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略论先秦儒、道、法家的社会管理观

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尚书.尧典》中就已经记载了尧和舜管理国家的事迹。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本文拟对产生于中国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三大学派各具特色的社会管理思想加以论述,以期对当今现实的社会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冷酷的真实——评先秦法家的民众观

先秦法家的民众观是冷酷的 ,也是真实的。法家认为民众的根本特性是“自为”、“趋利”。这种特性只可顺应 ,不可改变 ;民智不足用 ,民心不足虑。只要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 ,加上严刑峻法 ,就可调动民众 ,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些看似冷酷的观点有其合理性 ,历史本身无温情可言     

三晋法文化的源与流——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的思想渊源

文章系统分析了先秦时期三晋地域(约广于今山西地域)形成的法家思想,及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法家思想的渊源;指出古代山西地域孕育出的法家思想与中原地区早期法家理论和儒、道、墨各派思想的相互承继关系.     

关于“儒法合流” 的几点思考

文章主要以封建社会政治集权性和经济分散性的矛盾冲突为基点 ,分析双方在法律观念上的异同。对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上“儒法合流”的原因进行探讨     

从差异到共识:先秦诸子研究的视角转换——以"儒法之争"为例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古今学者对"争鸣"格局的学术梳理,凸显了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然而,差异与分歧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基本政治价值及救世情怀层面的共识.传统的"儒法之争"思路,无法准确揭示儒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共识"研究视野的先秦诸子研究,差异与分歧只是在共同思想底色上或浓或淡、或双色或单色的区别,是在共同政治价值基础上体现的各自侧重点之差异,而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异.     

试论法家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以商鞅、韩非的思想为例

法家思想的整体特征表现为注重现实的关怀,以追求功利主义为基本目标,非道德化倾向严重。法家以其独特的人性论(趋利避害)为逻辑起点,以君主之利为本位,建构了一套既有理论基础,又有政治践行目标设计的思想体系,这些都塑造了法家的功利主义倾向。     

"言之刻"与"法之刻" ——关于程朱理学与法家并称现象的分析

法家与程朱理学作为两种差别极大的理论,屡被历代学者合观并称,他们指出两者都有"刻"的特质,亦即"严刻""刻薄"之"弊"。而从深层思维上来看,法家、理学都希望依恃自己强势的"理性"来塑造全新的、同一性极强的社会,耕战之"法"、天理之"礼"都试图给民众行为设立固定细密的框架,故而抑制了民众自有的习俗和自发的情感。从具体观念上来看,法家、理学都有着较极端的"崇公抑私"观念,这使得在实现整体目标与普遍准则的过程中,个体的自由意志及选择空间被压缩。分析法家与程朱理学的相近理路对理解古代"儒法并用"的文化有极大价值,亦给我们留下很多反思空间。     

论先秦儒法融通思想——以“转关人物”为中心

儒法思想之融通,在历史渊源上呈现为＂儒法同宗＂的命题。管仲的思想是其实质依据,后来稷下学宫的《管子》将其文本化。李悝、吴起师儒而任法,开＂儒家＂向＂法家＂转变之先河。＂杂家＂尸佼曾为商鞅之师,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杂以法家思想,亦体现了儒法思想的融通。＂转关人物＂的思想不但从学术源流上印证了法家出于儒家的命题,且揭示了法家的＂政治家＂本质,蕴涵了对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人物思想矛盾性的解释。     

论先秦法家及楚国法家思想的历史演变

尽管历代学术界都不乏法家的研究者,但迄今学者们对如何界定法家以及谁是法家的“开山祖”等一些基本问题,仍未达成共识。法家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个源于孔门儒家的诸子学派。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的“不别亲疏,一殊贵贱,一断于法”,即是法家根本的思想特点。先秦法家的真正“开山祖”是楚悼王时期在楚国率先实行“变法”的吴起。吴起之后,楚国法家思想的发展不绝如缕,最后由任秦丞相的楚人李斯做了思想总结。李斯的法家思想吸收了商鞅、申不害、韩非的法术之学,但更重源于慎到的“势”论;而李斯对慎到“势”论的接受,应该是以荀子为中介的。     

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几点异同——一个法理学角度的比较研究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两大家。从思想核心、法律与道德、对民众的态度和治国方针等角度对~4J＇l的法律思想进行的法理学式的比较可见,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既有着较大的差异,也有着相同之处,这也是儒法两家在传统中国能发生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儒言的语境、结构及转型——略论先秦儒家的语言观

传统儒家的语言观以言与所言、言者与所言之间存在着的稳定性关联作为话语的语境。儒家和道家虽在其稳定性的看法上并不一致,但却因为儒言切中人性诸多特殊性质及专制政治的传统而成为主流话语。在社会发生转型,语境出现重大变化的今天,反思儒言的传统及其经验教训,对于言路通畅与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试论先秦法家之尧舜观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以《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学者们认为,尧舜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帝＂位＂,拥有了＂权＂、＂势＂,继而实行了得民心的＂法治＂的结果。同时,他们对于尧、舜个人德行的认识以及上古三代之间所实行的＂禅让＂制的看法也表现出和儒家学者的不一致。     

论先秦儒、道、法之别--基于人学的视角

先秦时期的儒、道、法三家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地位,他们的观点众多,思想各异。笔者将从人学的视角来阐述他们的区别,主要集中在三家主要代表人物对于人性的理解和把握以及他们对人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上。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的演变:以儒法思想的互动为研究路径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以法律与政治的文化互动为表征,体现为制度与思想两方面的历史演变。在制度层面,君权人治居于核心,礼刑合一的法治始终服务于人治。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德治居于核心,儒法合流代表着主流的价值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法思想的互动构成了法政文化演变的轨迹,"儒法一体化"是理解其精髓的一条思想主线,其中的"人治""德治""礼治"与"法治"成为理解法政文化的关键词。     

儒佛孝慈伦理之异同——以戒孝一致论为中心

本文以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佛教"孝"、"慈"观念的思想变迁为考察对象,辨析中国儒家传统伦理在渗透性地影响中国伦理过程中,同样使佛教中国化地注入更多的人间关怀内容,使之最终归结为"戒孝一致"的伦理思想,进而表明儒家伦理不仅对佛教中国化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同时也对近代人间佛教思潮同样具有深刻的奠基作用.     

儒法融合的思想文化根基——从先秦时期的文化变迁考察

自古时至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始终都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这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法思想融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既是全方位的，又是深层次的。所以，现实的法治建设不能无视传统的法律思想，只有克服传统中的缺陷，汲取传统中的精髓，才能为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提供可借鉴的资源。     

论中西方写生观的异同——以傅抱石和李可染为例

中西方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经常在文化艺术领域发生碰撞,尤其在绘画方面。写生作为绘画的一种,一直以来都有学者对其进行着研究,其中,“中西方写生观的异同”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点。本文将以傅抱石和李可染为例,在两种写生观的发展中探究中西方写生观的对立统一,对中西方写生观的异同进行比较,并追溯中西方写生观不同的根源。     

儒佛道三教关系探微——以两晋南北朝为例

既相融相摄又相拒相斥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基本形式。内容的广泛性、主体的不确定性、策略的迂回性和义理的互补性 ,是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为儒佛道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条件 ,而且预制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模式     

《史记》中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以法家人物传记为例

本文运用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二元对立的理论,具体地分析和探讨了司马迁在评价法家人物时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和理性的矛盾性;并以道德评价对历史评价的部分吞并来作为法家人物悲剧命运色彩不浓的主要原因;进而剖析了造成二元对立的主体和客体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