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论

余华以其富有创造性、超越性的写作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这一个”。他对文学意义的回避与探询构成了写作理想和文本实践的矛盾,从叙事法则和策略上进行“精神真实的奇想”以及以“寓言式写作”建构文体形式都使得余华的小说世界在文学的“变”与“不变”之关系参照中获得价值。     

《文学台湾》：寻找“遗失”的记忆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描述了台湾文学的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问题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打造了一个由还原的记忆世界、感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论的想象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们在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丰富着“文学台湾”形象内涵的同时,也使得《文学台湾》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     

形式探索与传统的复归 ——论马笑泉《银行档案》叙事策略

马笑泉小说《银行档案》,以“档案体”这一新颖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小县城银行29名职工在改革开放后的命运浮沉,小说在文体上具有鲜明的先锋性。叙事策略上,作者舍弃全知视角,采取了留白的外视角,将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方法融入到小说叙事当中,从传统艺术技巧发掘先锋的因子,实现了小说形式上的先锋性与叙事上的传统性的有机融合,为中国文学的本土叙事经验先锋化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     

双层叙事下底层生活的真实——论雷蒙德·卡佛讲述式小说《肥》

雷蒙德·卡佛创作前期最具代表性的“讲述”式小说《肥》,运用讲述的方式间接表现了美国底层平民的艰难生活.在《肥》所构建的叙事世界中,文本双层结构的对比显现出叙述者“我”是作为不可靠叙述者而出现的.外视角与内视角间的视角转换则隐含着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心路历程,暗含了叙述者“我”对第二层结构的虚构.而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相互作用又阐发小说文本意蕴与卡佛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由此还原出第二层结构中隐瞒和虚构的生活真实.卡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底层生活的清醒认识,用小说揭示了“美国梦”背后底层平民的生活真实.他在小说中建构的双层结构既是一种叙事的修辞,又是一种对底层生活的真实讲述.     

谁能讲述世界的真相——论《我的名字叫红》中叙事者的修辞性

修辞叙事理论认为,在一个叙事结构中,首先是叙事者向他的读者讲故事,然后是作者向作者的读者讲述“叙事者的讲述”.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产生自细密画审美传统的多位富有特色的叙事者,不仅营造出了与以往小说不同的细密画式叙事结构,同时还有着深刻的修辞意义.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些“叙事者的讲述”的讲述,表达了对传统的致敬和他关于本民族与当今世界的深入思考——在东方与西方、冲突与融合共存的当代,世界的真相是如此宏大而复杂,任何一个叙事者凭借自身的眼界和意识都不足以将其客观真实地讲述出来.     

论石舒清文学观的“转变”

“死亡叙事”成就了石舒清。今天看来，它是有一定的叙事模式的，但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在把文学内敛化、心灵化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使文学停留在了自我的小世界内，形成了对外部的障眼。“日常叙事”打开了石舒清的眼界，但打开的同时，如何把认识论转化为文学实践，在文学创作中似乎仍然成为他的问题。     

论张天翼小说的叙事视角及其功能

张天翼运用讽刺的手法在他的喜剧世界里塑造了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别具一格的讽刺手法的形成得益于他对叙事视角的探索。张天翼小说中所采用的叙事视角可分为全知叙事、限制叙事和纯客观叙事,以及不同视角的交叠,它们具有不同的叙事功能,从而更好地体现了作者冷峻客观、无情揭露、辛辣讽刺的叙事风格;张天翼身处传统文学、西方文学与“五四”文学的交汇期,三者为他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资源,使他在叙事视角的选择和处理上能突破成规、别出心裁,取得了很好的叙事效果。     

新闻叙事情景与真实性建构

运用叙事学理论考察了叙事情景对新闻真实性的建构,认为在叙事方式上,展示比讲述更显真实;在叙事聚焦上,内部聚焦比外部聚焦显得真实;在叙事人称上,第三人称较第一人称真实。但在电视新闻中则相反。叙事情景是文本在形式上对内容真实性的建构,它形成的是真实感。各种不同的叙事方式、聚焦以及人称的搭配,就形成不同的新闻叙事风格。     

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身份认同与审美乌托邦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讲述古巴渔夫圣地亚哥钓到大鱼又失去大鱼的悲壮故事。与此同时,在叙事进程中又插入他每晚都在重复的梦境——西北非海岸的和谐美景。古巴和西北非海岸两个叙事空间一实一虚,彰显出西班牙移民圣地亚哥身份认同的复杂多重性,也透视出海明威本人在前现代与现代、“美国性”与“他者性”之间的身份认同的多元复杂性。圣地亚哥梦中的西北非海岸,是海明威通过文学书写建构的审美乌托邦,借以寓托他内心深处对前现代世界的眷恋,抵制美国现代化、都市化对个体的同一性操控和异化。     

