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中的庞德／林纾现象

具体探讨庞德和林纾翻译个案独特的特点,将这种不懂翻译的原文、译作类似创作的翻译现象界定为庞德/林纾现象。从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理论入手,认为庞德与林纾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翻译,在此基础上对庞、林两人的翻译方法及其译作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他们的译作具有翻译方法和翻译媒介独特、译作影响巨大等共同的特点。进而提出应该正视翻译中的庞德/林纾现象,对两人的翻译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梳理,探索两人翻译的秘诀。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林纾译本的译者主体性

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原作相比,林纾的译作中出现了许多"增减改",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但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来看,林纾的这种翻译方法背后有着对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权衡以及目的语读者意识的种种考虑,并非信手而为。文章以林纾译作《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为例,阐述了林纾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发挥,揭示林纾独特翻译方式的文本内外因素。     

多元系统理论视域下的林纾翻译

林纾在近代文学领域和翻译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学界对林纾的译作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为从目标语文化角度、接受者角度、译者动机角度等方面来解读林纾及其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视域差”和“理想解释度”视角下的林纾翻译

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们对于其翻译历来评说不一。从"视域差"和"理想解释度"的观点出发,将林纾及其译作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从源语文化、目的语文化和读者文化三个方面入手,对林纾的翻译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述,认为林纾的翻译充分考虑到了当时的读者接受能力和阅读反应。其将翻译作为一种介绍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武器的观念是值得我们当代译者反思的。     

“赞助人”视角下“林译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个案分析

传统翻译观无法解释饱受非议的"林译小说"为何一度颇为读者青睐.文章应用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中的"赞助人因素",从微观角度详细考察商务印书馆因何能够成为林纾译介活动的主要"赞助人",对"林译小说"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意在说明"赞助人因素"是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因素,具有强大的操控力量.     

林纾和严复翻译活动的社会效果之差异

林纾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和严复所译《天演论》翻译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相差甚远。文本主要从他们最初从事翻译活动的动机,所译作品的类型,译作的服务对象以及林纾的单语性和严复的双语性四个方面来探讨引起译作社会效果差异的原因。     

林纾与庞德译介比较与分析

通过对林纾、庞德的译介活动的比较，归纳二者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利用多元系统理论，从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方面，分析二者的译介活动特点，找出其根源并指出应从译入语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来评价二人的译作。     

从《黑奴吁天录》看林纾的爱国思想

本文以林纾与魏易合译的《黑奴吁天录》为个案,研究林纾的爱国思想。在选择翻译文本时,林纾并不是盲目的,他选择那些能够表达他爱国思想的作品,林纾选择翻译《黑奴吁天录》就是出于警醒世人,爱国保种的意识;在翻译过程中,林纾也表现出他的爱国思想,林纾翻译《黑奴吁天录》时采取了特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译作的字里行间发出强烈的反帝救国的呼声,向全国人民敲响了亡国灭种的警钟。     

论林纾和庞德“误译”的根源

林纾和庞德是英作中译和中作英译的先驱,他们为后人奉献了诸多价值颇高的翻译作品。其译作有一个相似点,即其文字和意象都与原文有较大出入,因此他们的译作一方面广受好评,同时也倍受译界的质疑。通过探讨“误译”的定义,结合历史背景,从无意识误译和有意识误译两大角度出发分析了林纾和庞德误译的根源。     

清末民初通俗文学作家译群研究——论林纾获奖译作中被误读和消解的基督教

1915年至1918年,翻译家林纾有26种译作获当时教育部奖励。这批译作里,林纾与其合作译者对基督教相关内容的翻译采用了不同策略:一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翻译;二是有意误读,改造了基督教内容,或者刻意进行淡化。论文以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相关翻译理论对译本进行分析,从译者、社会背景、政治意识形态三个不同角度出发,结合原著与译文的例证比照,揭示了译者对基督教内容采用不同处理方式的缘由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①      

试析沙博理的文化翻译观——以《我的父亲邓小平》英译本为例

沙博理以其50余年的翻译生涯和约千万字的汉英翻译成就在中国当代翻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他于耄耋之年翻译了记录十年"文革"历史并承载着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长篇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本文拟分析该译本的文化翻译策略和方法,借以探讨沙博理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翻译观,指出该译本体现了沙博理翻译理念和文化感知的成熟。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朱生豪之译者生态研究

朱生豪是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朱生豪译本在中国莎学史、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
工程。本文以译者生态理论（对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之所以被称为翻译家的动态研究和静态描述相结合的理论）为
视角,深入追溯朱生豪的生平,从译者生成论、译者角色论、译者翻译论和译者接受论四方面探讨朱生豪的翻译活动,
既研究了其自幼天资聪颖、受过良好教育和兴趣爱好广泛、热爱莎剧、翻译态度严谨认真等个性特点,也探讨了其在事
关中华民族文化尊严的特定社会环境（抗日战争时期）下翻译莎剧行为的深刻社会背景。朱生豪的翻译生涯表明,翻
译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个人事业,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由译者自身、社会及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以及译
文读者、观众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韩礼德翻译研究述评

翻译研究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韩礼德对翻译研究的兴趣由来已久。文章对历年来韩礼德在翻译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旨在围绕其就翻译定位、翻译理论和翻译对等等一系列翻译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讨,探索其翻译思想。      

鲁迅翻译思想之伦理审视

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是鲁迅实践其文艺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鲁迅的翻译理论触及了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与方法、译作读者分类、翻译评价等方面,始终贯穿了"窃得洋火照人间"、为大众读者服务的翻译价值取向。其翻译价值观、"他者"文化价值观、译者责任观蕴含了颇为深刻的翻译伦理思想,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林语堂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集翻译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翻译家之一,他的翻译思想具有明显的独创与超前意识,为我国译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挖掘的话题。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以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为例,对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进行解读,指出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与实践都体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中"和谐统一"、"译者中心"、"选择/适应"及"译有所为"的理念。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的翻译视角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对翻译话题的研究。前期看待翻译的视角机械单一,对象和非对象所指的语言符号存在绝对的可译和不可译的区分,不利于翻译实践。后期的翻译观重语言的功能用途,灵活可变,对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启示。     

唯有译书,方能愁苦一抒——从个人特质及动机探讨严复翻译追求

个人特质是翻译动机研究的重要参数,强调特质对动机形成三要素的影响有利于全面、客观地研究译者主体性问题。因此,分析严复个人特质对其翻译动机产生的强大驱动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严复从事翻译事业的追求及其敬业精神、翻译目的、古雅笔法。避免不加深究的武断评价。     

翻译与性别:论鲁迅文学译作中的女性观

鲁迅的译作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女性问题一直也是他所关注的一大焦点,贯穿于他的创作和翻译生涯,尤其是他翻译文本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及女性标准与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大相径庭。在特定时期,鲁迅文学译作中的女性的生存困境,为女性争取话语权带来了契机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