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兴办山西教育的性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阎锡山为了实施“用民政治”,推行“六政三事”,大力兴办各类教育,以使民众达到识字、看报和记账的程度。由于规划周全,措施得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山西的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方面,均走在了全国前列。归结阎锡山兴办山西教育的性质,主要有以维护统治为轴心的功利性、国民意识驱动下的民族性、体现个人意志的独特性、沽名钓誉式的虚荣性以及军阀本性导致的短暂性等几个方面。     

阎锡山与民国初期山西教育的发展

阎锡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民国初期政局混乱的情况下,他作为山西的统治者为山西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发展环境,使山西的教育发展在这一时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这种领先地位的取得有诸多因素,如稳定的政治格局、村政建设的实施等等,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应该是阎锡山为推动山西教育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山西教育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重制约,存在很多问题。     

一个区域社会的田赋负担问题成因分析——以1927—1937年的山西乡村为中心考察

近代后期,中国乡村普遍存在极高的赋税,山西的情况尤其如此。1927-1937年期间,正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重要时期。此间,山西农村社会一方面承受着阎锡山"村制"改革之重,一方面又遭受着军阀战争的骚扰,田赋负担十分沉重。同时,山西乡村也面临着同全国其它大多数乡村同样的情况,如赋税在行业和城乡间征收的极端不平等,财政上的中央集权对农村赋税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的自治运动所导致的地方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田赋征收人员的舞弊及地方公务人员的贪腐等,造成这一时期山西农村社会严重的田赋负担问题。作为了解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一个窗口,分析这一问题的成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阳乡村民众教育思想的回顾与思考

高阳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众教育运动主要推进者之一,乡村民众教育思想是其民众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阳认为乡村民众教育宗旨应注重培养团体力量,提出团体是经,事业是纬,无团体则事业不能举;在教育模式上提出要因人因事因时因地施教,要握住实际生活问题,辅导农民自动,要由实验而研究,使研究与推广、技术与指导联络。高阳这些进步的教育思想及其相关实践,对于当今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以及农村教育发展,仍具有比较研究和借鉴的意义。     

山西村政建设的经济学分析——9O年前的宪政试验

20世纪1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省开始村政建设,实行基层民主与村民高度自治.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具有网络性的特点,在村庄网络中,网络的自组织资源和对村民的约束力能促进村民对民主的参与程度,实现村级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最优解.对村长等公职人员的监督中,由于村长和监察委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与制度交织在一起,降低了监察委员会的效力,山西村政建设中期的制度完善正是为了改善这一情况.     

山西村政建设的经济学分析——90年前的宪政试验

20世纪1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省开始村政建设,实行基层民主与村民高度自治。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具有网络性的特点,在村庄网络中,网络的自组织资源和对村民的约束力能促进村民对民主的参与程度,实现村级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最优解。对村长等公职人员的监督中,由于村长和监察委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与制度交织在一起,降低了监察委员会的效力,山西村政建设中期的制度完善正是为了改善这一情况。     

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教育负担与清末乡村教育冲突

教育冲突是清末乡村教育领域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学界一般认为,教育经费增收造成的经济负担加重是乡村教育冲突产生的最重要原因.然而,从清末乡村教育负担的实际情况来看,新式教育给乡村社会造成的经济压力非常有限.教育经费之所以屡屡引发教育冲突事件,主要是由于清末乡村教育财政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经费分摊中的实际不公平,地方绅士在经办教育经费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地方政府与官员在教育财政政策中缺位造成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缺乏必要的缓冲,以及这种新财政体制对传统农民的心理和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强烈冲击等几个原因.因此,新式教育要想真正扎根于乡村社会,不仅需要双方都做出适当调适,也必须发挥其社会改造作用,促进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     

阎锡山与“山西全省民营事业”

本文以笔者亲身之经历．叙述了“山西全省民营事业”的历史沿革及其历史作用，阐明阎锡山及其创办的该事业对山西经济建设乃至中国经济发展、抗日战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希望这能成为近代山西经济史的研究以及今后山西经济建设的有益借鉴。     

民国时期现代医学对乡村疾病的防治与困境——以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为例

我国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血吸虫病发现于1905年,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国民政府将浙江作为血吸虫病调查的主要区域之一,并设立防治试验区。在防治过程中,现代医学防治工作却在民众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面前,败下阵来,甚至遭到民众的仇视。医学预防措施因与民众生活习俗相异,与民众生产生活相矛盾,民众不予配合。防治工作由卫生人员主导,却难以得到地方行政机构及乡村士绅等有效配合,孤立无援。作为当时社会精英的医疗卫生人员,深入乡下,却与乡村之间有着明显的疏离,现代医学难以实现在地化。一方面,没有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作保障,乡村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从血吸虫病防治过程又可以管窥出民国时期乡村公共卫生现代化事业建设过程之艰辛及失败原因。     

清末民初山西民变中的政府举措

清末民初,庚子赔款、教民冲突以及新政的推行导致了民众对统治当局的官、绅日渐不满,不满情绪的长期压抑迅速激化民变。预控不力的地方官员在事件爆发后无力平息民怨,使得民变进一步恶化。民众的暴动行为是对政府权威性的挑战,也是地方社会失序的表现。层出不穷的山西民变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最终山西在武昌首义后迅速响应,建立了新政权。     

阎锡山与山西国民教育

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20多年里,阎锡山大力倡导和推行＂保境安民,用民政治＂、＂开通民智、造产救国＂的方略,山西的社会环境相对于其他省市较为稳定,不仅实业建设领先于全国各地,山西的教育事业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发展.     

