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道德的自由因素

在道德领域,没有绝对自由的道德,也不存在无条件的自由。儒家道德作为一种规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由的否定,但从道德的目的来讲,儒家道德又是追求自由的。因此,仅仅看到儒家道德文化对人性的束缚是片面的,还应对其进行多方面的思考,进一步认清儒家道德的自由本质,使自由在儒家道德中得以真正的诠释。     

辨识儒家社会的高次元自由精神——兼论儒家规范与自由主义的相容性

相对于西方社会推崇个体权利优先的价值观，儒家社会却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推崇个体责任优先的价值观;由此，儒家社会往往也被视为缺乏个人自由，儒家规范被视为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制约。但实际上，儒家的社会规范建立在“尽其在我”的责任观之上，它不是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和对个人自由的损害，相反，它有助于自律性自由的培养和发展，有助于克服权利至上的个人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困境。因此，要真正发展实质性自由，还需要从儒家社会的责任文化及其相应的社会规范体系中汲取丰富营养，这也是有为政府的社会基础。     

自由与道德、能力、市场--消极自由主义者与积极自由主义者的论战

消极自由观与积极自由观是当代西方各种自由观分歧的焦点,而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自由与道德、自由与能力、自由与市场三个方面.这两种自由观各有得失,消极自由主义者所确立的物理主义的自由观虽然实现了客观性和道德中立性,但它不过是一种对个人价值、基本利益和需要漠不关心的"流浪汉式"的自由观;而积极自由观虽然关注权利、财富和机会的分配制度,但它是一种求助于人性论和价值观的高度规范性的解释方式,难以使自由主义成为客观的"科学".最后,文章指出了双方发生理论分歧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     

自由与道德、能力、市场——消极自由主义者与积极自由主义者的论战

消极自由观与积极自由观是当代西方各种自由观分歧的焦点，而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自由与道德、自由与能力、自由与市场三个方面。这两种自由观各有得失，消极自由主义者所确立的物理主义的自由观虽然实现了客观性和道德中立性，但它不过是一种对个人价值、基本利益和需要漠不关心的“流浪汉式”的自由观；而积极自由观虽然关注权利、财富和机会的分配制度，但它是一种求助于人性论和价值观的高度规范性的解释方式，难以使自由主义成为客观的“科学”。最后，文章指出了双方发生理论分歧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     

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演变

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战争、国家机密、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下,新闻自由将受到约束。从哲学维度探讨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天赋观到法律框架下的自由观,再到社会责任论下的自由观,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不断被充实,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表明,新闻自由权利不可滥用,不仅要受到法律限制,还要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的要求。     

论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是法律赋予特定的主体所享有的一种政治权利。所谓政治权利,简言之,就是管理国家的权利。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担任国家公职、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以及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等权利,还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政治权利是公民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基本权利,通常由宪法加以规定。一国的宪法关于公民的政治权利是怎样规定的,以及公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享有这种权利,直接反映该国的性质及其民主化的程度和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     

"道德的自由"与"自由的道德"--儒家"至德"观与道家"上德"观之比较

儒家与道家的"至德"或"上德"皆以自由为理想价值目标,但儒家"至德"论的自由因是依善性的自觉和靠规范的进路而至的自由,故它是一种"道德性的自由";道家的"上德"论的自由因是依人的自然之性自然而来的自由,它舍弃了规范的进路,故它是一种"自由的道德".尽管如此,二者之自由皆是需要主体自觉才可能的自由.     

检讨我们的法律观

法律观是法制建设的首要问题 ,也是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从西方主要法学派别的角度看 ,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是实证主义的法律观 ,缺乏对法律道德价值的追求。而法律应当有自己的道德追求。现代法律观应当是一种权利本位的法律观 ,因此 ,法律应当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合理分配社会权利的权威性规范的总和     

论儒家的生命意识

儒家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对鬼神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强调生命的价值在于生前而不是死后,认为人在有限的现实生活中就能创造出无限的超越价值来.但当生命存在和仁道原则发生冲突时,儒家宁可牺牲生命,也要维护仁道原则.与此相应,儒家追求一种以道德为主体的历史主义的不朽.儒家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具有整体性和道德性的特征,它在新的环境中面临挑战,又有其现实意义.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作为一种道德学说和伦理思潮,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平等,主张个人权利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权利,强调人的道德自主与道德自律,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以及对这种选择所负的道德责任。民族主义强调个人对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忠诚和奉献,强调集体的价值和利益。因此,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确存在着分歧与矛盾。二者的价值立场不同,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也不同。但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并非水火不容,二者各自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和片面性。因此,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有和解的可能,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默多克小说《黑王子》中自由主题的哲学探究

