犁向西北:辽朝上京道农业发展轨迹

辽朝上京道的农业发展趋势基本上是由东南向西北推进,这与辽朝势力扩张的趋势大体吻合。其每一步发展都有背后的原因,或是为了解决对农产品的需求,或是为了平衡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或是镇守西北驻军的后勤供给需求。上京道的农业劳动力构成以汉人、渤海人为主,契丹人依旧保持游牧传统,这是二元制统治的具体表现。在契丹故地以及辽阔的西北路地区发展农业,不仅在辽朝初期满足了契丹民族对农产品的需求,而且保障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辽朝徒民置州考论

辽朝建国前后,在不断征讨四方的过程中,把周边民族或俘或徙,迁往契丹本土及其辽海广大地域上,措置州县,与契丹诸部杂居共处。辽朝徙民州县的建置,自太祖耶律阿保机始,至辽圣宗耶律隆绪末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除南京、西京两道沿革唐五代州县建置略有变通外,上京、东京、中京三道州县基本上是徙民所置。辽朝这种大规模徙民置州县,推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对辽代乃至中国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诸北方农业文明的兴起,辽代一国而两制的治国方略的产生及其北方民族区域文化的形成,无一不与徙民置州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辽朝佛教发展分期探赜

辽朝佛教发展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四个时期各有不同特征.其中,辽太祖、太宗时期为佛教的引入期,这一时期,辽帝通过开疆拓土,掳掠人口,将佛教引入契丹内地,并确立了佛教在辽朝统治家族中的特殊地位.世宗、穆宗朝为瓶颈期,此时佛教发展裹足不前.景宗、圣宗朝为上升期,辽朝佛教扭转被动局面,开始对周边政权佛教产生影响.兴宗至天祚帝时期为辽朝佛教发展的鼎盛期,辽朝佛教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辽代统治集团的特点及其结局

辽朝自太祖草创，继经太宗、世宗以来的发展和经营，终于在最宗圣宗时期谱写了北方民族政权建设的新篇章，这就是契丹族历代统治者遵循“因俗而治”的方针，将辽朝的国家体制塑造成一种南、北方政治体制兼存共治的局面。与此相适应，决定了辽朝统治阶级集团所特有的“蕃汉合一”的鲜明特征，反映了两种不同文明特质的人群所分别具有的不同的文化性格和传统基因，在共同的政权建设过程中所分别具有的微妙的感染力和历史影响，特别是在兴宗道宗时期这种影响已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的。终于为辽朝的覆亡，涂上了厚厚的浓彩。     

《辽史·地理志》杂识

《辽史.地理志》以五京道为体系,记述了辽朝自太祖阿保机至圣宗时百余年间州县制推行的艰难历程,并形成了太祖草创,太宗、世宗推广,圣宗、兴宗调整三个具有鲜明特征的高峰时期。辽朝百年州县制的推行经历了一个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亦反映了辽代民族融合、经济结构转变、一国两制政治体制的确立、社会的变革等诸多内容。     

论我国先秦文化的经世特征

处于我国文化轴心期的先秦文化具有显明的经世特征 ,这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从大部分形成于这个时期经孔子整理的《六经》来看 ,具有经世特征 ;二是从这个时期的儒、墨、道、名、法、阴阳等诸子来看 ,具有经世特征。大部分产生于文化轴心期的中华元典和先秦诸子是中国一切学术的源头 ,其经世特征对这之后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使之成为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     

辽代丧葬礼俗补遗——皇帝为臣下遣使治丧

有辽一代,每有高官显贵去世,辽朝的皇帝们大都要派遣临时使职官前往,处理丧葬诸事。诸如"总襄事"襄理丧事,护灵官礼送灵榇,敕祭使祭奠赙赗,"治攒厝"护棺督殡,"督营造"监凿茔穴,发引使执绋引柩,敕葬使主持葬仪,传旨官宣诏追封,等等。这表明,辽朝建国后,特别是到辽代中后期的圣、兴、道及天祚四朝,以儒家礼仪文化为重要构件的汉文化,已为包括最高统治者——皇帝在内的辽朝各阶层人士所接受。     

辽朝廉政监察研究回顾与展望

辽朝通过廉政监察制度的建立,维护了国家机制的正常、良性运转。辽朝的廉政检查制度的研究是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大体是围绕辽朝中央监察机构、地方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等问题展开研究。但在辽朝廉政监察制度的动态研究、辽朝监察官员群体研究上,体现出了薄弱性。综合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和多重视角细化对辽朝廉政监察的研究,并将其与辽朝多民族政权的稳固相结合显得尤为重要。     

民族交融背景下的辽代诗词

辽朝继承了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崇尚儒家思想,倡导“华夷同风”“华夷一家”。在政治上“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用科举制取士,以诗词赋为正科,从而形成了皇帝、贵族、士大夫阶层“志于道,言于诗”的局面,这也是辽朝诗词仅限于皇帝和帝后的特色。“澶渊之盟”后,辽朝出现了大量描写北方民族风土人情的诗词,这些诗词体现了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以及当时的民族融合。     

辽朝年节刍议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其年节习俗在保留传统草原游牧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中原年节的部分内容,使辽朝的年节充满了浓浓的契丹族风情,为中国传统的年节增添了新内容,使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体现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和融合。     

