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

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一封信中察觉到,他和马克思过份强调了社会意识在内容上来源于社会存在,忽略了社会意识形式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并告诫后人"今后注意这一点"。然而,这一"过错",在百年后又得以重演,社会意识形式被意识形态化了;社会科学亦被意识形态化了。社会意识形式与社会意识形态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为社会意识形式是对人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反映,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特定阶级利益的反映。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利于社会意识形式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论意识形态的文化意义

在文明社会中 ,意识形态具有多种社会功能。除了充当一定社会的维护意识之外 ,意识形态还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它是文明社会精神生产的重要场所 ,是人类文化的主要积聚地 ,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基本文化背景和土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 ,不仅是对意识形态阶级特性的揭示 ,而且也是对意识形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的探究 ,是对意识形态与文明社会发展关系的辩证思考     

论文化的包容性

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生成与发展的。文化的多样性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取决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形式的多样性与内容性质的不同。在世界文化大家园中,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存在,是文化具有包容性特征的重要表现。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的视野中,文化具有包容性的特征,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包容是绝对的、无限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是有条件的包容,是一种选择性的包容。在阶级社会中,体现不同阶级利益、反映不同阶级立场的核心文化内容,不但无法包容,还有可能是针锋相对与冲突的。     

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文化与经济互动的视角

文化企业是文化与经济互动的微观机制,既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又是一种精神传播媒介,同时具有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文化企业的双重属性决定了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包括:商业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文化责任和公益责任.其中,文化责任又包括文化传播责任、文化创新责任和价值观引导责任.文化企业应当主动肩负起社会赋予的文化使命,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自身品牌的提升.     

阴阳辩证——试析中国古代的思维结构

本文所要研究的思维结构,是一种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它与特定的“民族文化结构”和“民族社会结构”一样,也是在一些民族漫长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构造、积淀下来的历史成果。所不同的是,这一思维结构较之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有着更大的隐蔽性和抽象性,它甚至可被视为一种无内容的形式,是一种思维定势和心理框架。然而这种“无内容的形式”一旦形成,便又会反过来决定和制约着具体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创造过程,即赋予那些“无形式的内容”以特定的结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     

文化软实力的三重审视--以科学技术为基点

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具体形式表现为:作为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形态的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作为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是文化软实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的更新和发展也丰富了文化软实力的资源。作为生产形态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文化软实力资源信息化,渗透到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之中,为文化软实力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成为该社会的意识形态,被用来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社会保险文化的构建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它包括了这个社会的一切。从广义上讲，文化可分为政治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具体的，精神文化是抽象的。如人们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社会组织、相互关心、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狭义即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配套设置的组织机构和相关的办事制度、工作纪律。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从1964年伯明翰大学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算起,伯明翰学派在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对世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伯明翰学派在阶级研究、亚文化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大众传媒研究等诸多领域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独树一帜,具有跨学科的鲜明特征。总体而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他们总是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基于卡茨尼尔森框架的分析

借鉴卡茨尼尔森等关于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框架,本文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在文化层面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考察了三方面的内容:阶级话语的消逝及其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影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及其悖论;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阶级形成中的"发声".本文的研究发现包括:其一,阶级话语的消逝导致了农民工问题表述中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并存,造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尴尬错位,并引发了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巨大张力;其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一方面具有遮蔽现实、充当社会水泥的功效,另一方面这种建构因不得不以乌托邦为参照系而构成了一种对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现实的迂回批判,反过来为农民工及其后代对自身的处境予以反思性认识,提供了一面镜子;最后,打工文化的兴起,为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结构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本观念及其文化结构体系发展到现时代,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呈现出的一种新的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文化整体结构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全面把握由不同文化形态、不同意识形式要素所共同构成的这个体系的整体结构特性,这是建设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学术之根本和历史之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只能由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决定;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同时担承的特殊文化形式和一般文化传统的角色,又内在地要求自己时刻关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的发展,不断增强自己对现代人类文化精神的包容性.社会文化反映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以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为中介,这构成了文化功能整体结构的基础层面.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结构中,既包括有明显意识形态属性的因素,也包括那些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范畴的因素,这二者的融会和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整体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重视文化结构体系中社会心理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为中介反映社会生活,以发挥其认识社会生活和道德教育的功能,这是其文化功能整体结构的又一重要内容.     

