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创始期的旧中之新与新中之旧——沈尹默《月夜》、《三弦》的重新解读

似乎是传统意象的《月夜》诗，却能于旧中读出新来──“我”的昂扬出场，跳离了旧诗窠臼，正是五四时期张扬自我、标新立异的时代精神使然 ；叠字和虚词的巧妙运用，也把诗的传统意境引入现代语境。完全是新诗写法的《三弦》， 却能于新中读出旧来，其意蕴已看不出任何时代特征；不过其画面的暗示性与激活古诗音节 方面的尝试，却是十分成功的。沈尹默正是首批白话诗人中，无意而又成功地连结了新诗与 旧诗传统之人。     

新旧诗之争中的格律与语调问题——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从区分新诗与旧诗二者的“根本差别”入手解决新旧诗之争中的对立问题.叶公超强调新旧诗是用并不相同的“语言”(即白话,语体)与“文言”写成的,有各自不同的节奏与语调.叶公超认为旧诗的语调是“吟唱的语调”,新诗的语调则是“说话的语调”.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叶公超的独创性,在于他从对现代诗“说话的节奏”这一特点的阐发中,发见中国新诗与旧诗的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并为中国新诗界定了不同于旧诗的“表现思想”的特质.     

国诗刍议

在中国传统文体学的观念中,诗就是诗,仅分古体与近体;词便是词,起初是与音乐密切配合的一种文体,以后逐渐成句读不茸之诗。诗、词产生于古典时代,但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依然有不少人从事这两种文体的创作,并取得杰出成就。唯自新诗在文坛上涌现,诗、词便被诬称为“旧”或“旧体”。实则“新诗”不“新”,“旧诗”不“旧”,新与旧的争斗,是殖民意识与民族意识的斗争,是庸众意识与精英意识的斗争,“旧体”诗词应当正名,它的最贴切的名字应当是国诗。     

“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     

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

无论是欧洲文明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文明的文艺复兴,“人的发现”都是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中国之“人的发现”有其独特之处.现代白话入诗,是这一思想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诗歌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开启了“人的发现”之路.现代白话入诗,识别出“现代”所需的“最大多数人群”,进而颠覆传统的文学等级秩序.现代白话诗对自我及他人的书写,以叙事之手段重新发现并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既为现代新诗确定了新的范式,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再生)提供了语言文学及思维方式的可能性.理清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思考中国文艺再生过程中的新旧和解.     

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火山爆发后的沉思——谈谈朦胧诗的是是非非

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革命风雷激荡,各文体中与旧文学决裂得最彻底的,恐怕要算新诗了.它不但砸碎了旧诗专讲声调格律的僵化形式,而且在内容上扩展了包容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叛逆和反抗精神.中国新诗的中流砥柱是郭沫若,他在诗中竟然惊世骇俗地把自己比作“天狗”,宣称“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当时的守旧派把他称为“诗匪”,他干脆写了一首《匪徒颂》,大呼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万岁!万岁!万岁!”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联结点──论“五四”白话新诗的艰难突围

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１年间，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过渡，表现在诗歌领域，则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对诗坛的垄断。“五四”白话诗作为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乃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结点。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已经“陈陈相因”，失掉了创造活力，对于民气国运已没有积极影响。于是，在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首倡“诗界革命”，提出诗歌“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①。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旗帜，长期的外交活动使他的文学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他把域外的思想文化、奇异风物大量…     

《新青年》对新诗的运作

《新青年》问世不久,其同人便积极倡导、运作白话新诗。他们以进化论为立足点,以中外诗歌史为场景,论证了白话新诗出场、取代文言诗歌的历史合法性;并大量译介外国诗歌,整理民间歌谣,为白话新诗创作探寻思想与形式资源;同时,以同题诗创作、改诗等方式进行诗歌实验,大量发表白话新诗。他们还不断开展白话诗歌讨论、批评,及时探寻白话诗歌艺术,总结创作经验、教训,为新诗写作提供新的诗学资源。     

新旧诗之争中的废名诗学

现代作家废名的诗论,是还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有关新诗的重要思想之一。废名认为,新诗与旧诗的区分,不在语言上是否使用白话;旧诗过分依赖其调子,就形式而言是诗的,而其内容则是散文的;而新诗在内容上必须是诗的,其形式则是散文的,即没有公共和固定的格式。废名的目的不是否定旧诗在古代的价值,而是意在证明旧诗在现代已经失去了其作为诗的价值。废名将新诗作为旧诗的"复兴"来看待。废名诗论的价值,在于其对新诗的"质"的创造性定义上,这在有关新文学的文学思想上都具有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论科举制度的消亡对白话新诗的生成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取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汉诗的发展 ,促进了白话新诗的生成。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国人习诗目的及汉诗功能的巨变 ,特别是不再“以诗取仕”使国人在诗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不仅汉诗的个体抒情功能和诗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 ,它的“启蒙功能”也在特定时代得到充分的展示。功能决定文体 ,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都需要自然明白的通俗化文体 ,特别是抒情功能赋予了诗人更多的文体自由 ,为以汉诗的诗体大解放为主要目的的新诗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科举制度取消后引发的留学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及平民文学的繁荣都有助于白话诗的生成 ,对新诗的形态与功能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刺激了新诗革命的爆发 ,催生了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形态上都与科举制度时代的“旧”汉诗迥异的“新”汉诗     

