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莎学在中国的传播 ——论赵澧的莎学研究思想

赵澧在莎学研究中以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解析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并注重影响莎士比亚创作的时代因素，进而 把握莎士比亚的特征和重点莎剧的主题思想、艺术特点，还对西方莎学和前苏联马克思主义 莎学中的谬误提出了批评。他的莎学研究为中国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草地灾害对西部生态系统重建的影响

孙家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莎学家。她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令中外莎学界瞩目的成就。从青年时代起，她对莎士比亚及其研究就情有独钟。她的莎学研究和有关莎士比亚学术活动，构成了20世纪最后22年有中国特色莎学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她在莎学研究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她的马克思主义莎学观；在吸收、追踪西方莎学的基础上，对西方莎学研究谬误一一指出。这是构成她的莎学研究思想中的两个最突出的特征。研究她的莎学研究思想对总结、梳理20世纪中国莎学发展历程是非常重要的。     

莎士比亚与中国

自从莎士比亚走进中国到现在,已引起了中国戏剧界、翻译界、出版界、评论界等诸多领域对他长达百年的关注。中国也开始了对莎士比亚从文本、文化到历史、宗教等多视角研究的百年曲折历程。经历了起步与发展、初步繁荣、复兴与爆发和深入拓展四个发展阶段。不同的时期,中国都赋予了自己的莎学研究独特的风格。中国莎学走出了一条由浅入深、由单一到多元的漫长研究之路。本文从史实入手就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做一个系统的且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从而真实而客观地探究出完整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之路。     

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理论与实践

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以乔纳森·多利莫尔和艾伦·辛菲尔德为代表,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莎士比亚研究中的重要阵营。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家们反对以新批评和历史主义批评为代表的传统文学批评,他们以英国文化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注重分析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如何经过一系列的权力运作来加强自己的权威地位,同时也分析被统治者对权威意识形态的颠覆和"异议"。概言之,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为20世纪后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莎剧中的拟人修辞及其汉译

莎士比亚以其精彩的语言和丰富的修辞手段闻名于世,拟人是莎剧修辞的主要辞格之一,其翻译亦是修辞翻译的一大难题。以莎剧《麦克白》和《李尔王》中的拟人修辞为语料,考察现有译本的相关翻译,以"辞格翻译方法模型"分析这两个剧本中拟人修辞及其汉译,分析各翻译家的汉译特色,探讨拟人修辞的翻译策略。     

经济学视域下的莎士比亚：评霍克斯的《莎士比亚与经济理论》

莎士比亚研究理论化趋势自1980年代以来日益显现,对应了文学研究在学科交叉和多元视角下的发展态势。本文以亚登书局的莎士比亚理论系列（Arden Shakespeare and Theory）中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莎士比亚与经济理论》为切入点,对其跨学科的莎学批评视角和观点进行分析与评述。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经历着各种经济转型和重大变化,而其中新经济语境下社会、心理、美学、伦理等方面的微妙变化让莎剧和经济学发生了批评的关联。莎剧创作、表演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究其根本并非单纯的美学艺术事业,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商品化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梳理和厘清“经济”一词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莎士比亚影响的关系,莎士比亚时代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经济学转变,以及相关的重要观点和案例分析等一一被阐明。通过莎士比亚的创作和经济学视角的批评,我们能进一步领悟人类和金钱相互主客体转化的现象和进程,并深入观察和了解莎翁时代英国社会在心理、文化和社会上的变迁。     

现代意识下的经典阐释——越剧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

中国舞台上曾多次改编过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越剧《第十二夜》是众多改编中较为成功的一部.越剧《第十二夜》的改编,在固守莎剧精神、原著精髓和主题意蕴的基础上,以现代意识灌注于该剧的改编和演出之中,在莎剧和越剧之间架设起了一座天然桥梁,为中国莎剧改编提供了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现代感觉、现代信息、现代情感,深受现代观众喜爱,具有鲜明美学追求的越剧莎剧.     