有限的超越与无限的创造——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

文学观,体现了作家自身对文学认知的基本观念,深刻影响其创作审美价值的取向。由于文学观的不同,两类“右派”叙事作品在艺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其实质仍然反映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虚构是建立文学与现实联系的唯一手段。正是由于作家从小说的虚构本质出发,在充分想象的空间里对人的存在境遇给予热切的关注,才使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真实。由虚构到真实,这是艺术文本的最高境界。     

命运的舵手:论亚哈船长个人意志对命运的操控

小说《白鲸》中的男主人公亚哈船长不信神、不信命,集伟大与病态于一身。为了向白鲸莫比·迪克复仇,亚哈精心策划并带领裴廓德号船只走向毁灭。从命运的视角剖析了亚哈拒绝一切外界劝诫,操控并设计自己的命运,展示了其不受命运摆布的非凡姿态。     

威廉·福克纳的叙事风格

威廉·福克纳是西方文坛的“现代经典”,他因“对当代美国小说作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叙事独具风格,在视点(主旨)、话语策略、叙事模式等方面特色明显。     

呼唤真理 返回家园——从<真理与方法>看伽达默尔的艺术观

伽达默尔在他的现代哲学解释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文艺理论史中最具特色的艺术观念.他坚定地认为艺术是真理的经验形式;艺术只有在创作与解释者的相遇和攀谈中才能存在;原始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距离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使艺术现出真理本性的积极因素,作者的创作与解释者在时间距离中达成的攀谈是一个永不休止的视域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的艺术观是惊世骇俗的,也是不无偏激的.     

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与新时期小说审美范式的变化

余华的小说创作深受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影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余华经历了两次创作转型:由抒情转向叙事、从想象/观念世界走向现实/真实世界,两次转型不是告别川端康成和卡夫卡,而是更加贴近两位大师的精神世界。余华的创作转型与整个新时期文学整体审美范式的转变几乎同步进行,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不只是余华一个人的创作现象,而是一种共相,是新时期文学告别感性走向理性、求变创新走向世界的诉求与标志。     

真理怎样得以可能－论伽达默尔的真理观

伽达默尔对于真理问题的探讨 ,在理解的本体论论域内 ,可以看成是对“真理何以可能”的回答。伽氏悬置真理存在问题 ,以海德格尔关于该问题的存在论结论为起点思考获致真理的可能性 ;其真理观意在超越传统的真理概念和方法 ,通过“视域融合” ,揭示出在理解中走向真理的道路 ,并用理解的语言性规定了真理的界限。伽达默尔理论的顺理成章的结论是 ,我们不会有关于世界的真理。他否认世界可以对象化 ,但其结论与怀疑论无关     

《白鲸》的生态解读

《白鲸》给读者展示的是一个梦幻般的生态系统。亚哈所代表的自然征服者和以实玛利所代表的自然探索和沟通者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在这一生态世界中与白鲸莫比-狄克所代表的其它非人类的生态成员进行了互动。作者麦尔维尔以象征的手法,通过亚哈的悲剧结局和以实玛利的幸存,超前地表达了一种现代生态观,即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物之间应该摒弃仇杀,和谐共存。尽管他的呐喊湮没于当时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教义之中,但直至今日,其回响仍不绝于耳,警示人类审慎行事,以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毁灭性生态灾难。     

试论老舍小说语言的三大系统

老舍先生的小说语言之所以风格鲜明，魅力独特，是因为它是作家在一整套文学语言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实践的结果。老舍先生的小说语言形成了三大独特的系统：字、词、句、段、篇、章的表达系统，辩证统一的审美系统，以“心”立“言”、以“言”造“境”的语境系统。     

从个人叙事到民族叙事——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

地域色彩是沈从文小说的主要特征,他对湘西世界的创造,不仅为20世纪中国文学增添了光辉的一章,而且使其成为湘西地方民族叙事的代言人。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经历了个人叙事和民族叙事两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认同了＂乡下人＂的身份,而且在摆脱早期个人叙事圈子的同时也把个体敏锐的感性认识与湘西地方特殊的民族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湘西民族叙事。     

一个江南底层文人的文学生活——《管庭芬日记》与清代中后期文人形态

清代管庭芬日记记载了其几十年的文学阅读、写作和交往状况，展示了一个江南底层文人文学生活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失败的科举生涯，让管庭芬的求功名的心态转向求归隐，深刻地塑造了管庭芬的文学生活，让其回归到生活的本真，文学表现出志趣下移和超越日常的趋向，走向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的融合。管庭芬文学生活并非仅为个体性的活动，也是江南文人文学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代表了清代中后期文人的一种生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