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礼制的嬗变与雅乐内涵的变化

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雅乐体系的发展与成熟相一致,与《诗》文本的结集和形成相一致。雅乐作为周代典礼制度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典礼的内容与形式直接决定了雅乐的艺术构成,而典礼制度的发展变化,带来了雅乐内涵的变化。典礼、雅乐和《诗》三者同源同构,三位一体,共同构筑起周代礼乐文化的整体框架。三者关系的解构,同时也意味着周代文化的转型。     

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的政治诗学

诗歌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丰富的礼乐功能.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诗歌的礼乐功能主要表现为“礼别异,乐合同”、“诗言志”、乐教与诗教三方面,而这三方面又是对于《尚书·虞书·舜典》所提到的诗歌“神人以和”、“诗言志”及乐教三方面功能的礼乐化改造与发展.     

礼乐文化背景下的《关雎》本义

《关雎》"刺诗说""美诗说""祭祀诗说""婚姻诗说"均不符合诗篇本旨,"爱情诗说"虽在一定程度上阐释出《关雎》之义,但并不全面。《关雎》一诗在男女爱恋的表层下还蕴含着"克己复礼"的礼乐文化内涵,同时被广泛应用于周代各类礼乐文化活动之中,这是其仪式乐歌属性具备强大文化影响力的体现。     

是现象还是规律——对“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的质疑

《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十期发表蒙文通先生“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蒙文企图解决周代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提出了学术分期。蒙先生说:“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而《诗经》和早期的《尚书》均属于文学作品,因而在《诗经》以前应属于文学时代。在《诗经》结束的年代,《春秋》、《语》、《国语》等书相继而起,而《语》、《国语》均属编年的历史著作。“这正说明了《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这不正符合孟子所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春秋》继《诗经》的说法吧!”由《国风》变为《国语》,从而由文学时代转入了史学时代。蒙文又云:“到了     

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

乡里是周代社会的基础政治构成单位,乡人是具有一定政治和文化地位的贵族阶层,乡乐是周代乡党间诗乐活动的典型样式。乡党间的礼乐活动,反映着周代贵族把世俗生活雅化诗化艺术化的精神追求。乡饮酒礼、乡射礼是周代乡党间经常性的礼乐活动,具有丰富的艺术蕴含,其仪式具有早期戏剧的特征,诗乐在乡党礼典中处于核心地位。乡饮乡射反映着和谐友爱的乡党关系,是“诗可以群”这一理论观念的具体体现。周代乡党间的风雅精神和“诗可以群”的理论观念,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国文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先秦礼乐文化与《周颂》农事诗的历史演变

《诗经·周颂》中的农事诗共计六篇,几乎占据全部《周颂》五分之一的篇幅.除耕作内容外,祭祀是农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事诗的祭祀对象又分为农神与先祖,它们是研究《诗经》与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篇章.     

《诗经·秦风》与周代礼乐文化

自东汉班固始,历代论者多以“尚武”为《诗经·秦风》的特征,但这是不全面的。在崇尚武功而外,我们从《秦风》中处处可见周代礼乐文化的印记,此即季札所说的“夏声”,而历代论者大多忽略了这一重要现象。《秦风》中所见之周代礼乐文化,具体来说有车舆、马政、燕礼、田狩、朝觐、聘问、丧葬、饮食等礼仪。     

殷周两代的文化传承与 《商颂》 的流传

《商颂》 见存于 《诗经》, 有其历史渊源. 商周之际, 殷商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渊源. 西周以后, 它演化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商颂》 进入鲁国是华夏诸国文化交流的结果.它保存在今本 《诗经》 中当与孔子有关. 《商颂》 流传过程所表现出的殷周文化融合的纵向与横向作用,在华夏民族文化的形成历史上颇为典型, 是一极具理论意义的文化个案.     

周代音乐的贵族教育与人格修养

上古时期的音乐，具有浓郁的“巫乐”色彩。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建立，音乐的政治意味得到了极大的强调。统治者重视乐的等级意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乐的道德教化意义。以雅乐为基础的周代的音乐教育，非常重视乐德之教、乐语之教、乐舞之教，尤其是重视乐的道德内涵和平和中正的人格修养。     

社会史视域下《春秋》价值新探——以婚姻家庭领域为中心的考察

《春秋》记载了春秋列国的历史与社会生活，但长期以来其作为社会史文献的意义被经学和政治史研究掩盖了。仅就婚姻家庭领域而言，《春秋》就涵盖了先秦婚姻礼仪、婚姻禁忌以及一些仅存于当世的婚姻习俗等诸多丰富而详赡的内容，文字多达800余言，约占全文的1/20。于“亲亲疏疏”的血缘情感背景之下，《春秋》又存在刻意的文字倾斜和精心的统筹建构，于简单零散记事的背后，蕴涵着婉曲深刻的内涵。挖掘《春秋》的社会史价值，对于丰富有关先秦时期观念、习俗、情感、文化等的认识，探究建构中国先秦社会秩序力量的多样性，改变以往《春秋》学研究僵化枯燥、领域狭窄的面貌意义重大。     

