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层体系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重构

在当下刑法学界关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论争中,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因其富有层次感和逻辑性的构造深受追捧。但其能否成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重构的基石和核心,亟待司法实践的检验。     

论犯罪论体系的颠覆——从"四要件"转向"三阶层"

犯罪论体系在我国存在多种主张,四要件优势逊于劣势,三阶层利大于弊,在我国引入三阶层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于解决共同犯罪、排除犯罪事由、未成年人被利用犯罪、单一犯罪层次等疑难、复杂问题大有裨益.     

犯罪论体系定罪思维模式的诉讼考量——以三阶层式与四要件式犯罪论体系为考察对象

突破理论思辨的研究范式,将犯罪论体系的研究置于刑事诉讼实务中考察就会发现,由于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特点和任务的不同,具体的定罪思路也会存在较大差异。而无论是阶层式犯罪论体系还是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均只设定了一种较为固定的定罪思路,因此,难以完全与刑事诉讼中各个阶段的具体定罪思路相契合。相较而言,基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平面整合式的特点,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与刑事诉讼中的定罪思路契合度更高。因此,从诉讼实务角度来看,四要件犯罪论体系更具合理性。     

犯罪论体系的四要件与三阶层理论之争

作为我国传统犯罪论体系核心部件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60多年前由苏联引入至今没有进行重大修改。随着我国刑法专家学者对犯罪理论研究的深入,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之不足就凸显出来。曾占主流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已经无法发挥昔日稳定刑事司法局面的指导和检验功能。相比之下,三阶层理论的影响范围却越来越广,它在克服四要件说缺陷的同时还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点。对我国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既不能彻底颠覆,也不能全盘移植大陆法系模式。应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加以完善,最终还是要通过司法实践不断地对四要件理论进行改造适应完善,以便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撑。     

论正当防卫证明标准的确立——以阶层犯罪论为视角

正当防卫的证明标准是关系到正当防卫事由在司法证明中能否被认定成立的关键问题,而传统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已然不能够笼统指导正当防卫证明标准的确立。该问题的解决应当以阶层犯罪论体系为理论基础,寻求正当防卫区别于构成要件该当性证明标准的独立定位,并且结合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对象来完成正当防卫证明标准的确立。首先,由被告方负担正当防卫事由的初步举证责任,而这里的证明标准只需达到具有合理怀疑,并形成“争点”的程度即可;其次,此后举证责任转移给控诉方,其负责举证排除正当防卫事由的存在,该证明标准与指控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明标准相同,都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最后,与控诉方排除正当防卫事由证明步骤同时进行的也有被告方继续举证证明正当防卫成立的活动,而正当防卫最终成立的证明标准则是高度盖然性标准。     

论盗窃犯罪中价值认识错误

盗窃犯罪是一种常见犯罪。实践中对盗窃犯罪存在一些价值认识错误 ,常把盗窃犯罪的“数额”作为认定盗窃行为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关键因素 ,片面强调了犯罪认定的客观方面 ,忽视了行为人主观认识错误对犯罪构成的影响 ,从而背离了犯罪认定的主客观统一的原则     

人的不法理论与一阶层过失模式之证成

与故意犯相比,当下通行的两阶层过失模式在不法层面的判断脱离行为人,其在责任阶层判断主观预见可能性的做法,与新古典暨目的论综合体系将主观心理要素归入构成要件阶层的做法并不一致,有违体系判断的原则。为了克服两阶层模式的弊端,新进观点主张过失只存在于构成要件阶层的一阶层模式,但这一模式有混淆不法与罪责之嫌。在韦尔策尔教授的人的不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将个人能力引入不法阶层的彻底的人的不法理论可以为一阶层过失模式找到理论支撑,同时保持不法与罪责的划分。这种植根于德国学界的彻底的人的不法理论也有本土化的可能。     

假想防卫的错误类型再探

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中,假想防卫属于正当化事由的错误,与具体的事实错误、抽象的事实错误相并列作为事实错误的三种类型。国内刑法理论将其归入行为性质的错误,与对象错误、因果关系错误等类型同属于事实错误,但也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分类问题。从假想防卫的构造和产生原因出发,它应当属于抽象事实错误中的对象错误。此种情形下,阻却故意犯罪的成立。     

抗辩式犯罪论体系的构造与功能

抗辩式犯罪论体系,以犯罪要件与辩护事由的二层对合为基本构造。其深深植根于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普通法传统,契合了英美法系国家注重保护个人自由的政治制度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并在寻求实际问题解决的过程中稳定延续和不断发展。从犯罪认定的角度看,该种犯罪论体系具有确立定罪标准、反映定罪过程、分配证明责任、区分责任等级等方面的功能。同时,该种犯罪论体系能够在刑罚量定中起到制约国家刑罚权发动、限制自由裁量以及提供量刑依据等方面的作用。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观性

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人均具有直接故意的主观罪过,同时还具有明确的犯罪目的.每一商业贿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却积极追求并希望这种犯罪结果的发生.商业行贿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在商业活动中获取不正当利益,商业受贿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在商业活动中用职务换取财物.     

