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惠言

张惠言是乾嘉时期“常州学派’的中坚,他对易、礼的研究既是清初汉学“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回归,又是清末维新运动的一种先导。他的易学思想直接影响了“阳湖文派”和“常州词派”。作为“阳湖文派”的主将,他的散文朴茂劲健,于淡泊中见恨激,于平和中写忧患。作为“常州调派”的领袖,他主张词创作要尊词体,崇正声,重比兴,有寄托,发幽隐,导渊源。读词、说词要做到“义有幽隐,并为指发。”他的词作充分显示了该派“尔雅哀怨”的特点。     

周济“寄托”说纵议

清代号称词的中兴时期,而词学研究尤盛。作为常州派的重要理论家,周济的词学理论主要见于他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序》、《词辨序》等。周济论词,主要继承张惠言关于词应“意内言外”,以“比兴手法表现其温柔含蓄、低徊要眇”之情,有“风骚”之义的主张,并加以阐发,使之具体化。特别是他对于词必须有寄托并如何才能达到寄托的途径的论述,进一步完善了常州派的词学理论,给后来词家、词论家以很大影响。《宋四家词选序》云:“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     

郑板桥词浅测

郑板桥素以诗、书、画著称而不以词名。其实他生前作词用力甚勤,且曾期望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其《词钞自序》中云:早年即从邑中前辈陆震学词,“燮作词四十年,屡改屡蹶者不可胜数。……而此中之酸甜苦辣备尝而有获者亦多矣。……吾愿少宽岁月以待之,必有屈曲达心,沉着痛快之妙。”又云:“少年游冶学秦(观)柳(永),中年感慨学辛(弃疾)苏(轼),老年淡忘学刘(过)蒋(捷),皆与时推移而不自知者。”他始为范县令时,即自订诗集、词集付梓,时人对其诗词的评价,以为“词好于诗”。板桥时代的词坛,影响最大的是主豪宕的阳羡派和主醇雅的浙西派,而常州词派则尚未     

朱彝尊简论

被誉为“清朝三百年之冠”的词人、诗人朱尊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学者，文章根据朱氏坎坷的生平及思想的脉络介绍了他独具风韵的爱情词及“博学诗风”的产物吟物词，力纠传统偏见，揭示了朱词的风格和特点，并进一步评述了他清空醇雅的词论体系以及以朱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形成的政治、经济、地域人文背景诸因素。     

清代词学中的“雅”与“艳”

“雅”与“艳”是一对联系紧密的词学概念,具有丰富的词学意蕴。就词史观之,晚唐五代至北宋词以抒写艳情为主,北宋末年出现了辨别“雅”与“艳”的观念,南宋词以崇“雅”黜“艳”为主要特征,元明词回归艳词的传统。清初本事词因寄寓了词人与其心仪女子的真挚感情,由而脱去寻常艳词的淫亵与庸俗,可谓艳词的自赎。浙西词派主张去“艳”而归“雅”;常州词派引入变雅之音与哀艳之情,为清词的“雅”“艳”观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均提出“雅而不艳”的观点,但对其不同的阐释成为浙、常二派的分野。     

《灵芬馆词话》的词学贡献

在浙西词派的发展中,郭麐是其词风嬗变之际的关键人物,他不但总结了浙派词学理论,而且有所突破,表现出不拘守一派窠臼的大家风范.其词论代表作<灵芬馆词话>以点评的形式提出了在清空醇雅整体风格基础上"融会各家之长"的创新主张,同时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女性词史料.     

试论纳兰词的哀愁

清初,当浙西派和阳羡派在词坛上纵横驰骋的时候,纳兰性德的词以其凄苦冷艳的幽姿开放词坛。时人以其“哀感顽艳”、“婉丽凄清”而感动得“哀乐不知所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今人文学史著作大多认为其词多写个人感慨,离愁别恨,流于感伤,意义不大,主要肯定其清新婉丽流动自然的艺术造诣。的确,打开容若的词集,不难发现他笔端源源涌出的是“愁”是“泪”是“恨”,是“伤心”“惆怅”“憔悴”     

略论李清照词的艺术风格

历来评论宋词,采用婉约、豪放的说法.但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指词的风格,而是指词的“体”或“派”.将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的最早是明代张(纟延)(南湖),他在《诗余图谱》中推出秦少游、苏东坡两人分别为婉约、豪放的代表作家.张南湖说:“婉约者欲其词调蕴籍,豪放     

略论唐宋词的发展轨迹

前人论词,相当注重它的“阶段性”.在此基础上,便生出了重晚唐五代、北宋以及重南宋的两大派别.前者可以常州派中的张慧言和周济为代表(张惠言在词中最为推崇温庭筠,而周济则以周邦彦为词中之“集大成者”),后者可以浙西派中的朱彝尊为代表(他在《词综·发凡》中曾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持这两种意见的论者,由于各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各不相同,     

