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统治者的重民思想及利民施政

五代时期,吴越国统治者具有较鲜明的重民思想。他们将民众利益作为用兵施政的重要依据;有时候将民众利益看得比自身利益更重要;中下层统治者勇于为民请命。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失民心者失败的现实启迪以及对民众疾苦较深切的了解,是吴越国统治者重民思想的来源。在重民思想的指导下,吴越国实行了一系列的利民施政,为吴越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抗日根据地乡村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

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政权建设是民主革命时期我国政权建设的成功范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是:第一,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并通过实行一系列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核心的措施,形成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第二,始终将推行民主选举作为建设乡村政权的基础工作,通过开展细致而充分的宣传动员工作和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原则,让民众直接参加选举,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第三,把发动和组织民众放在重要位置,将民众组织起来,创造乡村政权的组织基础。第四,把加强民众直接监督置于重要地位,约束乡村干部行为。     

从今村荣治的《同行者》看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形象

本文以伪满时期在东北朝鲜人作家今村荣治的《同行者》为研究线索,通过今村荣治《同行者》中的主人公申重钦与日本人结伴同行的语言和心理描述,探讨当时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朝鲜人以及中国人形象,同时,试图通过该文了解当时中国东北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状况,进而可以看清日本统治者打着"五族协和"旗号欲占领中国东北的强烈欲望的嘴脸。     

杀人偿命与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理念探析

刑罚存在的价值之一是满足民众的报应诉求.报应诉求与其说是基于报应,不如说是基于功利;报应诉求既是基于正义观念而产生的情感要求,也是基于安全需要而产生的防御要求.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报应诉求在内容上的渐趋轻缓化,必然导致刑罚的轻缓化.对杀人者的报应诉求不同国家会因政治、宗教、文化等的差异而有很大不同,就杀人行为而言,满足民众的报应诉求并不一定意味着死刑,"杀人偿命"只不过是对杀人行为的一种报应诉求而已.由于"杀人偿命"这一针对杀人行为而产生的报应诉求,在我国民众中普遍而强烈地存在着,因此现阶段不能完全废除死刑,只能保留和限制死刑.既然是"杀人偿命".那么基于此报应诉求的死刑也仅适用于非法故意致人死亡或伤残级别较高的重伤的犯罪,对财产犯罪等非侵犯人身权的犯罪理应废除死刑.     

汉代牛酒赐予现象新论

汉文帝即位伊始,出于维护皇权的考量开始将民爵与牛酒一同赐予百姓。统治者在赐民爵的同时举行饮酒礼,以期厘定新的等级秩序。汉武帝在位时期,通过对外战争掠夺了大量的牲畜并扩大了牧场面积,为汉王朝的畜牧业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宣元之际,这些被俘获的牲畜很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牲畜老病问题。因此统治者进行了高频率的牛酒赐予。王莽时期为了与汉王朝划清界限曾一改牛酒赐予故事,对民众赐予羊酒。东汉以降,随着现实状况的变化,统治者再也没有能力进行频繁且大规模的牛酒赐予。     

论工业化时期英国的民众抗议骚动与政府治理策略

工业化时期英国民众抗议骚动频繁发生,遍及英国各城镇和乡村地区,其形式多样但都很少针对人身进行攻击。这一时期英国民众抗议频发受到英国悠久的自由和法治传统、经济困境及社会不公和不完善的国家机器等综合因素影响。骚动作为普通民众表达声音的主要方式,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安抚、仲裁和镇压的多重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     

北京市民众关于电信诈骗防御能力研究

2009年,北京市民众遭遇电信诈骗的损失高达3.2亿元。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市民众对电信诈骗的防御能力评估调查"。通过研究发现:青年人和中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防御能力增强,40～49岁达到顶峰;50岁之后年龄越大,防御能力反而越差。人们的防御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及收入均成正比。防骗知识与信息的欠缺容易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建议有关部门下一步的预防工作重点应放在防骗知识的普及方面,以巩固前期取得的良好成果,使得民众在思想上、知识上都具有抵御诈骗行为的"免疫"能力。     

俄罗斯东正教的社会整合与道德教化作用研究

俄罗斯是一个有着深刻宗教情结的民族.东正教作为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俄罗斯民众的意识里,浓浓地融入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中,深刻地影响着俄国的历史与现实.为实现国家统一并加强皇权,以君权神授为宗旨的基督教作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被罗斯统治者"请入"罗斯.至此,无论是在鞑靼蒙古人入侵时期,还是在第一、二次卫国战争等俄苏历史的紧要关头,俄罗斯东正教均发挥了其社会整合与道德教化作用,并在促进国家统一、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凝聚民族精神、规范民众道德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历史贡献.     

中国慈善事业的监管体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很快,各类慈善组织积极踊跃地参与到各类社会服务中。但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一些慈善不端行为也逐渐显现,伤害了民众的慈善感情。为进一步保护民众的慈善行为,激发民众的慈善意识,规范慈善行为,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就成为当前慈善事业发展迫不及待的工作。     

"华夷一家"与新"大一统"

一、<大义觉迷录>:"华"、"夷"新辨 顺治、康熙两朝,虽对满、汉冲突多有调节,却终究难以消弭传统"华夷畛域"的文化与心理区隔."华夷之辨"观念下,汉族民众反清复明运动的涌动,成为危及清初统治的重要隐患,康熙帝晚年就曾担忧王朝的统治"若有变动,或在中国(指中原内地--引者注),蒙古断无此虑"[1].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数年后发生于雍正六年(1728)的曾静案,就为此作了极好的注解.不过,这次事件也为清朝统治者对传统"华夷"观念进行新的审视与自我表达,创造了契机.     

