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和社区参与研究——以高昌故城为例

高昌故城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与西方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此收集资料、挖掘文物,高昌故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本文结合实地调研和考古笔记等资料,梳理了近一个世纪以来高昌故城及毗邻村庄阔纳协海尔村的历史变迁,综合分析了高昌故城保护与利用过程中社区(居民)与遗址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应注重社区参与,将文化遗产与遗产地社区利益主体纳入整体研究视野,不断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文化遗产与遗产地区社区(居民)的双利共生状态。     

即墨故城

即墨故城位于今平度市古岘镇东南7公里处，西北距平度市区25公里。故城北依龙虎山，东濒小沽河，南瞰胶州湾，西临洗心河。因洗心河水色近墨。而被称为“即墨”。即墨城所处的位置，正好是古代东去胶东半岛南路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交河故城

交河故城位于吐鲁番县城西面10公里雅尔湖干河床中的土崖上。《汉书·西域传》说,“河水分绕城下,故名交河”,直到七世纪,这里仍有“洋洋之水”。土崖南北长1,775米,最宽处300米,崖高30米,陡峭的崖壁形成天然屏障,当地群众称为“雅尔和图”,即突厥语“崖城”之意。古城建筑在土崖的南端,长约1,000米。险要的形势使交河无需修建城垣,只在东、南两面斩崖凿门,城门台基坡度大,面临河床。东门为一阙口,门宽3米,距门20米处有一似岗楼的建筑,至今仍存了望孔。     

高昌契券简介

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县东南高昌故址。高昌发现古代文书始于20世纪初。但早期出土文书大部分被外国人盗走。所谓“斯坦因文书”、“橘瑞文书”、“大谷文书”等其中不少即出自高昌。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高昌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村一带又发掘了晋至唐时期墓葬40多座,获得了大批引人瞩目的珍贵文书。出土文书约2,700多件,其中不少为契券。这就为研究高昌时期的债权债务关系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宝贵资料。高昌出土契券约250多件(内有少数草稿和习书),其种类有买卖、借贷、租赁、雇佣等。内容涉及田地、舍地、葡萄园、果树、牛马、驼、锦、练、粮食、钱财、奴婢等。这些契券大多为二次利用,且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遭到不同程度的毁损,有的仅残存几个字,当然也有少数保存比较完整。本文试对高昌契券作一简介,希冀对高昌法制研究有所裨益。     

安丘故城析

安丘汉代的老县城何处 ?对此 ,历史地理和方志方面的书籍并非无载 ,关键是得认真地予以辨证。因为其考证的程度有浅深 ,同时也不乏抄造、臆造之作 ,所以资料良莠间杂 ,真假难辨 ,我们必须抱有唯实的科学态度 ,下一番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功夫。如清光绪八年重刊的叶圭绶著《续山东考古录》(下称《考古录》) ,讲到安丘时就对中有错 ,错中有对。且看书中的两句话 :“琅琊郡安丘县古城在西南十五里 ,旧说以此为北海安丘。”此一安丘县 ,乃泛称 ,实指安丘侯国 (与县同级 )。这样一来 ,就出现了问题。《考古录》成书时安丘城即今所 ,其西南十五里…     

高昌城诸门考

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高昌城即吐鲁番地区高昌故城,曾是高昌王国(公元四六○——公元六四○年)时期的都城,是高昌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关于高昌城,由于记载较少,后世只能通过史籍窥其大概,对于它的规制及中原文化对它的影响等问题,一向所知甚少。本文仅根据吐鲁番出土的两件文书,对高昌城诸门名称及命名的依据稍事探讨,以求教于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     

下沙河故城考论

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西北约8公里处的下沙河故城(大破城)与唐代的俱六城或轮台城无涉,也不是乌鲁木齐旧址,而应是明代蒙古和硕特部所建之城。清乾隆年间为准噶尔汗国大台吉、宰桑噶尔藏多尔济所居,及至乾隆三十年(1765)噶尔藏多尔济及其部众调迁塔尔巴哈台后遂废弃。     

