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主义的确证观

作为知识的一个基本要素,确证理论是当代西方知识论所集中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确证"概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其规范性的特征;二是它与"真"的联系。一般认为,X是得到确证的,仅当它已经或至少能够通过引用一些理由来进行证明,这就涉及到作为理由的信念与被确证的信念之间的支持关系。从结构上看,确证似乎形成一个无限回溯的系列,基础主义要解决的就是确证上的无限回溯问题。基础主义这个"阿基米德"点遭到了反基础主义的批判,当然反基础主义本身在西方也受到了挑战。     

论"温和的基础主义"

我们可以依据基础信念非推论的确证程度,将基础主义分为“强的基础主义”与“温和的基础主义”。要求基础信念必须是确定的、不可错的那种“强基础主义”是一种过高的要求,但放低了这种要求的、允许基础信念只是“初步可信的”、“可错的”的温和的基础主义,或许不失为一种合适的有关确证的解释理论。     

基础主义的批判与奎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观

基础主义作为人类认识论上一种基本的认识路径,试图寻找一个稳固的根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人类知识的大厦。随着近代数理逻辑的兴盛和分析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试图把科学知识建立在逻辑的根基上的现代基础主义再次成为很多哲学家追求的目标。然而,对于盛极一时的古典基础主义,一些哲学家提出了尖锐而严厉的批判;并且现代基础主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也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其中奎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观就是一个有力的代表。     

论邦久的确证的内在主义

重建知识论是邦久哲学的终极命意,而如何理解确证的本质是重建知识论的关键所在。邦久的确证理论经历了前期和后期截然不同的重大变化,在批判基础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基础上,前期的邦久形成了有着重大影响的内在主义的一致主义,但由于内在主义的一致主义逐渐显露出严重的理论困难,邦久最终放弃了这一理论,重新回到了内在主义的基础主义之路上来。     

知觉辩护与弱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与融贯论关于知觉辩护的争论,使得弱基础主义存在可能。根据弱基础主义,知觉信念享有一定程度的直接辩护,同时这些得到部分辩护的知觉信念可以获得相互的辩护支持,从而成为合理可接受的信念。弱基础主义不同于基础主义和融贯论关于知觉辩护的说明,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基础主义和融贯论各自面临的难题。     

斯特劳森的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西方知识论中的主流理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经过笛卡儿、康德、罗素等,一路传承至今。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可以视为是一种基础主义,它试图描述我们人类的思想结构,为经验或客观殊相的知识寻求合理的基础和根据。这种基础主义把基本殊相视为基础的信念,而基本殊相有物质物体和人两个,前者为我们提供指称框架或概念图式,后者为我们的经验提供了出发点和根据。     

对传统基础主义的颠覆:皮尔士论可误主义与科学理性

科学经常被视为人类合理性的典范,传统理性主义者试图从基础主义来说明科学合理性,似乎取得了成功,但皮尔士不以为然。他强烈反对传统基础主义认识论,提出了可误主义认识论。然而皮尔士并没有因此否定科学合理性而走向相对主义,他以"无限探究共同体"取代了康德的"先验自我",重新探索了知识的可靠性基础问题。认为认识的根据和条件是探究者共同体,认识无非就是探究者们在长期探究之后确立起来的一种共同信念或一致性的看法。     

康德哲学的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西方知识论中的主流理论,有其渊远的源流与不同的表现形式。康德的先验哲学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建构性”的基础主义。它努力为知识寻求客观性与普遍必然性的根据。这种基础主义表现为将范畴作为基础的信念,论证范畴对非基础信念(判断、命题)的支持关系。在道德哲学中,它表现为道德的建构主义。康德的基础主义构成了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一个要素,它凸现了范畴在思维中的根据作用,阐发了一种主动的、建构性的思维方式;其缺陷则在于作为基础信念的范畴过于绝对化。     

从基础主义到反基础主义——后现代语境下国际关系规范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分析

强调个体和人类价值的世界主义以及强调国家价值的社群主义是国际关系规范的两种主要思想传统。在较长时期内,两者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国际关系规范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与内容。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两种传统都受到了来自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批评,其结果是反基础主义的兴起。反基础主义质疑价值基础的客观性与必要性,从而成为一种没有伦理规范的道德主义。反基础主义的批判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但由于其作用仅限于解构而非建构,因而很难在解释与改造世界、推动理论发展中起重大作用。笔者由此主张超越反基础主义,在吸收传统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综合性价值框架。     

论罗蒂对基础主义的拒绝

拒绝基础主义是罗蒂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罗蒂把实用主义和作为西方传统主流哲学的基础主义看作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坚持并希望扩展实用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他认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和演变的趋势,是向实用主义的思想和观点靠近。这在学理上证明了基础主义是站不住的。实用主义在哲学取向上以政治问题替代认识论问题,实现了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它拒绝寻求基础,包含着对于社会民主政治与哲学思考之间关系的认识。罗蒂对基础主义的拒绝,也是与他的政治信念相关的。     