厅官互相举报“连环套”

正对于朱泽君的落马,广东官场并不意外,一些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甚至以"尘埃落定、曲终人散"来形容。在他们看来,围绕着朱泽君,一场持续数年的官场争斗终于落下大幕。3月20日,新华社从广东省纪委获悉:广东省工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朱泽君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朱泽君被调查源自一封举报信,而这封"实名举报"信的"幕后推手",却是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正被纪委调查的他,急于扰乱办案方向,顺便将早已势同水火的对手置于死地。     

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人北上刍议

民户大迁移是魏晋南北朝重要的历史特征,除了西北少数民族内徙和"永嘉丧乱"后北民南迁,实际上还存在南民北迁的情况。按北迁南人身份、地位上的差异可分为宗室成员、大族士人、下层民众,而促使其迁徙的动因则各有不同。北方统治者在不同的政治、军事态势之下,对各类北迁人员有不同的处置方法。这一时期的南人北迁,不仅增强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更是南北之间由相互敌视、冲突转变为彼此认可和接纳的重要推动力,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中华一体"观念的出现有着重大的影响及意义。     

“谣盐”背景下居民的行为反应及其心理分析

2011年初,"日本核泄漏"引发的"食用碘盐可以防辐射"谣言短时期内在内地蔓延,出现了不少地区的"食盐抢购风"。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运用心理学质性研究方法中常用的"扎根理论",对300名居民进行了实证调查,以了解"谣盐"背景下民众的行为反应及其心理成因。研究结果表明:面对谣言,少部分的人因恐慌或从众心理而出现了抢购行为,大部分居民对谣言具有较好的鉴别力;个人经验对谣言的判断起调节作用。     

与梁衡论道(之四) 来自人民的权力就要为人民服务

<正>记者:一心为公是官德的第一要义,在此基础上,如果再进一步思考,那么"公"又是从哪里来呢?再进一步延伸,一心为公到底是为了谁呢?梁衡:现代政治学认为,"公"是从民众那里来的,"公"是民众的代表。"公"稍为抽象,而"民"则是具体的、实在的。所以,在日常的行为实践中,官员一心为公,又常常表现为一心为民。不仅如此,"官"和"民"还     

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不难发现已出现了重大差异,而日本人的"中国认知"也既复杂又矛盾。中日相互认知存在着巨大对立,双方国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以负面评价为主。中日关系已基本完成了"止损阶段",今后需要为实质性的改善营造条件,推进中国民众"日本认知"的更新,同时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并尽可能地让中日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两个领域继续得到发展和管控。     

《儒林外史》中工部大堂刘大老爷和中山府烈女的来源

作为明代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儒林外史>直接写到了许多明代的真实人物,如朱元璋、朱宸濠、王冕、高启、李梦阳、何景明等,都是以真名实姓和真实经历进入故事文本.此外,吴敬梓还以一种间接方式写到一些明代的真实人物.在<儒林外史>本文中,这些历史人物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并未直接写到其姓名的全称,使读者容易误解为作者虚构的人物,而实际上作者又在文本中留下了种种线索,循此线索进行抽绎,具可按迹循踪,找到真实的历史人物.这其中就有"工部大堂刘大老爷"(第七回)以及"中山府烈女"(第三十六回)等.我们认为"工部大堂刘大老爷"当为刘大夏,"中山府烈女"当为徐妙锦.     

“中国梦”的相关理论及实现路径探究

为了增进民众对"中国梦"思想的理解,有必要对"中国梦"的相关理论进行认真梳理和研究,科学阐释、廓清"中国梦"的思想渊源、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当代意义及实现路径,有助于民众正确认识"中国梦"战略思想的重大意义,激发民众的豪情壮志,进一步勇敢地克服困难、开拓创新,助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信访法律文化与和谐信访的构建

从信访角度重新审视<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可以发现基层民众难以割舍的"面子"问题、息事宁人的妥协态度和追求公正的法律精神.当代信访文化的问题在于民众法律意识尚未普及、国家信访法律制度尚未完备,以及群众信访法律行为尚欠理性等迫切需要解决的3个问题.要构建基层和谐信访,解决信访问题,工夫应在信访工作之外,走法治化的道路,实现信访工作信息网络化.     

民众意识抑或舆论话语——民谣的民众性论析

针对当今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学研究中把民谣视为"民间创作"和"民众意识"的倾向,本文从古代民谣在典籍中的呈现机制着手,把民谣看作是一种社会舆论和话语形式,通过对其产生和运作机制的考察,揭示了民谣的民众性实质民谣的创作者往往是社会的精英而并非仅仅是"民众";但民谣的传播和作为社会舆论功能的实现却离不开民众.因此,古代民谣具有互为悖论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它作为民众的主要话语形式实现了民众的社会表达;另一方面,社会精英也掌握了民谣这一话语形式并利用民众传播来操控社会舆论.     

司马迁的义利观对“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启示

司马迁的"义利观",一是认为利是义的物质基础,强调物质利益活动的社会基础地位;二是认为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利诚乱之始",强调统治者应轻徭薄赋,清明廉政;三是认为致富要走正道,富者应多行仁义;四是鼓励并赞赏不计贫富、舍身为国、行侠仗义的行为。司马迁的"义利观"做到了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它对于我国当前提倡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