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

黄遵宪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多年的外交生涯使黄遵宪逐步形成法律思想并最终确立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他在输入近代西方法文化、主张“以法治国”、批判“治外法权”、创设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遵宪的“民歌情结”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他受到过民歌的熏陶,自幼喜爱民歌,他还主张搜集民歌,研究民歌,是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先驱。他进步的民间文学观和“民歌情结”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黄遵宪善于吸取民歌的营养,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二、他吸取民歌中的“情真”说,主张写诗要情真、意真、抒发我之心声;三、“民歌情结”赋予黄遵宪部分诗篇以民歌风味。他晚年的创作及其对“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也鲜明地受“民歌情结”的制约。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辜鸿铭及其文化建设思想

辜鸿铭因政治观点保守,与时代格格不入而遭人遗忘.但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新思考辜鸿铭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独到贡献.辜鸿铭最早探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主张采纳西方文化的拓展精神和进步理念,走出一条基于传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他创造性地研究国学,使国学走出故道,进入世界性文化大背景之下.他创立"中国学"及述译中国典籍,使西方学者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辜鸿铭是一位积极的文化建设者.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所见晚清开明士人的近代化观

黄遵宪(1848～1905)的一生,经历了晚清急烈的政治变局。他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备极屈辱的历史,也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苗民起义、回民起义、义和团运动等反复抗争的历史。黄遵宪作为为数不多的亲历在列强侵华背景下多次政治风暴,又以外交官身份亲身实地感受到先进国家政治文化气象的开明知识分子,他对于近代化的认识与主张,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自序》中写道,“奉使随槎”,“居东二年”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专心“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日本杂事诗》…     

试论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的运用

黄遵宪是晚清“新派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领域,其中虽然使用了一些新名词,但这些新名词的使用并没有给他的诗歌格律造成任何影响。分析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的运用,可以发现,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仍然恪守着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原则与审美趣味。     

理论的语境转换与批评的现实规范--试论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后革命"视点

大众文化的产生、崛起与发展 ,是文化发展中具有重大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 ,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 ,也解决了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 ;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 ,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所以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 ,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 ,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     

马丁·布伯论“东方精神”的价值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马丁·布伯运用其独特的“对话哲学”的方法 ,对东方文化进行了重新发掘和阐发。针对“西方中心主义” ,他主张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他认为 ,东方各民族不仅表面相似 ,而且它们拥有统一的精神内核 ,“东方”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单一精神特质。东方的“教言”具有拯救当代西方颓废文化的力量 ,西方在面对未来挑战时 ,必须与东方同行。中国道家的超越精神 ,可克服当代西方的功利主义     

“自我”与“他者”视野下的晚清使西人员心态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中,开始派遣使西人员,以了解西方。这些使西人员由于亲身体验到西方作为“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与中国的种种不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是萦绕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体现在他们心态中主要表现为四种张力关系,即“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张力关系;“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以及“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的张力关系。     

中国文化出路与新儒家唐君毅

针对近世中华的文化危机，新儒家的领袖之一唐君毅营构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在他的中西文化观中涵盖着寻觅中国文化出路的思想，提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及中国文化的缺失问题等基本思想和观点。他认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中国未来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根基，在这个前提下方可吸纳西方文化精神的实践理路，“纳方于圆”、“返本开新”。并以此为他的文化践履导向。然而他所要重创的中国文化的途径受制于“道统”、“政统’哟文化精神，必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