温庭筠词境界构成诸要素分析——兼与韦庄、李煜诸人比较

词最重要的部分是词境。作为晚唐“花间派”的鼻祖,同时也是整个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温庭筠的词境与其他婉约词人的词境稍有不同。与其他婉约派词人相比,温庭筠和同时代的韦庄更喜欢以春天作为词的季节背景;温庭筠更喜欢以画楼闺阁作为主人公活动的舞台;温庭筠词的抒情主人公几乎都是曼妙的女子;温庭筠词的意象比较密集,同时意象与意象之间跳跃比较大;温庭筠比较注重辞藻和设色,尤其喜欢用色彩鲜明、饱满的词。以上诸种要素,使温庭筠的词境相对于其他婉约词人,更香艳温暖,也更繁缛富丽。     

也谈吴江派

吴江派是明代曲坛上与汤显祖为首的临川派相对立的一派,在明代曲坛和后代曲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关于吴江派产生过程、曲论特点等问题,学术界早有详细评介,本文仅想就吴江派产生的背景,声势影响和吴江派产生后的理论发展问题略谈点个人看法。吴江派的正式产生是以沈璟和汤显祖形成公开争论为标志的。沈璟(1533—1610),字伯英,号宁庵,又号词隐,江苏吴江人,故将以他为首的此派称为吴江派。沈璟论曲,主张恪守声律,“宁协律而词不工,读     

纳兰性德词的魅力

在清代林立之词派、词家中,纳兰性德倍受学界关注,有着不朽的魅力。本文从他词作的艺术魅力、人格魅力及他的词作风格特点与出身地位矛盾形成的魅力三个方面,阐述了纳兰词的特点并揭示其原因。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读《清词三百首今译》

词,鼎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复兴于清代。有清一代的词坛,不仅作者辈出,而且风格流派,异彩纷呈。以朱彝尊为开端的浙西派,标举骚雅;以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派,崇尚豪放;嘉庆以后,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派又乘时而起,倡言“意内言外”,强调此兴寄托,其声势直至清季而不衰。三派的创作,固有得有失,其末流之弊,前人更已习言之,然而显现于其名篇佳什中的创造与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三派中的词人,同中有异,并非多人一面,更有多具面目,非三派所可牢笼者,如王士禛词之“极衰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唐允甲《衍波词序》);曹贞吉词之“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王炜《珂雪词序》);纳兰性德词之“纯任性灵,纤尘不     

胡适与20世纪的中国词学

胡适对词学研究的介入，给20世纪新词学的建设以深远的影响。他对王国维思想的发展和对“清末四大家”的批评，在二三十年代的词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反对者，亦有拥护者，从而形成了现代词学史上的“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胡适成为人们进行思想批判的对象和目标，但是他的思想却借助胡云翼的《宋词选》得以深入人心，直到80年代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胡适思想的影响才得到真正的清算。不管胡适的“角色”是怎样地变化，他的词学思想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自身，而成为20世纪词学思想变化的“风向标”。     

以自然之眼观物 以自然之笔写情——纳兰性德和他的清初第三派

面对明词流弊,晚明清初词坛许多词人和流派对此作出了很多反思、批判和探索,其中有云间派的复古崇雅,浙西派的以雅革俗,阳羡派的以豪放代柔糜等,这些都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是在这其中还有标举性灵,以真情铲消浮艳的一派人长期没有被足够重视,这部分人就是以纳兰性德为首的“真情派”。这一词派独抒性灵、张显个性,是清词中兴的灵魂力量,其影响遍及整个清代和民初的词学。     

王国维评传(续完)

三、以“境界”说为核心的《人间词话》一九○八年三月,王国维在海宁娶同乡潘祖彝之女为继室,携眷抵京并继续到学部供职。一九○九年十月,学部设编定名词馆,派严复为总纂,命王国维为名词馆协修。王国维在学部工作直到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发生为止。王国维在一九○八至一九一一年期间,学术思想又经历了一个变化。那就是从怀疑到彻底放弃西方哲学而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从词的创作而进一步研究词学理论和“因填词的成功而有志于戏曲”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见诸词学方面的有《唐五代二十一家词》、     

出仕清廷对朱彝尊文学创作的影响

朱彝尊是清初文坛一流大家,作为诗人他与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作为词人他是浙西词派宗主。出仕清廷是朱彝尊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选择,同时也是他文学创作中重要的转折点。出仕清廷对朱彝尊的诗、词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仕后,朱彝尊的诗歌风格发生巨大转变,与此同时,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逐步形成。     

王国维评传(续完)

三、以“境界”说为核心的《人间词话》一九○八年三月,王国维在海宁娶同乡潘祖彝之女为继室,携眷抵京并继续到学部供职。一九○九年十月,学部设编定名词馆,派严复为总纂,命王国维为名词馆协修。王国维在学部工作直到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发生为止。王国维在一九○八至一九一一年期间,学术思想又经历了一个变化。那就是从怀疑到彻底放弃西方哲学而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从词的创作而进一步研究词学理论和“因填词的成功而有志于戏曲”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见诸词学方面的有《唐五代二十一家词》、     

大晟词派质疑

所谓的“大晟词派”,所追求的很难说就是“典雅”的风格;它也不能称为“格律”词派;周邦彦不能算作“大晟词派”的领袖。文章最后对“大晟词派”这一提法的合理性、必要性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