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资本与个人收入 ——来自CHIP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和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究竟总体上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这是一个需要进行经验检验的重要问题。采用1995年和2002年CHIP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一方面教育和家庭社会资本对于个人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另一方面教育对于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弱化效应。这意味着,家庭社会资本较低的个人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而在社会层面,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垂直流动和社会公平。     

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两类,对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健康变量的情况下,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均对农村老人健康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结构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村老人的身体活动和积极心态进而影响老人的健康评价;积极心态在社会资本影响老人健康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身体活动。为充分发挥社会资本这一非制度性因素对老人健康的促进作用,需进一步提升农村老人社会资本的积累,注重农村地区信任、互惠和互助等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建设。     

社会资本、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

社会资本与宗教信仰会对个人与家庭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3年在全国范围的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社会资本与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更大;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所在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会显著增加约3个百分点;同时还发现,农业生产经营会对农村家庭创业产生"挤出效应";风险爱好型受访者所在家庭更倾向进行创业。     

社会资本、抗逆力与留守儿童的教育获得——基于7省“农村中小学生发展状况调查”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4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现状调查课题组"在7省(自治区)开展的农村中小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数据,文章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留守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抗逆力在多个维度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水平会直接影响其学业努力程度,但未对其教育期望和辍学意愿产生直接影响;抗逆力同时在家庭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学校社会资本和朋辈社会资本对教育获得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较高的家庭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学校社会资本和朋辈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留守儿童的抗逆力程度,间接影响其学业努力程度;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发挥着不同程度的正面效应,其中学校社会资本和朋辈社会资本具备互补作用,前者是留守儿童学业努力、辍学意愿的保护因素,后者是教育期望的保护因素。     

社会资本异质性、融资约束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

采用2014年CFPS微观调查数据和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异质性、融资约束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融资约束依然存在,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缓解。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约束与多维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总体社会网络规模、邻里信任、政治关联性组织参与显著降低了家庭融资约束和多维贫困概率;干部信任显著降低了家庭融资约束概率,而亲戚交往显著增加了农户融资约束概率。社会资本与融资约束交互影响农户多维贫困,但存在差异。家庭社会网络总体规模、政治关联性组织参与两类优质社会资本介入显著抑制了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而亲戚交往联络进一步强化了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     

家庭文化资本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五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情感能力是幼儿未来生活和学习成功的重要因素。家庭是幼儿成长的第一课堂,在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笔者以四川、新疆、广西、云南、陕西4325位幼儿家长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家庭文化资本和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现状,并探析家庭文化资本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家庭文化资本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并可以正向预测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不同水平的家庭文化资本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及各维度具有显著影响。研究建议：家庭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不断提升家庭文化资本水平;幼儿园要深入推进家园合作,为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提供教育支持;政府部门要建立补偿性教育机制,弥补处境不利儿童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     

差异化的中国“美貌溢价”

通过匹配CFPS2018年数据库中的受访者外貌评分,选取颜值指标并将其与微观数据匹配,利用Stata工具实证研究颜值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颜值对个人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颜值对女性的影响程度大于男性,但是颜值对于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受访者而言,作用并未增强。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偏误后,颜值对个人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颜值可以通过增强社会信任和提高互联网使用频率促进个人收入增长。     

社会网络对农村妇女干部职务升迁的影响研究——基于对广东省村“两委”女干部培训学员的抽样调查

为了解社会网络对于农村妇女干部职务升迁的影响效用,以广东省316位村两委女干部为抽样样本,分析了人力资本、先赋因素、初始地位、政治资本、社会网络资源和实际使用的社会资本各项自变量对女村干现任职务级别的影响,以及这些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网络与职业提升之间存在着因果效应;社会网络的质比量更具重要意义;教育程度、年龄、党员身份、家庭背景等因素不仅对女村干职职务升迁有着程度不一的影响,也会对女村干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和社会资本状况产生作用。在推进农村妇女参政中,应正视社会网络对提升参政机会和层级的积极作用;同时警惕社会网络对女村干职业发展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