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发展与商人社会责任关系的历史研究——基于明清扬州徽商捐输活动的考察

徽商是徽州商人的简称,又称为新安商人。本文以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为个案,以扬州徽商的捐输活动为对象,探讨明清徽商的商业道德。由于文化传统积淀和社会形势变迁,徽州商人发展出内在超越性的伦理精神,成为善举的动力和源泉。     

徽州民间信仰研究的一部新作——读《明清以来徽州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研究》

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徽州文书的大规模发现与徽学研究的逐步兴起,无疑是对这句话的绝佳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举凡徽州商人、宗族、理学、土地关系、佃仆制度、教育诸问题,均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近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与研究理论的不断创新,徽州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对于明清时期徽州民间信仰及相     

以古鉴今:论当下商人社会责任观的重建——以宋代商人的社会责任观为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商人社会责任缺失的时期,重塑商人形象,重建商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势在必行。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商业繁荣,商人阶层扩大。宋代也是中国古代商人社会责任观增强、完善的时期,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宋代商人秉持以"诚信为本"、"经世救民"、"忠心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等社会责任观。认真分析宋代商人的社会责任观,对当下商人社会责任观的重建具有借鉴意义。     

歙砚,集徽文化之大成者

正歙县是古徽州所在地,是中国徽文化的精髓所在地。中国文房四宝有"徽墨、湖笔、宣纸、歙砚"之说,歙砚一直被视为文房四宝的嫡系正宗;徽州最著名的手工艺是"徽派三雕",而歙砚便是其中石雕的代表。"一生痴绝处,无梦到歙州",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徽州是一个难以割舍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保存最为完好的徽派文化,更有"文人之宝"的歙砚。一方小小的砚台,走南闯北的徽商把乡情寄托其中,灰瓦白墙的     

“以古文解诗”的内在逻辑——以清初徽州士人杜诗评点中的“古文之法”为例

清初的徽州士人及清中后期的方东树都以"古文"的视角解析杜诗并从中发现了多种"古文之法"。事实上,徽州士人所谓"古文之法"的基本内涵是:局部性地打断句子内部、句与句、章与章之间平顺晓畅的意义关联,从而避免平铺直叙的表达方式。意脉理论是"以古文解诗"的理论基础:"古文之法"之所以能被引入诗歌,是因为它适应了构建网络型意脉的需要。通过与方东树的对比可知,从"古文之法"中发现"言外之意"是徽州士人"以古文解诗"的特色,而清初杜诗学"赋兼比兴"的学术观念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商人阶层的崛起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被"贬之日末务",商人也位于"四民"之末,士农工商的地位归序似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亘古不变的模式.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商战"呼之欲出,商人团体相继成立,商会诞生,商人政治意识提高并且对政治广泛参与,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人阶层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迎来了清政府自上而下的重商措施的出台.清延设立商部以指导商人组织,制定商律以规范商人行动,颁行一系列工商的法规以奖商恤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社会舆论开始从抑商转为誉商,商人在社会上广受赞扬,官员也开始纷纷投资经商.所有这些,促进了中国新的绅商阶层的形成,并进而带动了整个商人阶层随之崛起.     

唐代商人入仕途径考析

唐代商人入仕与前代相比较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入仕多门。唐前期商人入仕途径主要有捐献财物、出任"斜封官"、以捉钱令史入仕、告密及受人提携而入仕;唐后期商人则可以通过"私觌官"制、朝廷卖官令、军功、科举、方镇辟署以及贿赂等手段跻身仕途。唐代商人入仕途径的演变既反映了唐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彰显了他们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入仕特色。     

徽墨余韵

正很多人到黄山,都是冲着山色;而有些人执着要去拜访的,则是徽墨的故乡——黄山市下属的徽州区。以前,徽商兴盛时,徽州是整个皖南,甚至安徽的代名词。如今徽派文化难以望黄山相背,于是二者的主从关系便自然而然易位。清代歙县的制墨大家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并称徽州"四大墨王",特别是曹素功,把徽墨推广到上海、苏州一带,为徽墨带来巨大荣誉,因而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之称。后来,曹素功墨庄从徽州先迁往苏州,后至上海,传承了几十代后成     

隋倭关系新考——以《异国牒状记》的记载为中心

<异国牒状记>是围绕古代外国使节来朝奉呈国书时,是否返牒答礼而调查并列举先例旧惯而作成的,是一份尤为重要的外交资料.其中有关隋唐时代中日往来的记载,与国内和日本的史料可以对应,所载内容基本可信.隋倭通交路经朝鲜半岛,较为便利.594年隋朝牒状至日之事,当与佛教在日本的日渐兴起有关,隋倭通交采取的形式是"佛教外交".     