资本主义与民主共存的幻象——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虚伪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批判了早期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与政治上民主并存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剥削关系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这种特定的经济形式下所决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关系与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政治平等并行不悖。而且，这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通过民主制的意识形态机器不断强化，使社会主体扮演着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结构性权力压迫，列宁的阶级理论对于整合社会不同抗争群体，戳穿资本主义民主幻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媒介文化生产与地域文化意义的构建

地域文化是由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精神共同构成的。对地域文化意义阐释的唯历史根据和唯历史话语,忽视了地域文化结构中的现代文化元素,是一种狭隘的历史化解读。媒介文化对地域文化现代性质产生重要影响,构成地域文化现代面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媒介的传播活动,造就了人类延续于今的精神交往面貌和信息传播智慧,也形成了与不同地域社会生活相对应的媒介文化特性。这些特性不断融入地域文化的整体内容中,对地域文化进行意义构建的文化再生产活动。它拓展了地域文化的意义空间,也赋予了地域文化意义新的价值内涵。     

丰富文化形象与叙述形式——对大众文化服务意识形态创新的思考

大众文化的兴起展示了日常文化生活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融的生命力,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大众化尝试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和空间。文化的商品化和信息传媒化进一步使得承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文化以更加开放、简洁的形式融入当代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在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对大众文化内容的融合与对大众文化商品形式、传播途径的借鉴,最终能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形象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传播,以更灵活多样的文化形式实现意识形态的种种功能创造条件。     

社会改革与家庭——首届中国家庭文化理论研讨会论文

家庭文化是一定社会的家庭物质文化生活形态和精神文化生活形态。家庭的物质文化表现为家庭的建筑、陈设、生活资料、服饰形式、饮食状况、家庭结构、种族等物质性内容。家庭的精神文化表现为家庭功能,伦理原则、家庭关系,生活方式、价值观、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精神活动特点,以及社会关于家庭的法制。家庭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家庭与社会文化具有同质进化的紧密关系。因此社会的变革也引起家庭生活的变革。 一、家庭是社会的“文化集成” 不同时代的家庭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载体和表现。家庭文化与社会、民族、历史的文化具有趋同性。因为家庭生活是社会的物质文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密切相关。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空前民族危机,马克思主义因其所展现的美好社会价值理念而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以其所具有的革命性、现代性和与中国文化的相融性特点而取代传统文化,居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使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其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这一主流价值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中被不断地赋予中国特色的内容,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思想理论基础。     

“新秧歌”作为仪式的符号象征与话语建构——20世纪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

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新秧歌"是传统陕北秧歌与借助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表现工农兵生活、实现文艺大众化,进而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策略遇合的产物,它赋予传统民俗活动以全新的艺术职能和社会功能,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艺术注入了革命、阶级、进步等象征性符号文化内涵,这一改造置换本身,使得"新秧歌"具有一种包含策略诉求的仪式表述意味。由全新的符号存在和象征表述所构造的这一仪式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文艺形式的创新,更包含了深刻的话语建构诉求。在种种文化使命的规约下,经过改造的陕北秧歌已不再是民间的狂欢,而已然衍化跃升成为了特定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宣传和民众动员的红色仪典。     

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探析

一、社区体育文化的内涵根据何肇发、黎熙元的观点:“所谓社区就是指一定地域内的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它是基于同类型社会生活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地域性社会。”社区体育文化是指人类体育实践活动及其产品(物质与精神产品)在社区这个特定时空内的反映与体现,它包括社区体育物质文化、社区体育制度文化和社区体育精神文化三个方面。     

中产阶级的文化符号:《时尚》杂志解读

中产阶级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显赫的称谓。这个阶级的具体界定虽然尚不明确 ,但它的身份、地位和趣味却日见凸显。人们对优裕物质生活的向往本无可非议 ,但这个阶级在享受制度化、格式化的物质生活的同时 ,却也付出了精神独立和被物质欲望支配的代价。另一方面 ,表达这个阶级趣味和意识形态的陈情者与代言者也应运而生。《时尚》杂志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中产阶级的文化符号。它表达的所有内容和倾向 ,集中地体现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已经有了标准的中国版 ,这个标准就是《时尚》提供的标准 ;而“中产阶级”的身份向往 ,可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未被道出的最大“时尚”。     

关于艺术的阶级性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由广西区教委组织编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讲到什么是社会意识形态时,提出:“社会意识形态是指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它有鲜明的阶级性。”（见该书93年第一版、96年第四次印刷195页）学生们看到这句话,认为什么艺术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1997年该书发行第二版,对原书各章节都作了较大改动,在讲社会意识形态时,把“在阶段社会里,它有鲜明的阶级性”这句话删掉了。在社会意识诸形式中讲到艺术时,有下面这段话:“在阶级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的艺术,不仅具有不同的内容,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在社会主义时期,先进的、革命的、阶级的艺术也是一种革命斗争武器。当然,也有些艺术表现了人们共同的情感,并不是表现某个特定阶级的感情,为某个阶级服务。因此,我们在研究艺术作用时,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但又不能简单化,要作具体分析。”（见该书97年第二版185—186页）。     

意识形态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探微

从意识形态和文化两者的相互作用、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冲突等方面进行研究,它们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在某一个确定时段内,文化乃是某种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基础和结果;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并指导着文化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