后现代哲学的反基础主义与复杂性探索

反基础主义是后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倾向 ,与基础主义具有相反的意义。其主要内容有 :否定大叙事 ,拒斥形而上学 ,抛弃反映论 ,否认同一性。现代技术革命是复杂性探索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也为反基础主义的出现提供了重要条件。反基础主义与复杂性探索共存于同一社会文化之中 ,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为用与相互阻抗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 ,但它们既不互为基础又互不相属。     

信息技术与认识方式——兼论认知科学中的认识论信息主义

认识方式的演变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历史上的＂信息革命＂使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知识成果不断更新,尤其是当代信息技术更造就了人类认识的重大变化,认识被全面地＂信息化＂,即为现代信息技术所武装,具体表现为认识的网络化、计算机化、数字化等。在信息技术对认识方式深刻作用的背景下,导致了认识论信息主义的出现,而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使得认识论信息主义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从一种全面的认识论视野来看,需要合理地看待信息对于认识的解释功能,避免信息崇拜的倾向。     

浅谈近代基础主义认识论的特点

对一个无可质疑的知识的阿基米德点的追求使得近代认识论形成为基础主义的认识论,但在不同的侧面,基础主义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客观主义、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作为基础主义在某一侧面的反映,都与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有关,它们共同构成了基础主义认识论的特点。     

当代知识论中"知识的确证"问题

“确证”作为知识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 ,在 2 0世纪兴盛的知识论研究中成为核心的问题。本文从确证概念的界定、确证的性质、以及确证的标准、条件与结构等方面 ,考察了当代知识论的确证理论。笔者认为 ,确证从根本上说在于为知识命题 (信念 )的成立提供证据 (理由 ) ,这是确证论的实质性问题。至于确证的规范性 ,诸如认识的义务、可允许性 ,则是由其根据性派生出来的问题     

知识、知识论与怀疑主义

怀疑之于知识无疑具有显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认为西方认识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哲学家的怀疑精神,也使得西方哲学似乎一直是在寻求确定性的推动下向前发展。当代知识论中讨论知识亦遵从这种确定性寻求的内在机制,因此对确证问题的探究自然需要被置于怀疑主义框架之中。有鉴于此,通过对怀疑传统的考察,讨论当代知识论中怀疑主义对知识的意义与认识可能的错误,并尝试从确证的可靠性视角来消除怀疑难题。     

刑事公诉方式:复印件移送主义、起诉状一本主义抑或全案移送主义

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复印件移送主义不仅未能达到立法目的,而且孳生了其他弊端,到了必须修改的地步。在我国,若采行诉状一本主义,存在诸多的不合理性。相反,若适用案卷移送主义并辅之案卷移送与答辩状一并移送的方式,则能满足诸多价值。     

评绿蓝悖论的消除主义方案——与陈晓平教授商榷

针对绿蓝悖论,西方学界有代表性的解悖方案主要包括语言主义方案、贝叶斯主义方案和证伪主义方案。我国学者陈晓平教授独立地提出不属于三种方案的消除主义方案。根据该方案,绿蓝悖论所涉论证中某个牵涉证据陈述的前提并不成立。我们从两个方面提出批评意见,认为该方案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解悖方案。     

内在主义视角下的信念之谜

过去对于信念之谜的解决,没有特别注意相信者对于自己语言的理解和元语义学判定。如果考虑上述事实,即从一个内在主义者的观点去考虑信念报告,则要求相信者的说话者指称必须在报告内容的表达中有所体现,这样才能符合信念作为一种内在状态所本有的性质。通过明确报告句的前设,并根据这些前设,修改克里普克的去引号原则和翻译原则,即能以一种简化的形式,给出恰当信念赋予的条件。     

论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基础

苏联解体和中亚国家独立后，沉寂多年的泛突厥主义思潮在土耳其和中亚地区重新抬头，跃跃欲试，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泛突厥主义的能量究竟有多大？它的潜能如何？本文试图通过对它在土耳其的发展过程作一考察，并对它的社会基础作以分析和探讨，以便能较深入地把握它的发展脉搏     

论摩尔对怀疑主义的回应

当代知识论是伴随着怀疑主义的诘难和对怀疑主义诘难的回应发展起来的.知识论者通过回应怀疑主义提出的种种诘难,试图更为详细的回答“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并致力于完善知识论体系的构建.摩尔的常识实在论在对怀疑主义的反驳中有着鲜明的特色和重要的意义,文章主要论述摩尔对怀疑主义回应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