法人犯罪的构成理论研究

法人犯罪是当今刑法学界的一个热，或理论问题，法人犯罪的犯罪构成则更是聚讼的焦点。本文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上，认为法人犯罪的主体只有一个即法人组织；法人犯罪的故意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事前授意或批准型、事中同意型、事后认可型；法人可以构成过失犯罪；法人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法人成员以法人名义为法人利益并根据一定方式结合而实施的对危害结果具有共同原因力的作为或不作为。     

论向警予妇女运动之阶层分析

作为早期中国妇女运动的理论家,向警予发表了大量专门论述妇女运动的文章.她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妇女运动分为劳动妇女运动、基督教妇女运动和女权及参政运动,从而科学地指明了劳动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基础地位,奠定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方法论基础,成为推动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理论家和实践者.     

犯罪“故意”的学理分析——从一则盗窃案例小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明确以数额较小财物为目标实施盗窃而误盗数额较大财物,但实际违背行为人意志的,属于对象错误而非对象偏离,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盗窃罪犯罪故意。对象偏离不是客观要件错误,不影响行为故意的成立;而对象错误可能构成客观要件错误从而成为排除行为故意的根据。犯罪故意是指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一方面,犯罪故意在行为人的行为中,而不只是在行为人的头脑里。另一方面,行为人的行为是犯罪故意的表达过程与实现过程。对故意犯罪而言,主客观相统一,正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     

刑法典:犯罪论体系的根基

以往的犯罪论体系研究,是一种脱离犯罪论体系与刑法学其他重要范畴的关系而进行的孤立研究。犯罪论体系研究应是在照应其与刑法典的关系中进行。犯罪论体系是刑法典相关内容的理论整合,刑法典相关内容是犯罪论体系的实践素材。犯罪论体系并非完全被动地决定于刑法典,而是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刑法典,且能够集中体现刑法典的基本立场。犯罪论体系是一个将实体性与方法性、实践性与理论性融为一体的犯罪成立体系。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不能无视刑法典的存在及其内容。照应其与刑法典的关系使得犯罪论体系研究也是一种关系型研究。在这种关系型研究中,刑法典构成了犯罪论体系的根基。     

打击错误及其认定——对一起典型案例的学理分析

在中国刑法理论中应当明确定位与事实认识错误并列的行为错误。打击错误与因果关系错误、对象错误、手段错误具有本质区别。打击错误的归责必须符合逻辑,且与刑法理论体系相协调,对于打击错误,应当认定行为人构成意图侵害结果的犯罪未遂和实际侵害结果的过失犯罪(如果存在过失犯的规定的话),同时原则上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我国破产犯罪体系的构建——兼论破产法与刑法的衔接

新颁布的《破产法》规定了三类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破产犯罪行为,而目前我国《刑法》对破产犯罪的规定明显滞后,我国应根据国情,借鉴国外立法,构建我国破产犯罪体系。在分析我国现行破产犯罪制度不足及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本文从立法论的角度对破产犯罪定义、构成、实施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对破产法与刑事立法的衔接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兼谈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认识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社会任务的转变及阶级分析产生的思想混乱,要求我们在认识方法上实现从阶级分析向阶层分析的转变.这一转变,将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科学地认识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     

警惕控方的话语垄断——论犯罪论体系的变革

犯罪论体系不仅是法官定罪的工具,更是控、辩、审三方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共同使用的话语工具。相比于国外的犯罪论体系而言,我国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赋予被告人(辩方)的话语权较控方明显薄弱,从而形成了控方的话语垄断。因此,要回应刑事司法实践的需求,消解控方的话语垄断。犯罪论体系的变革必须考虑犯罪论体系的去政治化,重视被告人(辩方)的需求,赋予其更充分的话语工具,切实保障被告人(辩方)的合法权利尤其是辩护权利。     

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以不同犯罪论体系的比较为视角

德日犯罪论体系自身的逻辑缺陷、英美犯罪论体系独特的刑事诉讼模式,以及这两种法系所具有的"定性不定量"的法律文化传统,都决定了这两种犯罪构成体系不可能被引进或作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改造的范本。立足于我国自身的法律体系,在正确理解我国犯罪构成各个要件尤其是犯罪主观要件内涵的前提下,对我国犯罪论体系加以适当完善是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应有出路。     

论具体打击错误的处理方法——法定符合说之选择

具体打击错误是结果错误,根据行为人对结果的不同心态,具体打击错误分为故意打击错误、过失打击错误、意外打击错误。具体符合说仅仅解决了过失打击错误类型,不当缩小打击错误成立范围。法定符合说遭到具体符合说多方面的指摘。指摘的实质是认为法定符合说将行为人过失认定为故意,这是对法定符合说的误解。法定符合说具有处罚全面、处罚合理、符合裁判实践、贯彻积极的一般预防等优势,应当提倡。另外,教唆犯错误、间接正犯错误、误杀近亲属案件也应当采纳法定符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