请客户毁约

商道在"谋",但有时明明白白地"不谋"反而赢得更轻松。岛村芳雄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富商。他原来是一个做小规模批发生意的普通商人,干了几年以后,他看到周围的很多商人都因为诚信博得了同行们的尊敬,渐渐体会到诚信在商业交往中的作用,于是就想出一个赢得信誉的好方法。     

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

本文通过对唐宋之际陶雅徽州重税原因进行考辨后认为 ,徽州重税并非是因为当时的刺史陶雅欲取宠节度使杨行密 ,或是迫于军事需要的加征所导致的 ,而是受到税制变迁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的。徽州重税真正沉重不在正税 ,而在杂税上。     

“独狼”钟睒睒:玩广告的卖水大鳄

正他是人们口中百亿隐形富豪,他是农夫山泉、养生堂背后低调孤傲的浙江商人,他是中国企业家中最会"玩广告"的卖水大鳄,他叫钟睒睒,一个沉寂在富豪榜隐秘地带的创业者。钟睒睒做过泥水匠,做过记者,最终成为商人。他种过蘑菇,养过鳖,卖过水,有创意,懂策划,更会营销,商业风格独具一格,被人们称为"独狼"。     

唐代商人婚姻发微

唐代士族与新兴贵族均不屑与商人结为婚媾,表明商人与社会上层联姻之难;中唐以后民营妓馆日趋兴盛,娼妓随之渐趋向近代意义的妓女转化,商人在与娼妓通婚的同时也彰显了自身之贱;在以上商人婚姻两股细流而外,与地位相同或相近之人联姻则是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婚姻的主流。唐代商人婚姻状况是商人阶层弹性较强的体现之一。     

犹太画家和日本商人

生意场上每一次都是第一次。有个日本商人请一位犹太画家上馆子吃饭。坐定之后,画家便取出画笔和纸张,在等上菜之际,给坐在边上谈笑风生的女主人画起速写来。不一会儿,速写画好了。画家递给日本商人看,果然不错,画得形神毕具。日本商人连声赞叹道:"太棒了,太棒了!"听到朋友的奉承,犹太画家便侧转身来,面对着他,又在纸上勾画起来,还不时向他伸出左手,竖起大拇指。通常画家在估计各部位比例时,都用这种简易方法。     

我国商人登记制度之检讨与重构

商人登记在商法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直接决定着商人人格的确立。当前我国的商人登记立法存在着诸多问题，改革的方向是制定统一的商人登记法，由商主体主营业地工商机关对商人进行登记，继续坚持强制登记主义等。通过这些改革措施，重新建构我国的商人登记制度。     

从商书看清代"坐贾"的经营理念

由明清商人根据自身的经商实践体会撰写的各类商业用书,当最能切实反映这一时期商人自身的思想意识及经营理念.<生意世事初阶>和<贸易须知>做为清代商书中论述全面、最具代表性的"坐贾"入门指南书,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清代江南地区"坐贾"的经营形态与经营理念,其对店员(学徒)的严格培训、灵活多变的经营方针、诚信为本、顾客为重的经营原则,妥善处理劳资关系的指导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市场经营仍不无启迪.     

试论开元天宝以后的长安商人与禁军

本文考察了开元天宝之后长安商人与禁军的诸种关系。认为:开元天宝以后,募兵制的兴起,行贿之风的盛行,为商人进入禁军提供了可乘之机;禁军所独有的优越地位,以及商人出于提高其自身社会地位,逃避赋税等方面的考虑,也是商人混迹禁军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认为,大量商人混迹禁军,从而导致了诸多不良影响,削弱了禁军的战斗力。     

论于慎行的工商业与消费思想

于慎行是晚明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工商业与消费思想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慎行积极肯定商人的地位,高度评价工商业的作用,主张予以切实的保护和扶持。于慎行提出藏富于贾的观念,批评封建社会的严法苛令,强烈抨击封建君主剥削掠夺商人、摧残工商业发展的行为,对于当时江南地区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于慎行以四时比一代之气,意识到明朝经济正由盛转衰,物力大诎。于慎行虽在私德上肯定节约,但更反对一味禁奢,主张通过公家的"贸易"、"营为"来促进社会游闲人员的就业,同时积极引导商贾和达官贵人的消费,并鼓励适当的休闲游乐。     

论《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

蒲松龄结合自己的人生际遇,参照明清时期商人的现状和通俗文学作品中的商贾形象,塑造了三类各具特色的商人形象:诚实本分的小贩,道德败坏的奸商,重义轻财的儒商。从这些商贾形象可以看出蒲松龄对商业和商人的认识是正面的,同时,不难发现《聊斋志异》里的商人也具有缺乏自信心、自主性、个性不够鲜明的特点。     

信心企业的软核心能力

这样一个小故事：三个商人被困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这时，上帝突然出现了，并且许诺满足每个商人一个愿望：第一个商人要上帝给他一口袋金币，第二个商人要上帝带他走出沙漠，第三个商人则要上帝赐给他信心。结果第一个商人原本精疲力竭，在增加了一袋金币的重量后，不久就累死在了沙漠中；第二个人被上帝送出了沙漠；第三个人凭借上帝赐予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