对"自由"的追求和探讨是哲学永恒的话题之一。"自由"既非无边无限的恐怖式自由,也非以主体自我意识为导向的自由;"自由"根基于"意识",是思想的产物。艾丽斯·默多克作为一名文学家兼哲学家,代表作《黑王子》中暗藏着其对自由的深刻理解。她认为,要获得"自由",行为主体必须从不完美的婚姻中挣脱出来;真爱是一种至善的精神活动,它的介入势必会让主体从道德源头处体验"自由";作为一种超越性的行为,死亡象征着意义的敞开,伴着主体肉身的消亡也将释放出更为广泛的自由。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出版自由思想之比较

出版自由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新闻自由是这一权利的延伸。200多年前的美国两大政党曾经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与民主共和党领袖杰斐逊在出版自由问题上的交锋不仅体现了他们不同的政党利益,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其由来的思想基础的差异。汉密尔顿崇尚工具理性和集权主义思想,杰斐逊则笃信自然权利学说及天赋人权观念。这一斗争的结果,奠定了200多年来美国新闻自由的传统,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语境下的环境权探究

环境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散见于一系列人权公约当中。它分散在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有关的人权公约中,也存在于同经社文权利相关的公约中。在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关的公约所规定的一些权利中,潜含着环境权或者环境保护的内容。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家庭和财产不受干预权、公正审判权和信息自由权。这些权利的存在,揭示了人权与环境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适当的环境,良好的环境能够让人权得以更加充分地实现。     

后民法典时代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

尽管我国《民法典》第110条未明文列举生育权，但其条文内容的开放性为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提供了制度空间。生育权的正当性源于其自由价值，当下我国生育观念在保留传统家文化的同时，也基本完成对生育自由价值的吸纳。随着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公法对生育权的合理规制不构成对私法上生育权成立的阻碍。尽管生育行为须男女两性配合完成，但关于是否生育的选择本质上由个人作出，故生育权归属于作为个体的自然人，而非作为整体的夫妻。其中，即使男性在生理上无法孕育子女，但因其妻是否妊娠直接关乎丈夫的家庭规划，所以丈夫也有参与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权利，这在人类辅助生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故男性也属于生育权的主体。生育权与身体权、健康权存在本质差异。虽然对生育权的行使往往落脚于对自己身体的支配，但正如婚姻自主权、缔约自由权早已从“行动自由”这一兜底性权利中分化出去一样，生育权也因具有极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而应与身体权区分开来。生育权与健康权的区别较为明显，前者是自由性人格权益，而后者是物质性人格权，且两者价值追求也截然不同。生育权具有典型公开性，社会认知对于生育自由的重要性早已达成普遍共识；从对现有裁判文书的梳理来看，生...     

解读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路——从消极到积极的个人本位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随着历史的推进,其内涵不断变迁,但其内核依然是个体本位。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表现为个人自由最大化,是一种消极意义身份。现代自由主义时期,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呈现出积极的一面,除了强调基本的公民权利外,更关护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罗尔斯以来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强调自主的个体在能力上的平等,尤其是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合作的能力。     

“权利泛化”是一个伪命题

"权利泛化"意指一种缺乏法权基础的社会现象,兼具描述性和规范性."强权利泛化命题"主张权利泛化是一个伪命题,不仅因为它与权利膨胀、权利滥用以及权利冲突存在语义和语用上的区别,也因为权利泛化在正式法律场合不可能存在,而在公共辩论中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由权利成本以及权利乌龙引发出的权利指责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层面都更难以对权利的内在价值构成挑战.每一次权利实践都是一次关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操练,作为一种警醒的权利泛化反而提醒我们要继续尊重和捍卫权利.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对自由实在性的演绎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把道德律看成是一个“理性的事实”,它不需要任何演绎和论证,自身就具有客观必然的有效性。这个“理性的事实”可以充当对自由能力进行演绎的起点,从它出发首先经由对纯粹实践法则与自由的交互关系的论证,可以推导出自由的实在性;继而通过知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二重设定,可以解决自由和必然性的冲突,使自由有了通向现实世界的孔道。由此不仅扩展了凭借思辨理性不可能获得的知识,而且沟通了两大批判,实现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     

在功利与权利之间——论诺齐克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遭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批评。所有批评都认为最大化功利主义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过失,即它忽视了人的分立性的道德重要性。这种功利主义可能会被误用,从而导致对所有消除不平等的尝试的论证缺乏公信度。而这也是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理论基石。作为新观念的代表理论,它确立了个人权利的绝对至上性,但是它存在理论上的悖谬,导致其可能接受为未受限制的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所最无法接受的结论;况且,不顾后果的政治优先性理论的建议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们最终能够享有（或不享有）的实质自由而陷入困境。因此,这种新观念虽然有闪光之处,但最终无法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