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图书馆

一、从一个绰号谈起 马克思说过:“生活——便是工作,而工作——便是斗争。”他这么说,也真这样身体力行了。从青年时代起,马克思的学习战斗生活就很紧张,后来流亡国外,经济上又常陷入困难境地,但其家庭里却始终充满着乐趣。 马克思善于起绰号,并把给亲友们起绰号视为一种生活乐趣,他     

“呼保义”剖析

《水浒》中,梁山泊上众多的义军头领,都有个诨名。鲁迅曾经指出,这些诨名“着眼多在形体”,“或者才能”。后来做了“山寨之主”的宋江,也有个“山东、河北闻名”的诨名,叫做“呼保义”所谓“呼保义”,意即“呼群保义”。《水浒》说:“唯宋江肯呼群保义”。     

肉死象之白骨:唐修《晋书》中小说史料的“细节”意义

唐修《晋书》由于大量取材于小说的缘故,自成书之日起就受到许多学者的诟病。其实,《晋书》采用大量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叙事风韵摇曳,人物精神生动,犹如“颊上三毫”,体现了小说史料在《晋书》修撰中的“细节”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晋书》作者也艺术地运用小说史料,那些看似闲散之笔的小说史料,正是曲折隐晦地反映历史真相的珍贵细节。《晋书》对小说材料的取舍,有着深刻的意义,这或许正是《晋书》作者的“春秋笔法”。总之,《晋书》中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历史叙述更圆通、更完整,正像是“肉死象之白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鲁迅《孤独者》主人公命名本意

鲁迅小说一些人物的命名,确实独具匠心,深含寓意,绝非信笔由之,正显出作者的深刻博大来。如阿Q、孔乙己等,已有多人谈及。鲁迅给《孤独者》主人公起了“魏连殳”这个怪名字,我以为,个中亦有奥妙。查《辞源》,魏,“魏然。独立貌。”连,“相续不绝也。”殳,“兵器,长一丈二尺。无刃。”将三字连在一起,似是此意:独立不倚地接连不断地舞动着长而无刃的武器。再作引申:孤独地不断地以个性主义为武器进行战斗(鲁迅在驳杂繁多的中国古代兵器中,独取“殳”者,正因其无刃——因个性主义对于强大的旧势力来说,确是驽钝无刃的)。如此看来,“魏连殳”者,孤独者也!——但是是不停地战斗着的。     

政策可以起法律作用吗?

“政策可以起法律作用”,可以说过去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观点,至今也还存在着它的某些痕迹。例如有人认为,“当某一方面的法律尚未制定出来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讲,政策也可以起法律作用”(见《光明日报》1979年12月2日李步云文)。“党的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法律的作用”(同上报79年2月24日孙国华文)。文章的作者虽然加了“在一定程度上讲”、“在一定条件下”这样一些限制语,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明政策起法律作用的时间限制和作用的范围,也没有具体指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政策才能起法律作用。这就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回到“政策可以起法律作用”的传统观点上去,因此需要加以澄清。     

学术争论需要好的论坛

我既是《学术月刊》的一位忠实的“老”读者,也是《学术月刊》的一位新作者。说我是“老”读者,是因我1974年在西安工作时,因为特殊的工作关系,竟然读到了《学术月刊》“文革”前的所有经济类的文章。当时我还只是一个经济学的业余爱好者,并不可能完全读懂那些文章,但《学术月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文革”后《学术月刊》一恢复,我就成了忠实的读者。后来我又成了《学术月刊》的作者。正是因为与《学术月刊》有     

《周易》的编纂和编纂者的思想

一、《周易》的編纂《汉书·艺文志》說《周易》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是传統的說法。孔子不作《易传》,从宋欧阳修《易童子問》提出疑問,經今人的研究,可說已成定案。至于伏羲、文王以至还有神农、夏禹和周公,过去也被认为和《易》都有关系,但异說紛纭,誰也沒有充分的証据。今人研究,則不肯定作者。郭沫若先生在写《周易的时代背境与精神生产》时說:“易經是古代卜筮底本。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也不必是一个时代。”聞一多也說:“卦爻两辞,本非出自一手,成于一时,全书卦爻异义之例,曷可胜数?”郭沬若先生后来作《周易的构成时代》一书根据《易》五条爻辞說“中行”,认为一定是指晋中軍将     

