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政府与民间组织互动关系分析

文章通过回顾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革,阐述了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并分析它与政府在社区治理中互动关系的变化———由被动性互动向主动性互动转化。民间组织逐步成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乡村治理视野下中国农村民间组织的政治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深入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发展很快。从乡村治理的视角看,作为农村公民社会载体的民间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和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这主要体现在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与稳定、弥补政府的“缺位”以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     

跨区域治理中的民间组织——以广佛肇一体化为例

跨区域治理是伴随区域一体化或同城化的、一直困扰政界学界的重要问题。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政府,这与其在跨区域治理中担任的主导角色相关。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往往易于忽视活跃于区域一体化中的民间组织,事实上在跨区域治理之中,它的作用不可或缺。基于此,本文辨析民间组织在跨区域治理以及在广佛肇一体化中应扮演的角色,并在推进国家和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探讨如何导入民间组织推动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政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一种比较视角

现代社会中的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主要有：竞争关系表现在二者具有相似的社会功能;合作关系。通常出现在现代民主国家,这种关系的确立是以强大的政党和强大的民间组织为前提;冲突关系主要出现在处于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威权国家,政党通过各种方式禁止新兴民间组织的存在;依赖关系分为双向依赖和单向依赖。双向依赖主要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政党和民间组织互相依靠。单向依赖有民间组织对政党的依赖,这类关系主要存在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政党对民间组织的依赖,这类关系主要存在于一些中央权威较弱和政党整合力较差的第三世界国家。     

试论教育扶贫的社工介入机制：一种国际民间组织的分析视角

国际民间组织在我国开展教育扶贫活动,不仅对我国的扶贫工作是一个开创,而且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也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这些海外国际民间组织给我国贫困落后地区带来的不仅是资金和项目,而更重要的是其全新的理念和管理经验。据此,笔者认为,广大社会工作者应灵敏、及时地对这些活动情况予以研究,分析并提炼其作为贫困和扶贫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在教育扶贫过程中开展具体活动时所需建立的介入机制主要有三个相关层面:学校社工、农村社工和国际社工,从而为它们在更大、更多社会管理领域有序、合理地参与我国的教育扶贫行为做好政策和制度上的安排与准备。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社会资本理论尽管还不够成熟,但是它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我国农村不仅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缺乏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占有的社会资源水平低,农村缺乏现代社会信任,农村民间组织发育缓慢.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以培育组织型社会资本为突破口,通过农村文化建设,培育农村信任、团结和规范意识,同时要消除城乡间的制度障碍,扩大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     

妇女民间组织的发展及其制度环境分析——以“农家女”为例

个案的观察和分析往往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可信性,＂农家女＂这一个案的选择亦出于同样的考虑。从＂农家女＂这一个案中能够看到妇女民间组织在形成之初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以及在发展之中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但是,观察和分析＂农家女＂,亦能看到妇女民间组织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度制约问题。要保障妇女民间组织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必须改革现有制度,逐步改善妇女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     

论危机治理中民间组织联合行动的瓶颈及其突破

民间组织采取联合行动是汶川地震救灾中的普遍现象。这次的联合行动是我国危机治理中一种较新的形式,但是它的两大瓶颈严重制约了救灾行动的有效性,也是今后的联合行动将会面临的瓶颈。这两个瓶颈,一是法律法规制约导致的合法性风险,二是公益热情减退和公益资源锐减导致的联合行动的短期行为。而要突破这两个瓶颈,根本性的途径就是完善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法规,建立联合行动的长效机制,灵活选择联合方式。     

民间组织参与我国贫困治理的角色及行动策略

民间组织是参与贫困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扮演了扶贫资源有益补充、践行微观贫困治理理念/技术、专业扶贫服务供给等多种角色。民间组织的贫困治理行动是民间组织汲取各类资源并将其传递到扶贫对象的过程。在大扶贫格局中,民间组织扶贫资源汲取已由传统的社会领域延伸至政府部门和市场领域,形成了慈善捐助、政府购买扶贫服务、市场化运作（社会企业）等多种扶贫资源汲取策略。相应的,主要形成了项目机制、市场机制两种扶贫资源传递策略。项目机制的运用表明了民间组织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扶贫资源传递的整合,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市场机制（社会企业）是民间组织扶贫行动的策略创新,对民间组织独立实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路向分析——一种宏观视角的审视与判断

乡村治理不但需要有社会学、经济学等“解决问题”的学科介入,更需要有“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考,因为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乡村之所以需要进行治理,一是源于浅表层面乡村的撕裂与破坏,二是源于深层的乡村风俗文化的改变。即,乡村社会功能的变迁与调整是乡村治理的最根本原因,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原因则属表层因素,乡村治理的实质是如何在城乡互动中对乡村进行重新定位、整合。乡村治理需要厘清“乡村”治理与城市涉农社区的“社区”治理之别,针对聚集型乡村和离散型乡村的差异性有治理侧重,否则容易陷入乡村政绩建设而不是乡村社会功能建设的陷阱。《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乡村治理体系转型的开始:由党建“引领”向“党组织领导”转变、由“三治融合”向“一元多方”转变。这种转变既利于聚集型乡村的城市化推进,也利于离散型乡村的防衰治理,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乡村展现与践行。     