医巫闾山与辽文化

医巫闾山是我国著名的五大镇山之一,是先民对自然的感激与敬重的体现及其反映。九州的由来与九山的对应,五岳与五镇的演变,反映了医巫间山的镇山地位与影响。契丹人在医巫间山读书绘画,修身养性;修建陵墓,归葬名山;谒陵游猎,处理政事。辽朝设置显州与乾州,加强管理。医巫闾山成为契丹辽文化传播及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证。医巫闾山凝结着中原文化的诸多因素,也反映了契丹辽文化的重要特征。     

辽南京建筑文化特色与价值

辽南京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过度阶段,也是北京踏上都城之路的起点。统治者的易主、城市地位的改变,使之在建筑文化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内容与特点。本文从南京城建筑文化对前代的继承、建筑文化的政治性、多民族文化交融、寺庙文化、建筑技艺等方面,对辽南京建筑文化进行分析研究,梳理其内容、特点与价值。      

古代辽宁地区城镇变迁考论

据考古发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已经出现了古代城堡。燕、秦、汉时期,形成了辽宁早期的城镇体系。从魏晋一直明清时期,辽宁城镇经历了频繁的大规模的盛衰演变。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秦汉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辽朝前期、清代末期出现了四次建城高潮。古代辽宁地区的城镇,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而且与中原地区相比,多为中小城镇;多数城镇沿用了辽代城址,历史均在千年以上;但由于历史的动荡发展,古代辽宁城镇呈现出断代性发展的特点,城镇经济和文化多次经历摧毁后重建的过程,城镇布局也屡经变化,到清代末年才奠定近现代城镇的基本格局。     

山西历史文化村镇类型分析与特征研究

历史文化村镇的类型划分是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与发展的基础性研究之一。历史文化村镇的类型是对历史文化村镇特征的典型概括。对于山西历史文化村镇类型的研究,着重考虑到地形地貌、经济特点、文化特色等八个方面,建立山西历史文化村镇类型选择的模式体系,通过不同类型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山西历史文化村镇的典型特征。     

论朝阳南塔折射的辽代文化

朝阳南塔始建于辽代,是目前中国北方保留最完整的辽代砖石塔建筑之一。南塔的外部结构主要包括塔基、塔身、塔檐、塔刹四部分,南塔的建筑结构、形制特点是研究辽代佛教文化、经济生活文化、艺术文化的重要参考。朝阳南塔体现了辽代上承隋唐、下启宋代的契丹民族在佛塔文化上的诸多特色,比如辽代的宗教文化特征以及建筑文化特征等,南塔的建筑形制和雕刻艺术的特点是学术界研究辽代同一类型佛塔以及辽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实证。     

宋代浙东市镇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特征

宋代浙东市镇兴盛 ,工商业经济发展较快 ,其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日趋完整 ,居民结构、社区布局、社会管理和文化生活等方面逐步呈现类似城市的特征。市镇的发展 ,有力地推动了城乡区域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的变革。     

辽朝文化中心在南京（今北京）

辽王朝在境内设有五京,上京乃辽太祖创业之地,为辽朝政治中心。辽朝的文化中心却不在辽上京,在辽南京。根据有三：一、史书记载辽南京经济文化发达;二、《辽藏》工程浩大,约六千多卷,历时七十余年,雕造於燕京阳台山清水院（今北京西山大觉寺）;三、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一批辽代印刷品均为辽南京雕印。     

辽代天文历算成就浅论

辽朝疆域辽阔,声威远被,在科技文化方面也有建树。宣化辽墓中绘制的星图构图完美,以中国二十八宿为主,又明确采用了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概念,表现出中西合璧的性质,很有特色,反映了辽代天文学的成就。辽人精于天文术数之学,辽代的历算在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在当时比较先进,甚至优于宋历。辽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顺畅的联系,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辽代的天文历法自然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同时契丹中原文化也远播于中亚和西亚,甚至欧洲。     

城市主题文化视域的高铁新城成长路径--以苏州高铁新城为例

高铁新城在各地快速规划建设的同时也出现了同质化等倾向。基于城市主题文化推进高铁新城规划建设为避免高铁新城的同质化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城市主题文化是城市特质的系统性体现,是指导城市发展的整体性思维。城市主题文化的三个构成维度,即文化特质、文创产业和文化空间都对高铁新城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例如,苏州的城市主题文化既有苏州特征,又具有开放性、创新性和可塑性,这种城市主题文化对苏州的高铁新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高铁新城已成为大苏州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城市主题文化推进高铁新城规划建设,应以文化特质传承创新,文化创意产业培育和文化空间优化为着力点。     

壮族嘹歌与苏格兰民歌中思维原型对比研究——以壮族嘹歌之《三月歌》和苏格兰民歌之（The Twa Corbies）为例

壮族嘹歌和苏格兰民歌分别由壮族劳动人民和苏格兰劳动人民创作,充分体现了两种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壮族嘹歌是中国民间文学的瑰宝,《平果壮族嘹歌》已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格兰民歌是英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传。通过壮族嘹歌与苏格兰民歌中思维原型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壮人和苏格兰人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为壮族及壮族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