“短命二郎”考略

《水浒传》梁山泊水军将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绰号分别是“立地太岁”、“短命二郎”和“活阎罗”。阮小五为何偏名“短命二郎”?金圣叹于贯华堂七十回本《水浒》借此大发人寿有限、人生无常的感慨,说什么“作者特于三阮名姓,深致叹     

《桃花扇》的思想评价问题

《桃花扇》在副末开场的《先声》出里,借老赞礼之口,说明了它的思想内容,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也就是通过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歌妓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来抒写作者对南明一代兴亡的深沉感慨。这种感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悲哀伤痛吗?是的,但又不仅仅是这样。它还有更深刻的内容,就是总结南明覆亡的历史教训,对活跃在那一时代的人物进行褒贬,并指出在那严重的历史关头人们所应该采取的态度。正如作者在《小引》中所说的那样,要使观众通过“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从而“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因此,这是一部具有深刻政治内容的历史剧。     

从“《读书》奖”事件看理性的重要性

本来,“长江《读书》奖”的评选是读书界的一件幸事。但大概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评奖竟然评出了一个“《读书》事件”。据笔者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观察,这个事件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内容,一是有人评判这个奖有失公允,基本上是《读书》自己的人（编者和作者）给自己评奖,谓之创“中国学术腐败之新高”;二是由此引发了一些人对《读书》这两年来立场的不满,使之成为宗派的刊物;三是对《读书》的批评引发了一场斯文扫地的人身攻击。在香港的《读书》作者、“长江奖”评选委员会委员甘阳在没有弄清楚批评他的文章作者的情况下,用典型的“文革”…     

一部很有学术深度和创见的瑶族社会史著作 --莫金山著《瑶族石牌制》评介

最近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广西民族学院莫金山副教授的著作《瑶族石牌制》。作者送一本给我阅读 ,请我“指正”。说来有缘 ,我本人既非少数民族也非广西籍人 ,但是从 1 965年到广西工作后 ,一直把广西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90年代以来也研究了广西各民族的宗法制度 ,对瑶族的“石牌”、“油锅”,苗族的“鼓社”、“埋岩”,侗族的“合款”,仫佬族的“冬”,京族的“哈亭”、“翁村”等制度和组织 ,也有过研究分析。所以当作者将书送我时 ,便觉得选题很有价值。近日读毕全书 ,更使我有了这样的看法 :这确是一部很有学术深度和创见的瑶族社会史…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谈联想和想象在写作中的作用

一据说高尔基是这样创作《母亲》的 :作者在索尔莫沃工业区举行的“五一”示威游行队伍中看到一位老妇人向群众宣传革命 ,并愤慨地讲述了他两个儿子为革命牺牲的经过。这使作者深受感动 ,想写写这位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母亲” ;但关于这老妇人的事就只能了解这么多 ,如何写 ?于是作者从日常生活中所见过的革命妇女身上“借”事情、“借”语言、“借”肖像 ,从而组装出一位令有尊敬的革命母亲形象。想象和联想不仅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 ,而且在描写景物时能使其更突出 ,更理想 ,富有感染力。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 :　…     

在悲喜剧的背后——论《围城》的文化与人生底蕴

<正> 一部伟大的作品如一座蕴涵丰富的宝藏,人们似乎永远无法穷尽它.《围城》就是这样一部巨著.它以其无法抗拒的艺术魅力,超时空地吸引着读者,又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不断地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作者钱钟书以调侃、戏谑的笔调,无所不在的嘲讽,使作品充溢着强烈的喜剧色彩.然而,读者掩卷之后,感到的却是无法释怀的悲哀.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围城》这部悲喜剧撕破的是什么?毁灭的又是什么?在作者所叙述的几个人物的令人又喜又悲的人生和爱情故事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文化和人生底蕴?学贯中西、博古通令而又有着惊人的人生智慧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超越了特定文化的局限,以一种深刻的批判眼光,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独具慧眼的评判.同时,他又从哲学意义上对人生价值和命运作了最深层次的探索.《围城》是钱钟书“对特定的社会人生和历     

生活的潜流——就《玉镜台》的评价问题与王季思同志商榷

鲁迅说:“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这是因为,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赏鉴总是受着个人思想水平、生活体验、审美趣味、知识修养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往往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另外,从艺术批评史角度而言,一部作品,能长期引起广泛、热烈的争论和探讨,是作品本身思想性丰富和深刻的一个标志。世界文学名著《红楼梦》《阿Q正传》《哈姆莱特》无不是这样。关汉卿的一些杰作也是这样,对其杂剧《玉镜台》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就有争议。王季思同志两篇全面研究关汉卿创作的论文,对《玉镜台》一剧就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在第一篇文章中指出:     

