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界谈判述略

新中国成立时,中缅边界“存在三段未决问题”。从1954年6月开始,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经历了提出问题、交换意见、谈判与磋商和签约等几个阶段;中国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迈出了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第一步;“一揽子”方案则奠定了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准则。     

“不打无准备之仗”——周恩来在中缅边界谈判正式开始前之“调查研究”工作

中缅边界,是新中国正式划定的第一条双边陆地边界线;中缅边界谈判,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政策为基础,通过外交谈判,彻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之“率先垂范”的成功样板。之所以有如此圆满的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值得深刻总结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在外交谈判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准备工作扎实、细致,所以才在边界谈判正式开始以后可以应对从容。     

所谓“尼赫鲁‘受骗’事件”始末——中缅边界谈判中的一个“小插曲”

在当代中国睦邻外交史上,在当代中国陆地边界划定、勘定史上,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初的中缅边界谈判,无疑是具有"率先垂范"意义的成功样板,留给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印方的"曲解"由于"麦克马洪线"问题不仅存在于中缅边界问题中,更     

论二战中缅印战区的"东方诺曼底"

1944年底,中美英印缅联军集中兵力于中缅印战区发动攻势,将日军全歼于滇西和缅甸战场,取得堪称“东方诺曼底”战役的伟大胜利,与欧洲盟军“诺曼底登陆”遥相呼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延安精神”在三峡大学学生中践行情况的调查与建议

本调查以三峡大学学生对延安精神丰富内涵的认知、理解和践行情况为具体内容,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深刻认识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结合学生的成长背景、服务学生成人成才和树立远大理想目标等具体践行延安精神的建议。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缅“一带一路”建设的经验

缅甸是中国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对象,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中缅之间通过双边合作的机制化、着力促进共同发展、增进人文交流的方式为中缅“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机制保障、共同利益基础和民心支撑,促进了中缅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本文介绍了中缅“一带一路”的建设经验,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借鉴。     

素描中“线”的理论内涵及其把握

"线"是素描中最直接的语言形式,它主要是为塑造形体服务,但同时又充分体现出独特的韵律特征,它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由于素描中的"线"还渗透着画者的情感和情绪,因此"线"的判断和把握离不开绘画主体的参与,离不开画者的艺术感觉;对"线"这种绘画语言形式的把握应该与画者自身造型能力的培养、情感的表达和创造精神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     

跨越封闭的流动：中缅印交角地区远距离贸易交流史

自古以来,中缅印交角地区一直是多民族共居并存和交流共生的地理区域,也是维系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间贸易交流的重要链环地带。在复杂地理形貌和多元文化差异的影响和制约下,远距离贸易活动跨越群山和江河阻隔,需要依赖“贸易中转地带”和“中介民族”的传递输送,而持续不易的区内贸易和国际过境贸易之间,往往也存在着相互联动融合发展的状况。中缅印交角地区的历史并未被完全圈隔封闭在群山峡谷之间,源远流长的区内外远距离贸易让人与物流动起来,突破了地理与人文的重重阻隔,在交流互动的历史演进中起到了未曾断绝的基础性链环作用。全面认识中缅印交角这个三国交界的重要区域多向度远距离交往交流的发展历史,把握其作为链环地带多维度形成特质,对于重新认识和讨论“佐米亚”核心区域历史发展面貌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从“毒奶粉事件”看风险传播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

以＂毒奶粉事件＂为例对风险传播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媒体不仅在风险告知、危机化解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对公众进行风险教育的重要平台,它既是激发舆论的导火索,同时也是有效疏导舆论、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力量。基于此,在此强调,媒体在风险传播过程中应当保持自觉的风险反思意识,方能更为积极有效地建构危机事件中相对和谐的舆论环境。     

津海关事件中总税务司梅乐和的“完整性”政策探析

由于军事、财政等原因,1930年6月晋系军阀阎锡山接管了津海关,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由外人管辖下的海关是一次严重的冲击,各方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均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而总税务司梅乐和提出了维护海关"完整性"的政策,并力图使海关超然于政治漩涡之外。然而中国当时外无主权、内无统一,海关必不能超脱,梅乐和的政策实际上是妥协、退让,牺牲中国的权益来维护海关的"完整性",保持海关在其统治下的完整性。     

