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国维的思想看王国维之自沉

为探讨王国维自沉之谜，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分析了王国维的人生观念、生活经历以及时代背景。王国维自沉之原因在于：王国维认为天才越大，痛苦就越大，他的人生态度是悲观的，而对尘世的热情进一步导致了他异于常人的敏锐感受和强烈痛苦；他恪守着忠与义的人生信念，而家庭成员的过多离去使得他对死亡不再恐惧；时世的混乱与多变使得敏锐而忠义的王国维悲哀而无奈，他要保留自己的忠义与信念，更不愿意让别人侮辱他的忠义与信念，于是他选择了离去。     

从离俗到流俗——试析刘震云小说中当代知识分子形象的演变

刘震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着演变,从背离世俗的清高到融入世俗的无奈,最后到流于世俗的沉沦。刘震云勾勒出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滑坡、人格退化的发展趋势,并以此传达了他对知识分子本身弱点的批判和对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失落的思考与重建的呼唤。     

在激进与传统间徘徊——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二元心理态势探究

知识分子的心态思想是一个社会思想变迁的晴雨表。近代自觉觉人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普遍有一种从早年充满激情和理想,到晚年传统与保守的心态历程。看似矛盾的二元心态是近代知识分子在东西方两种文化夹缝中,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而显现出的在激进与保守间徘徊的两难文化抉择。     

王国维“古雅说”的内在矛盾

1907年,王国维提出了"古雅说"的概念,这是其学术兴趣从西方哲学转向了中国传统的标志。这个概念糅合了天才说与平凡主义、典雅与自然、审美独立与美育普及等观念,是一个矛盾体。"古雅"观念的内在矛盾,不仅反映了王国维早期美学观的混杂,也反映社会大变革时期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思想困境,其本身构成了中国学术现代性建构的一部分。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人文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具有重要作用.从制度与发展的关系来看,人文知识分子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引导观念转型,最终促成了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从制度变迁的模式来看,人文知识分子作为政党核心力量参与领导制度革命和献身社会改良.同时,这一群体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包括身份的“双重性”、乌托邦情节以及受文化变迁的内敛性制约等等.     

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     

《殷虚书契考释》作者考辨

距今六十年前,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湖水里,他的死,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对于他的死因,后人作了种种揣测,迄今尚未得出定论.最流行的一种看法,是认为王国维被罗振玉逼迫而死,并捏造出种种传说,为这种观点提供事实根据,世人不察,反而信以为真.不少人甚至错误地认为,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不是自己所作,而是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     

王国维“殉文化说”质疑

王国维自沉是王氏晚年遭受意外打击的一种生存反应。“殉文化说”对审美文化理解的误区在于割裂了文化的延续形态和连续体性质。王国维生活在中华民族面对西方文化冲撞并在被动中接受西方文化之时,他由主动迎合变法而译介西方文化到晚年以保守主义固步自封,最终又为家事...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这种哲学精神的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属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范围,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也一直沿着王国维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就开始了,但"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著作,虽然有西方哲学思想的支撑,也明确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这一纯哲学概念,但在诗学的哲学观念上,王国维比鲁迅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也更早提出,且王国维除了理论外还有哲学诗创作实践。只是,由于王国维观念的先锋和产生在白话诗之前等原因,致其诗学观念至今无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智者·长者·史家——王蒙后期小说创作心态考察

王蒙后期的小说创作背后有这样三种潜在的心态：智者心态、长者心态和史家心态。智者心态使他降低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长者心态使他看透了代际隔膜的悲哀,而沉重的史家心态则使他的书写在当下面临一种尴尬的处境。这三种心态构成了晚年王蒙一套成熟的心态结构,制约着他的小说的话语与叙事。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余英时的知识分子观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余英时先生对知识分子问题予以较多关注,为其学术思想注入了一种实践活力。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并利用"道"来改造世界。为了保证"道"的庄严和纯正,知识分子特别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由于时代的变迁,现代知识分子面临政治与文化上的双重边缘化。     

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     

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

晚清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作为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和文化的创造、传播者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晚清的文化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他们的文化份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文化角色地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蜕变过程,由传统型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推动了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从《新上海》窥探近代上海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心态

近代小说家陆士谔生活在清末民初时期的上海,这个时期上海的社会文化环境给他提供了从更深层来观察知识分子的外在契机,使他能够超越同时期知识分子的普遍文化心态,主动地从中心位置向边缘游离。辛亥革命前夕,他创作了被称作“清末十大谴责小说”之一的长篇小说《新上海》,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他本人以及当时上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某些超越于同时代的边缘化心态。     

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分析

知识分子是创造、阐发、传播、运用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创新并具有社会主导价值示范作用的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发展变化。知识分子阶层经济地位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进度。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观念带来了深刻影响。     

“百花时代”爱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心态

"百花时代"的爱情小说是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心态的重要文本,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极其微妙复杂,主要表现为三种心态:忏悔与救赎、矛盾与焦虑、悲情与感伤。上述心态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知识分子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圣”“贤”的现代困惑——鲁迅《故事新编》的文化阐释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人所共识;但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文化心态是极其复杂的。他的《故事新编》全部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是对英雄传说、先哲故事稍加点染而成的“新编”。八篇小说广泛涉及了对现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的各类古代先人,其创作历时13年,可以说,《故事新编》中融入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对知识分子现实姿态的认识。本文通过对《故事新编》的解读,阐释鲁迅复杂的文化心态,展示其独特的精神世界。     

王国维戏曲观念的重思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戏曲史学的开拓者 ,他的戏曲观念影响很大。但是 ,由于王国维本人受西方戏剧观念和传统学术研究观念的制约 ,他的戏曲观念仍存在着缺陷 ,主要表现在研究中国古代戏曲上过于强调戏曲的文学性而忽略戏曲的其他因素 ,尤其是戏曲的表演。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以后的戏曲史学研究 ,使戏曲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戏曲概念、起源问题仍然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 ,我们今天在建立科学的民族戏曲史学时 ,必须重新审视王国维的戏曲观念。     

贾植芳的比较文学观

贾植芳有自觉的现代知识分子意识，一生上下求索、历经磨难，其观念和经历使得他对比较文学研究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他强调文学研究要有世界眼光，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与社会生活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应该有助于中国现代精神世界的建设。这些思想对解决目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很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