周代雅乐的时空意义考察

礼乐文化就是“雅”文化,雅乐贯穿于整个礼乐制度从产生、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周代礼乐文化从“乐”的雅化开始起步,到雅乐的世俗化结束,历经西周、春秋五百余年。然而,雅乐的影响不只是停留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里,从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上,雅乐并非是一个静止、孤立的学科概念,而是一个发展、综合的文化概念。雅乐形成的文化、历史过程,不仅体现出雅乐地域流播的空间意义,也体现出雅俗转化的节奏和时间意义。     

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变迁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在编辑、结集的过程中,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春秋末至秦末,周礼衰败,乐官流散,《诗经》入乐传唱和《诗》义传播工作停滞,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解体。伴随汉礼之兴,汉儒重建《诗》义阐释体系,在儒家义理框架下,《毛序》视《诗经》为历史文献,常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主旨、训释字词,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由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层垒形成的《诗》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形成对先秦作者之义的双重遮蔽：     

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功能

史诗往往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包含并传递悠远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格萨尔》是藏族人民对自身久远历史的整体记忆和文化传统的深层积淀,同时,《格萨尔》作为藏民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在强化族群记忆、维护族群文化认同方面具有独特功能。本文从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论析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文化功能。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六经》是中国先秦的重要书籍,是考察中国古代自两千年前到四千年前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里面包含着部分的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弃其糟粕,采其精华,是可以古为今用的。《六经》是《易》、《诗》、《书》、《礼》、《乐》,《春秋》。其内容,《易》是关于哲学方面,《书》与《春秋》是关于历史方面,《诗》与《乐》是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礼》是关于典章制度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司马迁是中国的一个有名的历史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由于西汉距周代较近,司马迁又博学多识,其关于孔子与《六经》的记述是有其一定根据的。     

礼乐的伦理精神

原初时期礼乐一体,以敬神娱神的方式,发挥了维持群体秩序、巩固共同体团结的伦理功能。殷周之际将礼乐制度化,其最大变革在于制礼作乐合于德,并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伦理原则作为礼乐的规定性。春秋时期,孔子以仁作为礼乐的内在依据,并重视乐化育人心的独特价值。其后,《荀子·乐论》《礼记·乐记》都发扬了礼乐根源于人心的观念。而《乐记》更提出了“礼者天地之序”“乐者天地之和”的理念,礼乐以仪节、仪式与乐歌、乐舞形式来追求“序”“和”这样深远的伦理目标,实现了礼乐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可以说,礼乐的伦理精神超越时代而绵延不断,其所追求的化解冲突后的自由（“和”）且秩序井然（“序”）,是中国传统伦理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薇”与《诗经》中的“采薇”诗

《诗经》中的采薇诗有《召南·草虫》与《小雅·采薇》。本文从薇的生长规律 (文献记载与作者的实际观察 )及周代的戍守周期入手 ,先辨《采薇》诗的时序 ,再论“采薇”由实用、到象征、再到文化载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周公制礼与作乐的时间和区别

周公制礼作乐是先作乐,后制礼作乐。当时还没有形成新的礼乐制度,因此主要是按照三代以来＂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传统。作乐在翦商当下,以《大武乐》为代表;制礼在六年之后,大会诸侯时,《诗经》的第一个文本因此形成。诗乐舞三位一体,可以分合,也有的诗乐舞并不匹配,如《大武乐》和《大武诗》。     

再谈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以《春秋公羊传》为参照系

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从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与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对“希腊人”的族群共同性作了规定,以此将所有的“非希腊人”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并称之为“蛮族”。在“蛮族”面前,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有“夷夏之辨”,认为遵守中国之礼仪与道德的为诸夏或中国,反之则为夷狄。《历史》与《春秋公羊传》笔下的族群认同,都不完全依赖于血缘,更主要地是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这是它们相似的一面。但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与阐释,在后世被强化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与相处模式,从而引发了现代世界的诸多问题。而儒家《公羊》学则认为夷夏之差异与界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始终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当今世界处理由族群问题引发的有关“文明”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邮政·邮票·集邮史话

邮政的发展历史总是同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历史紧密关联着,因此,了解中国邮政的历史渊源,是研究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邮政,从商代早期的传递信息活动到清朝“裁驿归邮”,历经三千余年,比古代有名的波斯、罗马帝国邮政的产生更要早。商代甲骨文记载:“来僖自西,告曰:土方征我于东鄙。”“来僖自北……”据专家考证,“僖”即为以后之“竖”,就是报告军情的戍卒。这应当是我国最早记载邮政通信的文字资料。周代称邮驿为邮,亦称“置”,同时出现白天举烟,夜晚放火的烽火传递信息的办法,这是人类在应用电信以前的最快的简易通讯方式。《春秋》、《左传》对邮驿有称“遽”,称“传”,称“驲”的记载。“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意思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