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比喻与现代汉语成语

先秦诸子散文形成了大量的成语,一直流传至今.先秦诸子的比喻是众多成语的来源之一.先秦诸子运用比喻而形成成语的方式主要有照搬型、抽取型、概括型三种类型,其下有若干下位类型.按照比喻结构要素的特点,由先秦诸子比喻形成的成语从结构上可分为明喻类、暗喻类和借喻类三大类别.先秦诸子运用比喻形成成语的这种方式,对后世中国成语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从"名实之争"看先秦诸子对语言与客观事物关系的探讨

文章从先秦诸子的“名实之争”看他们对于语言与客观事物关系的探讨 ,从而得知我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渊源     

“百家争鸣”是如何走向“思想一统”的——以战国及汉代典籍评先秦诸子为视角

举国文化之昌盛、影响之远莫胜于先秦诸子,对于先秦诸子的起源有三种解释:荀庄的"诸子出于道散天下论",淮南王的"诸子出于社会需要论",班固的"诸子出于王官论"。通过对诸子起源的探讨,可以看出诸子思想的真实内容、特征与分歧。而荀子"务息十二子之说"和韩非、吕不韦"诸子为乱"应"主一"之说,正可以显示出先秦至秦汉思想脉流如何逐渐由"百家争鸣"走向"思想一统"的秘密。     

轴心时代与先秦诸子简

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先秦诸子思想,也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原典、中华后世文化的原动力。本文从诸子思想学说的内容以及诸子思想的内在依据上阐发了先秦诸子成为中华文化原典的原因。     

先秦诸子对名的认识的再认识

“名”是中国古代逻辑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以前的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名”等同于传统逻辑中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先秦诸子关于“名”的认识的重新考察，认为“名”在先秦诸子著作中主要是指称谓事物的“名称”或摹拟事物的“文字”，即语言符号和文字符号     

先秦诸子变通史学思想评议

本文以先秦诸子思想为考察对象 ,从中挖掘中国传统变通史学思想的源头 ,进行一番清本正源的探讨。全文从三方面来揭示变通史学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过程 :一论述变通思想产生的自然与社会条件 ;二概述先秦诸子对变通思想的哲学诠释 ;三阐述先秦诸子变通思想在历史领域中的应用。笔者认为先秦诸子的变通史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法先王与法后王 ,因革损益 ,治乱盛衰     

试论韩非文章的语言特点

韩非是先秦诸子散文中四大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继荀子之后 ,发展完善了我国散文文体 ,并以犀利峻峭的文风把论辩类文章推向极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 ,韩非在语言运用上有准确性、生动性、形象性和音乐性等突出的特点。     

“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

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文献,是战国至汉代哲学家、思想家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说突出特点在于:将先秦诸子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探讨,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知识”视域,其要义是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展现于历史维度与时代维度之中,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在春秋时代经历的“重构”或“阐释”;时代维度是指这种传统成为春秋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其二,抉发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原创性,防止陷入“格义式论证”的陷阱;其三,彰显先秦诸子哲学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     

先秦诸子视野中水意象的意蕴

先秦诸子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把水作为传达某种理念、表达某种思想的载体的现象.先秦诸子的思想倾向不同,他们的作品中通过水意象所传达的理念,既有差异,也有很多一致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意蕴.先秦诸子视野中水意象的多种内涵,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的意蕴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不断地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     

先秦杂家的特征

经由梳理先秦文献,运用文本解读的方法系统研究先秦的杂家文化.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是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理论方法是不主任何一家地兼摄诸子、融合百家,思想体系以"天、地、人"贯通和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框架的经纬.以此新的界定,先秦诸子中的《尸子》、《尹文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尉缭》均应归属杂家.先秦杂家在理论方法上深受黄老道家的影响,但在学术宗旨和理论方法上区别于黄老.先秦杂家的产生与地域文化有关,也与战国中晚期学术融合的潮流相一致.先秦杂家充当了诸子学向儒学经学学术形态转变的主要载体.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