古代高昌佛教石窟述略

古代高昌,即今新疆东部的吐鲁番盆地,因汉武帝时于此设“高昌垒”(又名“高昌壁”),故名。公元327年,前凉张骏于此始设“高昌郡”,其后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继之,高昌之名遂显。公元460年,柔然人侵入此地,立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遂由地名、郡名而为王国之名。640年(贞观十四年),唐灭麴氏高昌王国,以此地为西州,故该地     

洛阳故城古墓考

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所著《洛阳故城古墓考》 ,是 2 0世纪 3 0年代洛阳金村 8座东周大墓的原始记录 ,主要记述了金村大墓的平面分布、墓葬形制、结构以及随葬器物等 ,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汉代育犁故城考辨

汉高祖置育犁县,属青州东莱郡,后汉省。但县治何处,《前汉书》未有记裁,此后各种志书版本所记不一。代表性的有两说：今乳山市育黎镇城阴村、烟台市福山区奇章村。通过查阅若干历史文献,综合分析研究和考证,笔者认为：“乳山说”论据充分,证据可靠,成立;“福山说”论据牵强,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高昌馆课》介绍

维吾尔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之一。维族人民在历史上曾先后使用过古突厥文(亦称鄂尔浑·叶尼赛文)、回鹘文和阿拉伯文字母,并用这些文字保存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这些重要文献,在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宝库中,是一颗颗绚丽夺目的珍珠。     

论高昌国的天神崇拜

高昌是汉、胡杂居之地.根据高昌祀部文书及出土的伏羲、女娲绢画,结合先秦佚书的有关记载,以汉人为主体的高昌国崇祀的天神就是昊天上帝,伏羲、女娲合体像就是昊天上帝的人格化形象.祆教天神大坞阿摩、丁谷天等虽然都已进入高昌万神殿,仍属胡人信仰,仅占次要地位.     

郑州故城址时代问题商榷

在郑州市1955—56年基本建设工程中,发现一些不连接的夯土遗迹,于是就有些同志把它与郑州旧城墙的中间部分连在一起而推断它是商代前期的一个城垣遗址,俟后更有人认为是商“仲丁迁(阝敖)的“(阝敖)都”,最近更有人认为是商初的亳。这些说法还值得商榷。     

北庭故城与北庭大都护府

北庭故城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后堡子,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这座千年古城在不同的时代分别称为可汗浮图,庭州和别失八里。702年(唐武后——中宗长安二年)唐设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北麓而以此为治所,这是新疆历史中的辉煌篇章。本文以古城的沿革史为主线,而重点则在于考察北庭大都护府时期的边政建置。     

法学视野下的高昌契券条款

把高昌出土的契约文书中的违约条款置于法学视野之下予以考察,其中违约条款的类型、违约责任的承担都是有章可循的,显示出我们祖先的伟大智慧和制度创造。可见我们民族法律文化传统还有许多亟待我们发掘。     

明代高昌馆来文及其历史价值

高昌馆是明王朝为担任外事和国内边疆民族事务翻译工作而建立的“四夷馆”(清顺治元年改名为“四译馆”)中的一个馆。据清代江蘩在《四译馆馆则》一书所载,高昌馆翻译和保管的文书,有下列一些地区的:“哈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鲁陈、亦力把力、黑娄”等地。书中又写道:“正统以后,有哈喇火州畏吾儿、哈失哈儿、高昌归化寺等处皆来贡,其地东至哈密,西连亦力把力,南抵于阗,北接瓦刺,东南至肃州……。”安定、阿     

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公主

麴氏高昌王国至唐前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了"公主"的记载,包括突厥公主、隋唐的公主,还有高昌王国自己的麴氏公主,她们都对麴氏高昌王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这些公主的身份和主要活动,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论,本文通过对正史记载的一些讨论,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前贤研究成果,力图能够对这些公主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     

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

本文用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高昌国文献,对正史中诸《高昌传》所记“兼用胡书”、“皆为胡语”、“俗事天神,兼信佛法”等作了分析和校正。指出这些记载不符合高昌王国实际,认为无论是语言文字、生活习俗,还是文化传承及宗教信仰,高昌王国都与中原内地具有一体性,她并非化外的异域,而是华夏之邦,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行走郑韩故城,感受韩非智慧

<正>“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用韩非子的这句话强调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引用《韩非子》的“自胜”,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把扶贫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激发群众内在动力摆脱贫困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