浅析陶行知的农民教育思想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在倡导乡村教育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农民教育的实践及经验。其中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全民义务教育、物质利益原则和尊重关爱农民等方针对于今天开展农民教育,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对农民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他以识字教育为基础,注重素质教育,并在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注重抗日宣传,教育并引导农民参加抗日救国。在教育队伍建设方面,他主张动员小先生、全国的知识分子、农民甚至各个阶层的劳动人民都参与到教育队伍中来,实现教学相长,从而推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地方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基于苗语东部方言区民间文献的考察

明清以来苗语东部方言区民间文献在古歌、古老话、创世纪史话、民间故事等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增多了用汉字记录的科仪文本、地方志、家谱、碑刻等。这些文献更贴近民众日常生活,能够反映出地方社会的真实样貌。它们在家庭、学校、社会等教育场域中形成并传承,通过口传心授、文治教化的方式,承载着各族人民历史记忆、生产生活经验,反映出儒家思想和礼制规范。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地方教育促使国家自上而下和地方从下到上双向地实现了礼俗互动,重构了地方知识谱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是地方教育的应有之义,为地方教育提供内在指引。地方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外在助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频共振地强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归属得到升华。     

阎锡山首设村干部

阎锡山割据山西时,依照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模式,将山西农村重新编制。他设置了一套村、闾、邻的行政网络。村闾长作为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对     

当文化成为一种“治理术”——从“官箴”看清代州县官员的文化职能

在清代的国家治理中,教化百姓、建设符合国家治理目标的地方文化是州县官员的职责之一。关于州县官员具体该如何对百姓进行教化、建设地方文化,在清代的官箴书中有充分的讨论。官箴书的编纂者建议,州县官员可从"去弊"与"建设"两个方面来建设地方文化,即一方面通过颁布法令、重点打击等手段来禁止影响地方社会风俗的活动;另一方面,州县官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圣谕的宣讲与传播、义学的建设与管理以及对模范人物的表彰与保护等手段对地方百姓进行教化。与当代文化事业建设不同的是,清代地方文化建设仅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眼中所谓的"愚民"对儒家社会道德伦理的认同。     

道光《遵义府志》观念教育的形式及其功能意义

承担着国家层面向底层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施加的政治教育功能。受技术和行政辐射力的制约，《遵义府志》进行政治摘要： 道光年间编纂的《遵义府志》作为传统官方志书，在追求客观记述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演变的同时，更观念教育的形式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及其作用方式构成了传统社会政治治理和社会维系的重要力量。     

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模式探究

近代山西在阎锡山主导的"权力本位"乡村建设模式之外,铭贤学校将自身发展与乡村建设相结合,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本位"乡建模式。这一模式针对近代处于快速衰败中的山西乡村,以悲天悯农情怀为鼓舞,依托学校农科专业的建立,在吸取其它乡村建设流派长处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发现乡村问题,再辅以农业技术推广缓解乡村生存危机,同时在乡村建设中注重提升农民地位,吸引农民积极参与,逐渐形成了"科学本位"的乡建模式。这一模式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阎氏"权力本位"模式的缺陷,为近代山西乡村变革做出了有效的探索,也促进了学校自身的发展。     

宋代地方建设经费筹集途径述论

两宋时期,受财政中央化的影响,地方财政持续紧张,由官方提供的有限经费难以维持地方建设之需,于是就形成了由政府调拨、民众捐献、官员私捐及官民共筹等构成的多元化经费筹集途径。自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来自官方的经费支持逐渐减少,广大民众及士大夫的个人捐助成为水利、桥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多元化筹资途径有效地填补了官方资金的不足,在短期内保证了建设资金的充盈,但这也反映出宋代地方建设经费筹集的非制度化。无论是民众助建还是官员私捐,都掺杂着很多人为因素,建设工程因人而兴、以人而废的情况很普遍。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地方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同时也给民间势力介入和把持地方事务造成了可乘之机。     

民智:阎锡山村治思想主题析论

民国时期 ,阎锡山实行了旨在全面发展山西的“村制” ,其核心思想就是“用民政治” ,即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而启发“民智”又是这一思想的核心任务。所谓“民智”就是通过国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社会教育等提高民众的素质 ,以便更好地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