支撑。重要的是,这种货币演进机制的缺陷无疑会对当下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产生长远影响。     

论信用是现代金融之根本

现代货币制度下,货币是由价值和信用两方面构成,货币本身的价值越来越少,而信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最终在货币本身的价值为零的情况下,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将完全仰仗信用保证。金融是建立在一定的货币形态和货币制度的基础上,货币制度主宰着金融制度。货币形态与货币制度的演变必将促进金融不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完全依靠信用保证的货币制度下,金融的根本必将是信用。     

货币制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货币制度史基本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从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模式中理解其货币制度的特点和作用,为当前货币制度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货币制度史研究认为,货币是一种社会制度,货币制度史应融入经济史研究之中,经济史分析的“韦伯—波兰尼—芬利”方法传统有助于理解货币制度发展的实质,波兰尼对社会整合三种方式的划分为理解各时期货币制度所处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框架。这决定了货币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功能,意味着不同的货币职能有着独立的起源,货币的起源也有多种可能,它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信用是理解货币等级和货币制度的重要视角,三种社会整合方式中存在着复杂的信用关系,影响甚至决定了货币制度的发展,如何解决过量债务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是不同时代货币制度都要应对的主要问题,也是货币制度史研究的一条主线。     

董必武与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建立

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建立,在中国货币史和金融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旧中国混乱不堪货币制度的结束,标志着新中国长期稳定金融时代的到来.董必武对此有特殊的贡献.他曾先后担任华北财经办主任、中央财政部长、华北财经委主任,根据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区经济各自为战、货币发行和流通不统一的实际情况,正确认识和处理统一货币、建立新型货币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与基础、时机与条件、原则与步骤以及性质与意义等问题,并依此作出妥善筹备、稳定发展等方针的指导下开展和完成的.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告别了混乱不堪的货币制度,迎来了崭新的独立的统一的货币制度.     

货币供应与物价间的反常规关系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把中国出现的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与高金融增长的现象,称之为"中国之谜"。事实上,这种货币供应与物价之间的反常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常态。"中国之谜"的答案在于中国存在超额货币需求。中国超额货币需求产生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制度、行为等的变化,我们要通过货币现象的本质看到制度环境的变迁和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     

试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金融支持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越来越明显,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使得金融在经济中逐步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如何探寻一条符合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金融发展之路,以期通过金融支持使正在起飞中的中国实践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一、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支持及其新取向７０年代,随着国际货币体系中羌元与黄金的彻底脱钩,完全意义上的信用货币制度建立起来了。在完全的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供给在技术上已无限制,为金融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推动…     

论国际货币寡头协调

一般认为战后国际货币制度分为两个阶段,即①1944～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固定汇率制与②1973年至今的国际货币浮动汇率制。我们认为国际货币浮动汇率制度又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1973～1985年9月,这一阶段国际货币制度的最大特点表现为各国在国际货币领域的“非合作性”自由浮动汇率制名义下,分别制定自己的金融     

中国农村反贫困过程中民间信用的作用探讨

中国反贫困已经步入“扶贫到户”的阶段和开始寻求非政府组织力量扶贫的思索,农村民间信用也已经在政府“睁一眼闭一眼”的管制中渐成规模,客观上需要扩大农村的市场融资份额。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可以成为中国现阶段反贫困的最适合的金融制度安排。抑制农村民间信用的消极作用,充分发挥其在反贫困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多赢”的选择——农村资金富余者致富和贫困人群脱贫,同时为政府排忧解难。     

货币乘数及其在宏观控制中的含义

货币乘数是货币供给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在以纯粹信用货币流通为标志的现代银行制度下普遍存在的一种宏观经济现象。作用机制货币乘数的作用机制高度地依存于它所嵌入的特定的金融制度和货币信用政策。现代世界各国一般实行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立的二级银行制度。...     

论不兑现信用货币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金属货币制度完全瓦解,银行券不能兑换金属货币,从此全世界进入了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的历史时代。目前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行的都是不兑现的信用货币。由于不兑现信用货币也是一种纸制的货币符号,因此有人笼统地称它为纸币,也有人认为它是银行券的纸币化。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不兑现信用货币?它具有哪些特征?它的产生根源是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对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制度金融学的起源:从门格尔到克洛尔

本文试图对涉及制度因素的早期货币金融理论加以梳理,据此探究制度金融学的理论渊源。基于对新古典金融学基本假设与理论困境的重新认识,首先确认长期被新古典学派推崇的瓦尔拉斯(Walras)均衡框架难以成为讨论货币金融问题的合适基础,因此金融学的制度分析便应运而生。随后对在制度金融学基本分析框架形成过程中具有启蒙与奠基意义的相关经典理论进行梳理与评论,主要涉及门格尔(Menger)的货币演进范式及其货币内生起源观点的制度含义;希克斯(Hicks)的交易成本货币理论与金融制度演进观点;克洛尔(Clower)以构建货币理论微观基础为核心并试图在新古典金融学与制度金融学之间建立逻辑联系的相关观点以及尼汉斯(Niehans)等的补充与扩展等。     