资源依赖理论及其对我国乡村民间组织发展的解释

在资源约束下,乡村社会面临着人口、环境、安全、贫困等诸多问题。乡村社会的这种治理困境要求必须激活乡村民间组织等资源主体,共同参与乡村善治。资源依赖理论视阈下,组织间基于资源形成了不同的依赖关系,在依赖关系网络中组织依据关系类型而采取相应策略进行资源的获取、转化和使用,以实现组织的目标。我国乡村民间组织的资源依赖网络中包括政府、企业、村两委、非政府组织等多个资源主体,在资源依赖实践中形成了共生均衡型依赖、共生非均衡型依赖、竞争均衡型依赖、竞争非均衡型依赖的关系类型,乡村民间组织可采取政治回避、合作、疏离等多种发展策略实现自身的存续。     

城郊社区结构异质性及其治理模式选择——基于网络治理视角

我国城郊社区结构的异质性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传统的强化管控方式应对乏力。从网络治理视角出发,运用人口、空间、组织和综合网络中的信任、目标共识、参与者规模与社区能力需求等权变因素,探究不同类型社区对治理模式选择的解释逻辑。结合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对天津市城乡接合部的两个典型社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弱异质性结构社区的网络联系紧密且牢固、节点数量少且集中,适宜采用参与者共同治理模式;强异质性结构社区的网络联系松散且薄弱、节点数量多且分散,需要采用领导者协调治理模式。     

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思考——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农村公共物品关乎农民日常生活,同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具有兼顾公平与效率、吸纳整合社会资源、满足多样性需求等优势。现实中由于多种原因,这一供给模式面临着制度认同障碍、公信力危机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引入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资本理论倡导的网络、信任、合作规范等概念的视角分析民间组织参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意义和面临困境,进而探索推动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新路径。     

网络治理——整合视角下的治理方案

治理理论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增强的当前社会环境中得到广泛重视,在多元化治理机制中,网络治理无疑是一种新型的治理机制。它可以看作是市场化治理和公民社会治理途径的整合方案,主要特征体现为多元行动者主体、复杂人行为假设、互动互惠的政策过程。通过梳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网络治理相关研究,以整合视角从内涵、特征以及应用类型三个方面对网络治理进行综合性解析,以期深化网络治理的概念性认知和理论研究。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     

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法社会学的视角

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作为市民社会重要代表的民间组织起着重要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民间组织的必要性体现在:民间秩序是法治秩序的基础,民间组织可以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影响和监督公共决策实现“善治”,民间组织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民间组织可以保护特定群体的利益并在公共权力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桥梁,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有所发展但仍存在不足,需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促进民间组织良性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西部民间组织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以法社会学为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产生了多元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带来社会失衡,应用法社会学理论研究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可以发现:民间组织能够反映"社会人"的多元化利益诉求,架起公共权利和民间社会的互动桥梁,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西部地区民间组织发育不足,需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以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防止社会动荡和危机。     

农村民间组织的社区整合功能——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阈

农村民间组织是具有互助合作性质的组织。它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并在近十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发展对于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主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切入来阑述农村民阅组织的社区整合作用。具体从农村社区公共精神的孕育、农村社区信任的培养、农村社区冲突的调解和农村基层民主的推进等四个方面阐述农村民间组织如何在基层农村社区中发挥其整合作用。指出：农村民间组织为社区整合提供了观念基础、关系基础、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它的发展对于农村社区整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应该从多方面着手来推进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     

繁简适配视角下中国基层治理行政化的演进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行政化的内在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复杂治理与简约治理在治官权运作与治民权运作两个层面上具有不同意义。治官权运作层面从简约治理转向复杂治理,以及治民权运作层面从复杂治理转向简约治理,是基层治理行政化的两个阶段。从中国基层治理演化的历史过程来看,从上简下繁直至上下同繁,基层治理模式一直保持稳定的适配状态,顺应现代国家政权建设需求的基层治理行政化在其第一阶段能够充分展现治理效能。而基层治理行政化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其第二阶段,治理行政化在治民权运作层面的全面铺开,导致上下同繁的繁简配置模式转向上繁下简的非适配状态。治官权运作层面的复杂治理化简了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的联结机制,大幅降低了基层治理效能。为了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和适应性,中国基层治理需要在“上繁”与“下繁”之间保持必要的均衡。     

反思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不仅带来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变化,也带来社区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新的治理主体的生成,并由此形成社区内部的利益纠葛与紧张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推进社区善治,就需要反思既有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将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纳入社区治理结构,构建社区主体间的合作机制,培育社区精神和合作氛围,有助于在平等协商和良性互动中实现社区利益平衡与和谐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