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辩逻辑学”解构(上)——从《小取》的逻辑矛盾看墨辩与逻辑学的根本区别

“墨辩即逻辑”一说,梁启超创立于前,胡适张扬于后,至今成为神圣的教条,其实是历史的虚构,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虚构的“墨辩逻辑学”进行解构。本文认为,墨辩是墨家的辩论理论,包含逻辑学的萌芽,但没有发展成逻辑学。墨辩与逻辑学有根本的区别,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对立的,逻辑学用抽象方法研究推理形式,墨辩则用直观方法研究具体推理,由于没有判定推理是否有效的形式标准,推理的取舍以具体内容为准,结果被语言现象和意识形态引入迷途,走向逻辑的反面,即逻辑矛盾。矛盾的症结就在《墨经》的《小取》篇。     

晏子的“和同”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晏子不仅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且还是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和”“同”思想不仅前承了史伯,而且在哲学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而且还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本文探讨了晏子的“和同”思想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意义。     

“墨辩逻辑学”解构(下)——从《小取》的逻辑矛盾看墨辩与逻辑学的根本区别

三、墨辩与逻辑学的根本区别墨辩为什么会受语言现象和墨家意识形态的支配呢 ?追问下去 ,我们就会发现墨辩与逻辑学有根本的区别 ,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是相对立的。(一 )两种对立的推理理论 :墨辩与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的根本区别本文所谓逻辑学指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以思维形式主要是有效的推理形式作为研究对象 ,目的是提供一个可以为全人类共享的思维工具或推理工具 ,有关推理的理论构成了逻辑学的核心。墨家也研究推理 ,其目的正如郭沫若所说 ,主要是为“辩敌致胜” ,而不是“专为寻求真理”。 目的的不同决定了研究对象的不同。…     

晏子拒赏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子是一位正直廉洁的贤相。     

教育本体论的嬗变与素质 教育本体论命题的创化

本文在教育本体论层面上考辩了教育思想史上关于教育起源的生命本能说、心理模仿说、劳动说、社会交往说等教育原生态的论争,论证了素质教育本体论关于“人体潜能素质的发现、破译和开发”命题假说革新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化功能     

运用辩证法建立“假言推理”系统结构图示

运用辩证法建立“假言推理”系统结构图示杨礼清一、问题的提出形式逻辑，它包含有极为丰富的内容，是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着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的“假言推理”中，内容多，规则不易掌握、关系复杂、结论真假难辩，是诸多推理方法中的一个难点。对不少人来说，“有之...     

韩非的形名辩说形式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是战国末年最大的唯物论者,也是一位杰出的实用逻辑家。为适应当时封建统一的法权政治之需要,他提出了“循名责实”、“形名参验”的逻辑理论。他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上,主张依法检名,注重功效,极力反对空谈形名理想、徒论主观法禁的虚辞,把形名与政治统一起来,使逻辑辩说方式能够成为“与世宜”、“与世有功”的东西。他虽然没有从逻辑上直接提出思维形式的具体结构和形式定义来,却在实际运用中总结出一套实用的逻辑方法。从今本《韩非子》五十五篇(尤其是《问辩》、《说疑》、《说难》、《储说》、《说林》、《难言》及《解老》、《喻老》诸篇)的议论形式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概括出韩非形名参验逻辑的五大辩说形式,即辩式、说式、解式、喻式、难式。下面,我们拟就五种辩说形式——予以解析。     

论先秦演绎推理学说的发展和完善

先秦是我国古代名辩逻辑开始提出、发展和创立的极盛时期,因此,作为屯辩逻辑创立的最重要,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推理学说的发展、创立和逐步完善。当然,作为古代的推理学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主要是指的演绎推理,而关于归纳方面的理论在古代都是非常浅薄的。下面,我们从“类”概念的形成,推理性质与推理形式等方面探讨一下先秦关于演绎推理学说的发展过程和完善程度。     

现代形式逻辑的新发展

一 自从弗雷格的《表意文字》1879年发表以来,现代形式逻辑有了巨大的发展。二值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可以看做为“标准逻辑”。现代形式逻辑是“非标准逻辑”。一类非标准逻辑是标准逻辑的扩展,所以它也可以称做“扩展逻辑”。这里包括:模态逻辑、关联逻辑、义务逻辑、时态逻辑等等。标准逻辑的这一发展的特点,在于它的形式系统被运用于原来不适合作形式处理的非形式论证和推理。而所以说是扩展的,乃是因为这种非标准逻辑给标准逻辑的形式联系增添了新的逻辑语汇以及相应的新公理和新规则。例如,模态逻辑中的“必须”、“可能”以及模态算子(逻辑联结词);时态逻辑中的“过去”、“将来”以及时态算子。     

先秦名家琦辞辨微

被称作“名家者流”的惠施、公孙龙虽比起先秦其他诸家来更多地“以善辩为名” ,但看似巧智的言辩毕竟淹贯了切实而确凿的价值取向。非价值中立的名辩态度使那些被讥为“琦辞”、“怪说”的论题未可以戏论漫评 ,然而 ,也正因为如此 ,聪慧的辩者终于未能把名言之辩引上形式化的向度以建构相应的语言或逻辑之学。名家是取论理之途作价值论证的 ,论理与价值的可能暌隔使他们无缘上达价值形而上学之境 ,也使他们的理致因着少了这一分形上眷注而显得内蕴不足     