江苏现代化进程中若干重大政策研究

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党中央对江苏发展的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目前江苏已具备基本条件。但是,基本现代化是在小康社会基础上质的全面提升,而不是量的简单扩张,因此,江苏当前要做好"两个率先"的衔接工作,坚定不移地推动"第一个率先"向"第二个率先"的跨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江苏要制定并实施更加切实有效的产业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科教人才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等,从而在全省范围内顺利推进"第二个率先"。     

论“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女性的成长叙事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部分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叙事背景下知识女性的成长特征：爱情与革命的二元对立、知识分子叙事态度的变化以及女性意识的消解。     

贫困县的“线”如何划

中国2001年核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10年来不少贫困县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成为经济强县,但它们仍然戴着贫困县的帽子。这条新闻长时间引起了社会对于提高扶贫标准线的热议。     

论历史纪年中子虚乌有的“高后”八年

现在所通行的所有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在西汉惠帝后和文帝前都编排有＂高后元年至八年＂,这与中国古代以帝王在位时的年数或年号为纪年方式是相违的。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中,＂高后＂吕雉确实有差不多15年的实际执政史,说她是一个没有名号却有实权的中国第一位＂女皇帝＂名副其实,但她确实没有哪怕只有一天或者名义上的帝王称谓。在这15年间,先有惠帝刘盈七年,后有刘恭、刘弘两个＂少帝＂八年。只是因为刘氏功臣集团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吕氏集团后,担心身上流有四分之一吕姓血液的小皇帝长大后报复,为了自身的利益,便诬说他们＂皆非真孝惠子＂而予以斩尽杀绝。司马迁明确指出这是＂阴谋＂。我们在编写《中国历史纪年表》时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少帝＂刘恭四年、＂少帝＂刘弘四年取代所谓的＂高后＂八年。     

"饮中八仙"的演化与李白为"翰林供奉"的时间问题

考索现存资料,知盛唐"饮中八仙"有两说:一无裴周南,一有裴周南,迄今仍没有为大家认同的解释。实际上,"饮中八仙"本来就不很固定,是盛唐俗传的结果,而人们乐道的长安会饮是不太可能的,李白开元、天宝间两入长安的史实也为"饮中八仙"的演化增一佐证。同时,"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分野于开元二十六年,及此年前后李白仍在长安为"翰林供奉"的史实表明:开元间李白确实到过长安,寓居时间在十年左右。准此,李白这段时间的作品就需要重新编年、重新研究,《新唐书.李白传》也需要修正。     

关于事件化自指用法中“之”的特殊用法

本文指出了作为事件化的自指标志的结构助词之的两处很少被提及的使用环境:一是用于分句间,一是用于状谓间。其作用同用于主谓间一样,标志着在具体语境中,这种分句与分句的关系、状语与谓语的关系已是一个不能拆分的体词性语言单位,充当句子的一种成分(包括分句)。     

关于事件化自指用法中"之"的特殊用法

本文指出了作为“事件化的自指”标志的结构助词“之”的两处很少被提及的使用环境：一是用于分句间，一是用于状谓间。其作用同用于主谓间一样，标志着在具体语境中，这种分句与分句的关系、状语与谓语的关系已是一个不能拆分的体词性语言单位，充当句子的一种成分（包括分句）。     

“绿色话语”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自然观的重构——基于“雾霾”事件的反思

近年来,持续的雾霾天气不仅给公众带来了谈"霾"色变的群体性心理恐慌,而且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造成了严重阻碍。揭开"雾霾"的面纱,隐藏在"雾霾"事件背后的秘密是一场人类与自然之间事关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博弈。在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中,由于缺乏科学的认识和合理的规划,自然观在认识与实践、宏观与微观、集体与个体三对基本范畴中发生了错位。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自然观的理性回归需要做到认识与实践相统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集体与个体相均衡。在"绿色话语"下重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自然观,自然观与发展观的对接是前提,冲突解决机制的运行是必需,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保障。     

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的五次战役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上句,为运动战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共歼敌23万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至“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多元背后的“独音”：台湾媒体话语框架之对抗——以“旺中案”为个案研究

通过分析“旺中案”事件,解读台湾媒体话语权之争夺,侧面了解台湾媒体生态与媒介话语竞争现状,试图回答台湾媒体如何运用不同话语表达不同立场、呈现了怎样的媒介话语框架,并期望据此探究台湾媒介多元话语现象背后所体现的社会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