拉祜族厄莎信仰与基督教的互动整合

拉祜族的厄莎信仰和基督教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厄莎信仰是拉祜族最具生命力的人文系统,是拉祜族得以生存繁衍的精神动力和社会机制。当基督教作为外来文化进入拉祜族社会时,厄莎信仰成为基督教传播的重要载体与平台,为基督教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实现了基督教在拉祜族地区的本土化。基督教的现代理念和手段,有利于拉祜族社区的生产技术、教育卫生、生活观念等的提升,并在厄莎和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共构了一种拉祜族传统的社会和谐。     

政治的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概述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是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莎士比亚批评流派。它凸显莎士比亚研究的文化政治意蕴,从种族、阶级、性别、性以及莎士比亚与文化机制的关系的视角对莎士比亚文本进行政治学的解读。它不仅与历史上的莎士比亚文本对话,还跨越历史的空间与当下文化展开对话,这种历史的纬度使其显示出马克思辩证法的特色。     

莎剧中概念隐喻的运用与创新——以“人生”隐喻为例

对11部莎剧中＂人生＂隐喻的研究发现,常规隐喻与新奇隐喻构成规约化程度从高至低的连续体。莎剧对＂人生＂在精神方面的属性特征进行了显著拓展,而对位移类隐喻的创新较少。莎剧通过扩展、细化、质疑、混合、泛化等方式在常规隐喻的基础上创造新奇隐喻,并在语言层面利用明喻、暗喻等显性修辞手段体现概念隐喻的作用。发掘莎剧中隐喻的创新方式,对深入认识莎剧的语言艺术及思想内涵,探寻概念隐喻在人类认知及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先锋派话剧对莎士比亚经典的传承——以林兆华的莎剧改演为例

在跨文化交流中,莎士比亚经典经常被借用,更是成为中国先锋派话剧的宝贵资源。受后现代手法影响,以林兆华为代表的中国先锋派导演在莎剧编演上多有强制阐释的不良倾向,存在着"轻文本""重形式""主题先行"等不足之处。先锋戏剧人在借用莎剧时,需加强经典传承的责任感,而不是过分追求个性化、新奇化,在对经典怀有敬畏之心的前提之下,遵循"期待视野"规律,以服务剧场和观众为核心,对原著作"有限的否定",找到原著精神与现实生活的契合点,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再塑经典,使其历久弥新。     

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为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研究城市文化和文学等提供了现实对象。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理论与方法,也不可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任务。在当代都市化背景下,如何减少人自身的异化及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价值理念。与西方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与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现实发展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文化研究方向是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晚近十年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     

卜辞“来shu”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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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整合

整合不等于相同,整合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同与变异的矛盾的统一。整合思维则是抽象普遍性向整体相关性的一种跃迁,是一种多元因素互动交融的集合性思维过程,认定相关事物的量和质的变化与发展具有一定内在的“协同互动性”。中国古代所倡导的“和为贵”社会思想,与整合思维有着内在联系。构建和谐社会,应当科学确立整合性思维方式。     

问题研究向学科化研究的转向——青年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来,青年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研究主题涉及到了与青年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关的方方面面.要想进一步开拓研究的想象空间,认真地回顾和总结这些文献,厘清研究的发展趋势十分重要.对青年群体研究、青年思想道德修养与教育研究、青年与社会的互动研究及共青团研究四大主题的归纳和反思发现,青年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领域,走过了一条从"激情"到"沉寂"再到"多元回升"的道路;而要将青年研究向前推进,唯有真正地从青年角度提炼问题意识,以规范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的标准来规训研究行为,贴近事实的青年研究成果才能做出来.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性别研究和怪异研究

女权主义早已从初期仅仅对妇女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追求发展到对女性与男性之差异的认同以及对女性自身独特身份的建构。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的迁徙和文化身份的模糊更加为性别研究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当代性别研究的前沿课题就在于对女性同性恋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怪异现象的研究。这两个理论课题的研究目前已经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并有可能结合国内的现状而开展相应的比较研究。     

生态美学的人学维度研究初探

对生态美学这一特殊的审美形态来说,探讨人,探究人的内心及人的生态或者说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才是生态美学更为形而上的内容和关键所在。因此,自然生态的达成必然有赖于社会生态及精神生态的保证和支持。     

从“犯罪原因学”走向“犯罪存在学”——重新定义犯罪学概念

严格地说传统犯罪学就是犯罪原因学,这种犯罪学忽略了犯罪的存在,只研究作为犯罪学对象的部分内容而非全部内容,严重阻碍了犯罪学学科的发展。为了犯罪学的科学性,为了犯罪学的发展,犯罪学必须完整、全面地研究自己的对象,必须从犯罪原因学走向"犯罪存在学",即真正的"整体的犯罪现象学"。     

旧学与新制:清季经科大学述论

清季癸卯学制颁布,经学以分科的方式被纳入学堂体系。1910年,经科大学正式开办。围绕经科大学规制、条文以及实际运作情形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了解分科大学在近代的发展状况,丰富对于近代中国教育史及教育制度的研究,而且还可以展现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西学的输入是如何既推动了经科大学的诞生,又如何制约了其发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