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

本文从诗歌本体的立场出发,反思了“新诗”的观念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偏颇。文章认为,“白话诗”的贡献在语言变革方面,“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它虽然对本世纪的诗歌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较难显示诗的性质与价值。中国诗歌的写作应立足于现代汉语形态,在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互动中,寻找自己的形式和表达方式,让规则与手段在诗歌文类的意义上建立起诗人与读者的共识     

论新诗革命的历史语境与非诗化特征

新诗革命分为“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两个阶段。“诗界革命”是新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先锋”作用。晚清诗坛进步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改良”性质。这种文体改良方式,正是“白话诗运动”采取激进的文体革命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诗界革命”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但是它改变了汉诗的功能,特别是“我手写我心”的提出,赋予了汉诗在内容上的创作自由,这必然引发诗体形式的选择和文体创造的自由,并标志着汉诗现代化的开始。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胡适形象——围绕新诗首创问题的考察

通过梳理1920年代以降数十部文学史著作,可以围绕新诗首创问题,考察、研究胡适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演变.民国文学史大都从晚清“诗界革命”与白话新诗的联系角度,阐释胡适新诗的价值与意义,将胡适定位为新诗首创者;1949年之后,文学史从新型话语生产需要出发,以“阶级论”和“题材决定论”为策略对胡适形象进行反向塑造;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史书写日渐回归学术立场,多在诗歌史意义上肯定胡适新诗倡导与实验的价值,其形象开始被矫正,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更富历史性与学理性的言说.     

漫议旧体诗、新诗的继承与革新问题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关于诗的一封信》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说的“旧诗可以写一些”,既说明“旧诗”体裁的形成是由汉语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也说明旧诗写作的“底线”在于“为人民服务”。因此,旧诗的革新须以新的题材、新的精炼语言、新的思想感情容纳在诗的“旧体”里,新诗的体式探索也当吸收诗的传统形式中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新旧体诗都须从内容到形式上力求完美,以此来反映壮丽的时代和人民的创造精神。     

论20世纪前半叶现代汉诗的形体建设

2 0世纪前半叶是现代汉诗文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 ,特别是加强了视觉形式 ,即诗的建筑美建设。汉字是最具有视觉形象感的文字。“建筑美”是新诗从打破旧诗格律形式的革命中进行现代汉语诗体重建的重要内容。 1 92 6年是最重要的新诗形体建设年。重视诗的形体是新诗摆脱政治革命和文化运动等非诗因素的束缚 ,回归艺术本体的重要行为 ,是新诗真正成为“诗”的重要手段 ,使诗的审美性、艺术性得到体现。新诗的形体建设受到抗战的巨大影响 ,但并没有消亡。抗战时期诗的审美性写作及诗的形体建设滞后可以理解。现代新诗的形体建设之路曲折     

“元白”传统与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趋向

在现代新诗历史并不悠久成就却很辉煌的３０年间,出现了众多诗学取向,其中一以贯之的是新诗的“大众化”。正是对“大众化”的自觉追求或适应过程中,相当一部分现代诗人对民歌民谣表现出了一种广泛而持久的兴趣。于是,歌谣化不仅成为我国现代新诗中具有普遍性和最值得重视的创作趋向之一,而且集中表现出三次大的诗歌潮流:第一次是“五四”时期,以初期白话诗人刘半农、刘大白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第二次是在３０年代前期,以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左翼革命诗歌为代表;第三次是从３０年代后期到４０年代的抗战胜利前后,主要体现在晋察冀诗派的创作中…     

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

废名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发现新诗之为诗的根本质素在于新诗必须有“诗的内容”,而古典诗词中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词及其同一脉系诗词亦有这种“诗的内容”,是旧诗中的“例外”,潜藏着新诗发展的根据.这是废名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是对新诗自身的发现.“诗的内容”在废名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指“诗”的内容,从内容维度将“新诗”之“诗”的重要性提上了日程,对新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废名对“诗的内容”赋予了特定内涵,即“当下完全”、“完整天然”等特征,并将此作为判断是否新诗的标准,存在偏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