“作者的说明,以少为是”——学习鲁迅短篇小说的一点体会

鲁迅在给一位小说作者的信中说:“《八月》上我主张删去的,是说明而非描写的地方,作者的说明,以少为是”。在指导其他一些青年作者时,他还曾多次表述过这个主张,甚至在作品的遣词造句上,也十分重视这一点,如给李霁野的信里曾做过这样极其具体的指导:“结末一句说: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得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虑”,因此主张改成“含着别样”或“含着多样”。鲁迅的这些话虽然是针对具体作者的具体作品而发,却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小说创作的重要原则。他所说的少作说明,有所蕴蓄,如果用更精确全面的话来复述,就是恩格斯指出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     

“惯性运动”与精神支柱

有一年春节,北京四中的一些五十年代毕业的老同学聚会。这些人事业上都有一定成就,但又饱经沧桑,经受了不少磨难。闲谈中,大家谈起这样一个话题:咱们遭受这么多坎坷、挫折,为什么还拚命工作,谁也不肯停下来呢?这时,一位物理教师回答说:“物理上有个惯性定律,静者恒静,动者恒动,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接受了党的教育,党给了我们动力,使我们朝着一个目标运动起来,既使在逆境中,仍可保持运动的惯性”。 多么可贵的“惯性运动”。这种精神上的“惯性运动”比起物质上的“惯性运动”来,更坚定、更持久、更目标始终如一。物质的“惯性运动”受外力作用只有一次,而精神的“惯性运动”则可以持续不断地从党那母亲般的乳汁中汲取动力;     

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

《金瓶梅》也许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令学者尴尬的一部作品.凭它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与哲学思辨色彩,凭它对人类、人性、生命悲剧的深层思考与把握历史命运的企图,凭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精湛的写实艺术,它完全有理由跻身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列,但《金瓶梅》至少到目前还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殊荣.《金瓶梅》“秽书”的恶名毕竟太响亮了,任何一个严肃的中国学者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面对这个问题.五十多年前对《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划时代评价的郑振铎先生,谈到《金瓶梅》的意义,也只得斟词酌句地说:“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①(重点号为笔者按)谁都能看出郑振铎先生的真实用意,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郑振铎先生只好用“如果”这样的假设虚晃一枪,以达到充分肯定《金瓶梅》价值的目的.     

至尊之位 至卑之人——《水浒》宋徽宗赵佶形象赏析

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著作中,很少有把帝王作为反面形象塑造的,而《水浒》作者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成器的亡国之君。让我们来看看施耐庵是如何塑造宋徽宗赵佶这一形象的?也看看这个形象在人们中产生了什么后果? 一、“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第八代皇帝。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最高头子,虽然身居至尊之位,但是,《水浒》的作者却有些“免俗”,并未给他戴上什么灵光圈之类。作品一开头,就是那么实实在在、朴朴素素地介绍了他的素质:     

哈德利堡式的悲闹剧──一评柯云路的“生命科学系列”

本文成文时，《柯云路生命科学系列》（以下简称《系列》）收入《大气功师》、《新世纪人《人类神秘现象破译》和《面对气功界》。《生命特异现象考察》（上、中、下）实为续篇，本文将它们统称为“生命科学系列”（简称“系列”）一并讨论。洋洋数百万字的这几部书已“在中国大陆发行数百万册”。凭了它们，作者自称完成了“一个基础的、也是划时代的工作”，即“向全人类公证”“人体特异功能、气功高级工夫”，宣传“气功具有巨大功德、巨大科学意义”，并且“希望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气功的事业”。柯云路是文学作者是没有疑问的，但这样…     

焦循《孟子正义》的诠释风格

焦循作为综合吴、皖而起的扬州学派的代表,其《孟子正义》把朱熹、戴震“经世致用”的诠释理念提升到“自觉”的理论高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一并实现了实证与创新并重、理论与经世并重的学术路线,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的穷经、明道、救世观,在诠释理论和诠释实践中得到双重落实,也由此而使之以既不乏创新与发挥,更注重实证与贯通的兼容并蓄、博大会通的学术特色,成为超越一般补苴拾掇的纯粹考据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