论谬误模式

谬误模式是谬误理论乃至论证逻辑研究的核心内容。它是一种谬误的结构,但并不是严格的语法学意义上的纯形式结构,因而称为“型式”或“模式”。一个谬误模式包含着比无效推理多得多的信息。在当代标准的谬误模式分析中,对谬误模式的处理一般包括四个部分：谬误名称、型式、例证和谬误性的论证。被分析的有专名的谬误己有百余种。标准谬误论包括５０余种谬误模式。现今的谬误模式研究,运用各种颇有特色的方法,着重深入分析谬误的辩证性、语用性以及它如何从一个本来可以合理的论证蜕变为一个谬误的种种制约因素。谬误模式分析的最重要的作用是澄清和诱发作用。     

论王符的逻辑思想及其特点

逻辑产生于辩论,古代的希腊、印度和中国都大致如此。谈“辩”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的一个传统课题。《墨经》的逻辑思想,是公认的中国古代逻辑学的最高成就.先秦时期,凡涉及思维规律、思维形式的著述,大都要涉及有关“辩”的问题。荀子也是一位逻辑大师,他却是不主张“辩”的。但他又认为“辩”仍是有必要的。王符直接继承了墨荀关于“辩”的思想,而对于“辩”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则更接近于荀子。王符生活在东汉的中后期。当时经济凋敝,政治腐败,天下大乱的端倪四处可见,思想界也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所以他说这是一个“论难横发,令道不通,后进疑惑,不知所以”(《潜夫论·叙录》。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篇名)的时代,王符以强烈的使命感,激烈抨击了当时政治上的腐败黑     

墨子的譬--逻辑学意义的类比

本文澄清了修辞之譬和墨子的逻辑之譬的界限 ;以墨子的“类”、“故”概念阐述了譬的推理和论证的功能 ,指出譬是具有逻辑学意义的类比 ;分析了譬的本质和形式结构 ,论述了譬对当代知识创新和创新思维的现实意义。     

"侔式推理"解构

"侔式推理"是"墨辩逻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侔"是推理、反推理和非推理的大杂烩,"侔"的定义即"比辞而俱行",就是各种"侔"的共同的语言形式或修辞特征的概括,"侔"的内涵属于语言学或修辞学而非逻辑学,"侔"的外延与推理有交叉关系而非种属关系."侔式推理"是对"侔"的过度诠释的产物,所谓"侔式推理"的形式和规则纯属误解和臆造.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谈反驳论证中的比喻推理

比喻推理．就是用比喻的力法来进行的推理。逻辑学的一些研究对象对比喻、比拟、象征等修辞学的方法通常是排诉的，比如下定义。但语言自身的广泛性和综合性决定了语言运用的复杂性：语言常常是把与它相关的学科的方法杂糅在一起以一个整体的姿态出现，反驳论证中的比喻推理，就是修辞学力法和逻辑学推理综合运用的典型。请看例子。例1。知县老爷给史老汉出了一个难题，要他在三天内送来三只怀胎的公牛，如果做不到．就要把史老汉的财产全部充公c尊老汉急得哭哭啼啼地回到了家。听说了这件事，儿媳妇对公公说：“您老人家安。肝去睡吧，到日…     

谈鲁迅运用复合判断推理的特色

谈鲁迅运用复合判断推理的特色焦克唐在《鲁迅杂文艺术特征》一书中说：“鲁迅的全部杂文都是论战性的，雄辩的，表现了明确、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我们说：从复合判断推理的运用上看，鲁迅杂文的这种逻辑力量不仅得之于几种基本推理的运用，而且还得之于由基本推...     

一个不固定的指示符:非形式逻辑的学科品性

人们对非形式逻辑的学科品性的纷争使得非形式逻辑是一个不固定的指示符。非形式逻辑是不是逻辑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形式标准和非形式逻辑的宗旨或功能的理解上,以此来否定非形式逻辑的逻辑属性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在非形式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涉及非形式逻辑的对象、手段和评价标准,虽然诸多观点的侧重点不同或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但给我们认识非形式逻辑的逻辑品性以启示:非形式逻辑是以区分好的论证(推理)与坏的论证(推理)为宗旨的,主要研究日常生活中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非形式论证(推理)的建构、解释、分析、评价和批判的合理或合情的标准、尺度和程序的一般原则、模式和方法的逻辑学科。按照这种观念,一则可以避免将非形式逻辑排除在逻辑在外,二则可以将它与形式逻辑形成鲜明的对照,三则可以避免将它混同于自然语言逻辑、语用逻辑。     

“忮辩”应是“强辩”

中华书局版逯钦立校注本《陶渊明集·读史述》韩非章云:“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失时,白首抱关。巧行居灾,忮辩召患。哀矣韩生、(?)死说难。”逯钦立注云:“忮,疾忌。言君主忌辩者发其阴私,所以辩者每以召致祸患。《史记》本传独载非之《说难》,列举说辩者招致弃身、危身等祸患。”按:逯注误矣。“忮”的本义为“固执,不听从。”后引申为“嫉恨。”《说文》:“忮,很也。”段玉裁注:     

中国古代逻辑史关于“立辞”谬误之探究

“立辞”在中国古代逻辑中相当于推理论证,其论证要素之论题被称为“辞”,论据被称为“故”,组织论证方式应遵循一定规律被称为“循理”或“知类”,这在《墨辩·大取》中就有明确论述:“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这段话同时也说明“立辞”过程如不遵循一定规律就会发生谬误,其主要表现就是“不明故”、“不明理”或“不明类”等,也即在论据和论证方式这两个论证要素中,用以推论之“故”多是虚妄之“故”.不足为据,以及不循理而推,不察类而论等.显然,“文辞”过程如发生这些谬误,定会使思维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