关于黄金非货币化和价值形式变化问题的研究

随着国际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许多国家的货币制度从金本位制转化为信用货币制度,黄金作为货币商品的地位,即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性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在我国的四化建设过程中,人民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黄金非货币化、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等问题,已引起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这种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人民币的性质、有助于正确制定社会主义的货币政策、物     

论中国金融制度改革

中国金融制度改革是在制度供给绝对约束状态下开始的,可纳入金融制度创新范畴的改革主要有：“三次制度性的创新分离”等八项内容;“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取向”等七大特征;制度创新的绩效表现为“推动了金融发展、影响了金融制度环境的变化、推动了制度需求和供给的互动”三个方面。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定位,但有不少举措在定位上值得分析。金融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金融制度、金融结构、金融运行方式：“只有改革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措施才属于改革的范畴”;“资金性质要从资金产品化变为商品化”;“由国家垄断信用向国家调控信用制度转变”。金融发展的关键是实理金融资源优化配置,而优化配置的基础是金融结构合理化。金融开放的实质是利用两个市场。金融制度改革必须关注现代金融发展的特点。     

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演进及其现实发展趋势

自1880年以来的货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演进与现实表明:民族国家创造货币的能力,特别是不同民族国家以不同的增长率创造货币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汇率的最优管理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经济目标、经济的冲击来源和经济的结构性特征等。一般而言,固定汇率制度和弹性(浮动)汇率制度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制度安排的核心。本文主要探讨和研究货币一体化的汇率制度的历史演进,固定汇率制度的选择与类型,以及固定汇率制度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     

制度型开放与全球金融秩序重构：中国的实践与方法论

制度型开放的要义是国内国际制度互动,包括向内制度优化和向外制度供给的双重含义。在美元霸权的背景下,制度型开放将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带来更多机遇与挑战。文章从国际清算结算规则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两方面分析中国金融开放的战略演进方向,提出中国金融开放的潜在风险和应对策略,为中国推动全球金融秩序重构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即以金融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和国际金融事务话语权多极化,逐步形成平等共商的国际关系格局,渐次实现对美元的“去依附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应以贸易支付安全为基础、稳步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和稳定性,进而使中国具备推动全球金融交易规则变革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货币“体外循环”辨析

怎样认识货币“体外循环”?是否可以把1988年下半年以来金融领域的一些混乱现象都归咎于货币“体外循环”?变“体外循环”为“体内循环”是否可以办得到?这是当前金融理论和实践亟待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本文准备就此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金融界同志。 (一)要严格区别货币“体外循环”与货币“体外循环”的紊乱 所谓货币“体外循环”,指的是货币游离于银行“体外”自发循环;它包括资金“体外循环”(直接融资)与现金“体外循环”(现金结算)两个方面。在我国,货币“体外循环”是历史地形成的。改革前,我们实行大一统单一银行制度。人民银行作为信贷、现金出     

构筑亚洲货币联盟之我见

货币一体化是市场一体化向全球经济一体化迈进的一个重要台阶。其重要性即在于它所包含的制度因素。本文通过欧洲货币一体化及适度区货币理论基础提出亚洲货币区的构想 ,对于国际货币制度创新与运行的规律性揭示 ,在理论上有助于中国更深入地认识、把握亚洲区域的发展方向 ,在实践上有助于中国参与、改造或创新亚洲区域货币制度     

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

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18世纪中西经济大分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此前发生的中西金融大分流.13世纪,当面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无论是南宋政府超发的"会子",还是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债券,理论上都是国家向社会发行的信用凭证,本质上均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以国家信用的逻辑而言,南宋纸币体系极易崩溃的根源是国家信用不足,而威尼斯公债体制的稳定运行得益于国家信用之完善.两者之间国家信用的差异更是影响了后来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主要的历史表现就是,英国在国家信用确立并强化的同时率先完成了金融革命,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国家信用依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注定无法内生出金融革命.由此可见,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只是通往金融革命的不同路径,根本驱动国家实现金融革命与崛起的是保障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稳定运行的国家信用.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启示重大.     

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早期景象:猜测与争执

中国早熟的纸币制度是惟一有别于希腊贵金属铸币惯例的重大例外;美洲金银流入中国之所以没有引致价格革命,则根源于内生货币供给机制与特定储蓄偏好的交互影响;晚明以来的(白银)货币需求异象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当时货币结构的变化以及财政税收制度的变革;而就其内质而言,一度被国人引为自豪的纸币制度其实是货币制度内生转型受挫以及外生货币革命的结果。     

我国金融结构的历史演进及未来展望

我国金融结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间接金融占绝对主导地位到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相互救赎的演进过程。作为“新兴加转轨”的经济体,我国金融结构的演进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市场主体的日益成熟,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力量逐步积累。因此,政府监管(金融自由化)、金融需求和行业竞争成为我国金融结构演进的三大驱动因素。我国金融结构的演进内容包括存量优化和增量完善两个方面,具体路径为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重大制度缺陷的矫正、金融结构的横向多元化和纵向分层化。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将在合作竞争中实现“双赢”,并最终走向综合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